（二）电话影响了现代社会关系的建立
电话是一种双向交流工具，它促进了社会交流，加强了社会关系网的联络，并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电话在美国的高度发展正是美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内向社会（inner‐directed）转变的时代（Riesman，1956）。Riesman的内向社会的特点包括：职业的分工、更多的选择、大家庭的衰落以及孤独感等（Riesman，1956）。这种特点使得个人更需要相互交流和依赖。因此电话成了这种日益内向化社会的一种交流工具（Yang，1990）。杨伯溆认为电话是与工业化过程相联系的。
固定电话社会需求有两个关键条件：一个是市场经济：它需要有关市场、产品、服务和价格的大量信息；另一个是劳工群：它需要可维持公司在任何时间都可进行生产和销售的劳动力数量。这两个社会条件都刺激了社会对电话传播的需求。前一个需求是用于企业信息交换的；后一个是为了建立和维持一个支持个人情感的社会网络。于是，电话成为工业化过程“不可替代”的用具。
（三）电话赋予个人更大的自由与权利
这种技术的自由与赋权观点是媒介技术进步主义和媒介技术乌托邦主义的主流观点。电话使人民有更大的自由来进行人际交流，并相互合作来组织社会行动（Cherry1977，124）。Dordick认为电话是一个实现横向平等交流的工具（Dordick1983，12）.正如Pool所说，电话“增加了人的自由”（Pool1977，4）。
然而上述几点都没有点明这种人际交流的通讯技术对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电话最本质的现代意义是赋予了从事传统生产的人们（农民、小手工业者等）做生意的自由，是经商活动的加速器。它的使用，降低了从事商业活动的通讯、交通和交易成本，扩大了商业信息交流网络，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们从事经商活动的门槛，使他们得以从事商业贸易经营活动，甚至进入国际贸易市场。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手机作为电话的第二代人际通讯工具，对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深刻影响。手机首先是人民摆脱贫困的一个钥匙，它赋权给广大人民更大自由从事经商活动，从而改变自身的贫困状态。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认识到我们这个手机使用与企业家活动的研究的意义。
四、手机使用研究与企业家
移动电话技术最初是为了商务使用发明的（Castells等，2004）。
根据Castells等人的综合研究（2004），在世界范围内，商业用户在手机服务中占据较高的市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菲律宾拥有众多的商业用户。然而，在传播领域手机使用研究中，仅有少量的研究关注个体商业人士手机使用模式。这些与手机的商业使用相关的研究大体上侧重两种理论类，一种是生产力理论，另一种是使用与满足理论。
生产力理论认为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引进和运用，人们具备了更快、更多或以更低的成本去完成某件事情的能力（Donner，2006，5）。
这些研究认为，信息传播技术降低了信息搜索成本、谈判协商成本和监督执行成本。Norton（1992）发现打电话减少了交易成本并为外出的用户节省了时间，他认为，一种电信业的基础设施可以有效地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并为宏观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同样，James（2002）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以及Katia（n.d.）对巴西电信和经济的研究都得出了与Norton相似的结论。Leff（1984）也指出，电信同时降低了搜索信息的固定成本和参与不同市场的可变成本。
一些针对商人手机使用的研究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Samuel，Shah和Hadingham（2005）强调手机技术对南非、坦桑尼亚以及埃及的小型企业的重要性。它们的研究对手机技术增加商业收益的结论起到支持作用。Donner同样发现卢旺达的个体户使用手机来改善生产力和给自己带来便利（Donner，2004）。此外，他指出商人对手机的使用有一个从商用到私用转变的趋势。同样，在Goodman"s（2005）对南非和坦桑尼亚的研究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人们手机使用更多的是用于管理和维持已有的紧密关系，如家庭关系，而不是用来发展弱关系。
手机的使用与满足原理研究主要侧重于使用者的行为和产生这些行为的动机，特别关注于他们如何或为什么使用固定电话和手机（Wei&；Lo，2006）。Keller（1977）和Noble（1987）的研究皆把电话使用归纳为两个方面，本性满足和工具性满足。本性满足包括社交电话、聊天、家庭内部联系与获取安全感。工具性满足包括做生意、预约和获取信息。他们的结论指出，绝大多数使用者利用电话技术进行本性使用而不是工具性使用。综上所述，电话技术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帮助人们社交，尤其是维持社会关系网的本性工具。
Wei&；Leung（2000）与Wei&；Lo（2006）两个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许多有用的参考。Wei主张，使用与满足理论对手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因为该理论认为，用户个人的差异引起了每个用户寻找不同的媒体并分别运用它们。换句话说，使用与满足理论提出了一种以使用者为中心的观点，它强调个人在使用媒体技术来满足自己特殊需要的能力。不同的人群按照他们各自的利益与需求，对媒体技术的使用也有所不同。在其中一个研究中，Wei&；Lo（2006）把手机使用的满足诉求归纳为六种：信息查询诉求、社交诉求、感情诉求、时尚与身份诉求、移动性诉求和易使用诉求。对于与商业有关的满足诉求，他总结商人的手机使用归因于满足工具性诉求，即信息查询诉求、移动性诉求和易使用诉求。
