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关键是看控股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质，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
3.关于公有经济的整体质量和竞争力问题
“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
而国家之间的竞争的主体就是各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所以，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我国必须大力加强公有制企业的竞争力建设，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竞争力的建设。从中共十四大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开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开始进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实行“抓大放小”的方针，有针对性地从某些竞争性的行业退出，转向高新技术领域，并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以市场为导向，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步伐，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增强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开发的能力，在具备比较优势的工业企业中重点加快国际品牌和国际竞争力建设；以产权改革为核心，实行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实行国有企业的投资多元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4.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问题
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基础上，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层次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所有制结构，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包括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股份制中的公有部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包括，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营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同时还有一些经济联合体所有制经济、社会主义集团所有制经济、股份经济等新近发展的或一时难以确定其经济成分的所有制形式。其中“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不仅保证了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而且适应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使各种经济成分在“三个有利于”的前提下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为当代中国的国家及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符合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
（二）以国家职能调整为目的，加强行政体制改革和创新
国家职能是国家机器运行的总方向、总任务、总目标，是国家在实施其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活动中担负的职责和功能，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的有机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的基本职能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代以来，一方面国家在主导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时刻面临着大量的复杂而尖锐的社会公共问题，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以及应对公共事务的专业化，不断要求政府强化其“合理的职能”，即公共管理职能。国家职能状况与国家生存的历史境遇密切相关，所谓国家的生存境遇指的是国家作为政治实体，其赖以存在、发展和发挥作用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构成，包括经济的（如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体制、人们经济生活现实境况等）、政治的（如国内政治力量结构、基本政治制度、国家政权运行基本状况、国际政治基本态势等）、文化意识的（如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历史传统等）、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治理状况、人口等）以及自然的等方面。
这些社会历史条件也就构成了影响国家职能调整和变革的基本因素。
影响当代中国国家职能调整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国家职能调整的基本政治前提。
因为，社会结构决定社会制度，从而也决定建立在这种制度上的国家（政府）权力的基本职责和功能。其二，社会主义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是国家职能调整的体制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要求国家放权，转变权力角色。其三，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技术的进步，不断增强了社会行为主体的独立性、多元性和自主性，其权益、愿望和思想的表达与实现需要政府（国家）转变权力运用和运行的价值取向，为公民社会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其四，当下中国确实存在比较严峻的国家治理问题，如公共治理效率低下、权力腐败问题、社会公正问题、生态环境恶化、政治和文化的认同问题，等等，缓解或解决这些问题迫切要求国家实现职能重点的转移。其五，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及其治理趋向是当代中国国家职能调整的外部因素。
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国家职能的调整并不是说国家职能重心的游移即淡化一个方面，强化另一个方面，更不是政府职能基本性质的改变，而是指国家的职能的范围、结构、价值取向、运行方式和合法性前提的变革以及履行职能的效率、能力和科学统筹上的提高。由于国家职能不外乎是围绕着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两个方面来展开的，国家意志的表达主要指称的是国家法律的制定和国家职能的整体把握，国家意志的执行指称的是政府依法行政，执行社会经济职能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所以，国家职能的调整不仅表现为国家权力机关职能的调整，更主要地表现为政府职能的调整。当国家职能涉及经济职能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时，国家职能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说就等同于政府职能变化。在政府职能调整和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方面突出地体现了当代中国国家职能调整的效果和成就。
1.合理定位政府权力，实现党政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政法分开
政资不分是政府职能难以从根本上转变的资产基础。政府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政府承担社会经济和公共管理职能是其权力基本定位。改革前，政府的权力和职能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力高度集中，管理方式非常直接，权力运行缺乏约束，权力定位不明晰。
所以，改革开放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抓住领导体制改革这一关键环节，科学定位党政、政资和政法之间的权力，合理界定社会领域。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政府权力的行使和运用得到了明显规范和定位。
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政府把工作内容和工作任务集中到规划制定、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区域协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上来，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实现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协调与科学发展。企业也通过与党、政、军的“脱钩”、国家实行的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以投资主体多元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改革举措，大大优化了自身的生产经营环境，增强了自己自主经营权力和能力。
2.科学配置政府的权力，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制度创新
政府职能与机构设置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宽泛繁杂、无所不包的政府职能必然要求臃肿庞大、重叠交叉的政府机构，反过来，层次过多、人浮于事的机构体系又会进一步集中权力，扩展事务并造成腐败。因此，政府机构的改革成为转变政府职能的一个制度性环节。20多年来，按照精简、统一、效能、渐进的原则，围绕政企分开、下放权力这一中心内容，我国于1982、1988（明确提出政府职能转变）、1993、1998、2003和2008年先后六次进行了不同力度的政府机构改革，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的改革思路，重构政府权力结构和政府的运行机制，这些改革对转变执政理念、理顺权力关系、减少职能重复、明晰部门职责、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机构活力，都不同程度地起到了积极作用。
3.高效行使政府的权力，依法行政，转换政府职能，加强权力监督，强化行政责任和行政效率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经过这些年的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重点逐渐从微观转向宏观，政府管理经济的范围逐渐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从依照长官意志办事到实行依法行政，是这些年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政府部门行政权限、行政行为、行政程序和行政责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陆续颁布，尤其是《行政许可法》的颁布，既为政府施政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又有效地规范了政府管理职能，减少了主观随意性，避免了公共权力的滥用。
4.渐进推进政治权力的社会回归，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发展社会民主，渐进推进国家权力的社会化国家权力来自于社会，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让国家权力回归社会，回归其本质——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最终实现国家权力自觉回归社会的根本点和保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是逐步建立和完善基层的各项民主制度，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保证农村和城镇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物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同时，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党在实现国家权力回归社会方面也开始迈出新的步伐，政府有计划地推行行政管理权力向社会转移，让社会民间组织承担部分行业管理职能。
（三）以执政党建设为基点，提高国家的政权能力，推动当代中国的国家建构
政党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基本的和重要的力量，任何阶级要夺取国家政权，掌握和巩固国家政权，通常都需要有自己的政党。所以，执政党的性质、价值、组织、制度及其执政能力不仅反映了国家的性质，而且还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国家权力运行的效率与价值取向、国家政权能力。
中国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下，我们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所以，中国共产党合法地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核心力量和领导力量，从而也就形成了中国国家的现代建构的基本现实和基本模式。这是中国历史与社会发展决定的，不是哪个人、哪个集团的意志决定的。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党的阶级先进性的发展、党的有效领导、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也就必然成为推进国家建设的关键。为此，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抓住执政党建设这个关键环节，以党的先进性、党的执政能力的建设为基点，在创造性的实践中不断推动当代中国的国家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