另一个与手机的商务使用相关研究是Ling（2004）的研究。他发现商人运用手机技术使自己的生活更有效率。他们在行车中打电话，他们在交通站点中使用手机，他们运用手机来扩大他们的社会网络。
与上述流行的两大理论框架不同，本研究是从媒介技术社会构建的理论探索手机的使用，重点是放在商业用户是如何构建手机的社会角色这一主题上的，因为手机已经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商务运作融为一体。生产力理论和使用满足理论或许都有它们的合理性，商人使用手机来满足自身需求和提高生产力，降低成本和扩充市场等工具性需求。然而，由于商人每天对手机的高频率使用，新的社会行为会逐渐产生；一方面，作为传播工具的手机影响着商人的行为，另一方面，商人的一些社会特征也会表现在他们的手机使用上。因此，构建一种新的、不同于以上两种生产力理论和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理论框架是十分必要的。
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审视手机、使用者与社会情境三者之间互动的复杂关系。满足理论的缺陷之一就是没有对个人心理和社会需求的形成做出解释，而这是促使任何媒体使用的第一步（Zhu，2004）。
换句话来说，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理论忽略了技术在交流互动中的作用以及人机互动的社会环境。另外，使用与满足理论在解释人与媒介技术的互动关系上过于简单化，特别是不能充分地解释使用者与他们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媒介工具的复杂关系，尤其是手机的使用关系。
需要和满足可能是接纳手机技术的最初动机，但是，在与使用者日常生活的融合当中，手机的新的社会角色和意义被不断地创造出来。因此，为了更清楚地阐述这种人机互动关系，可以引入两个新的正在形成的理论，赋予（affordance）理论和驯化（domestication）理论作为补充理论。
赋予理论最早出自Gibson"s（1977）的文章“赋予理论”，提到是个体在其所在环境中有可能表现的行为。Hutchby（2001）把这个概念带入传播学研究（例如电话研究），来强调传播技术拥有的为满足用户需要的特性。他认为，不同的技术都拥有一系列内在的赋予性，这些赋予性限制了用户对它们的使用，但是“某个技术的全部赋予性是不可能马上就被充分认识到的”（Hutchby，2001，28），最合适的用途往往最晚被发现出来（Hutchby，2001，28）。在对电话的研究中，Hutchby探讨了电话的社会功能是如何在它发明后改变的，技术的赋予特性如何影响和改变了社会关系。他发现电话的技术赋予特性带来了人们对空间和身份认同的新定义。
驯化理论最早是由Silverstone&；Hirsch（1992）提出用来研究家庭用户传播信息的使用。该观点强调技术用品在互动中是怎么被改造的。认为技术用品必须经过一个被“驯化”与被“培养”的过程才适合家庭用户的日常生活（Silverstone&；Hirsch1992）。Katz（2003）对驯化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技术首先被发明，随后逐渐进入，并慢慢融入用户的日常生活。然后，技术的功能与服务开始影响用户和技术品的使用环境。最后，用户对技术的全面适应为技术带来了反馈信息并影响技术的未来发展。该理论总体上反对技术控制人类的观点，强调用户可以把技术“驯化”和“培养”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能力（Katz&；Sugiyama2006）。
上述两个理论为传播技术的社会构建理论指导框架提供了补充性的视角。赋予理论侧重手机的技术特征如何为用户提供一些新的使用、新的认知以及开拓这些新使用、新认知的可能性；驯化理论则为研究用户“驯服”和“培养”技术品，并使之融入日常生活的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本研究中，手机和企业家处于一种高度互动关系中，正如Jean（2004）所说：当社会环境变化，有着新认知的新用户接触到技术，新赋予性、新的可能用途的发现，就将成为现实（Jean，2004）。这种观点在Katz（2003）的文章中也得到体现，技术快速失去其外在真实性，并简单地变成用户想当然的世界。它们成了人民的隐形工具。人们不受产品技术特征的限制而创造性地运用产品，技术产品成为实现个人目标的无形的手段（Katz，2003，18）。
在对福建商人手机使用的研究中，Fischer的社会构建理论是一个指导框架，并辅以赋予理论和驯化理论。研究的主旨是在人机高度互动的环境中，手机的社会意义是如何被构建的。有两个方面的聚焦点：其一，福建生意人的社会特征是如何反映在他们的手机使用中的；其二，手机的技术特性和功能是如何赋予福建使用者创造手机新的使用和开发新的意义。
福建商人作为一个企业家群体，有若干社会特征：拼搏性、务实性、商业谋略性、外向性、家族商业性。本研究假设他们手机使用是与他们这些经商特征相呼应的。这些特征反映在他们手机的使用功能上：如寻找商机、搜集信息、商业谈判、客户关系、企业管理以及自我管理等方面。本研究同时根据赋予理论的观点，考察手机的技术特征是如何影响了福建商人开发新的手机使用的功能。同时依据驯化理论，来探讨福建商人日常的人机互动关系如何反映出一种“驯化”手机的过程。他们并不是被动地使用手机，而是如何主动地根据自己的自身和企业需要来创造性地使用手机，不断开发手机的新的社会功能。
五、研究问题
中心问题是：福建商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运用中构建出的手机的社会角色是什么？中心问题由两个方面加以论证：一方面考察用户的社会属性与手机使用的关系；另一方面考察手机的技术属性与手机使用的关系。两个分支问题为：
①福建商人的社会属性是如何体现在他们手机的日常使用上的？
②手机的技术属性是如何影响了福建商人开发新的手机使用用途的？
研究方法：本论文采用深入访谈，采访12位福建商人，分别为10位男性，2位女性，年龄在29岁至51岁之间，受访者通过滚雪球抽样法，由朋友、熟人或受访者本身介绍受访。受访者为福建省泉州市私营企业家，皆为企业管理层人员，其中不乏企业主。他们积极经商，经常参加国内和国际贸易展销会，大部分拥有国内和国际客户网。受访者以面谈的方式进行采访，采访时期为2007年12月至2008年2月，采访地点为受访者家中或办公室，平均采访时间为40分钟。所有采访内容被录制并逐字解译为数字文档，由研究软件Nvivo进行质化分析。在质化数据分析中，提炼出一些重要分项。在分项下面，许多次级节点也被提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