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国家职能的认识还不深入，缺乏执政经验，仍然习惯于以阶级斗争方式来认识和应对国家生活中的复杂问题。所以，当国内的政治情况发生变化时，党坚持正确方针的坚定性发生了动摇。在国家职能问题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反复和失误。
在政治职能上，对整风中出现的右派进攻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更为严重的是，党改变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思想理论上的这个重大转变，对于国家职能的变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经济职能上，把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能动作用夸大到了脱离实际的境地，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并且提出十五年之内在钢的产量方面，超过英国。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确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时，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在经济体制方面，人民公社一哄而起，全国在一个多月内实现了公社化。有些地方甚至提出了要在两三年之内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
到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职能及其活动已经背离了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结构严重失调，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农业遭到了很大破坏。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危局，60年代初，党对国家职能进行了重大调整。经济上，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家的经济生活逐步趋于正常；政治上，对反右倾中受到冲击的一部分人，进行了平反，给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的大部分人摘去了帽子；文化上，通过了“高教六十条”、“文艺十条”等，使得国家的文化职能趋于正常。然而，1962年以后，在政治上的“左”的错误又发展了起来。夸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把阶级斗争当成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职能的主要内容，使国家的职能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并在1966年到1976年间发生了严重的扭曲。
在政治职能方面，国家的政治体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团体都受到了冲击，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主要领导人个人高度集权，日益凌驾于党中央领导集体之上；“中央文革”取代了中央政治局；“革命委员会”取代了各地的党政机关。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都被砸烂了，取而代之的是群众专政，人民民主遭到了极大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荡然无存。国家机器的专政对象被颠倒，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人民群众受到了诬陷和迫害，本来是对付敌人的专政工具变成了对付人民的手段。
在经济职能方面，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达到了极端。产生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委员会，实行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元化领导，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包揽了行政、司法、党务等一切事务，党政不分、党政合一、政企不分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都难以维持，国家管理经济生活的方式严重违背经济规律，结果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长期失调，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下降。自20世纪70年代起，正是国际形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之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失去了一次发展的历史机遇。
在文化职能方面，国家丧失了保护和促进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发展的作用，教育、科技、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许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等，大批历史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科学技术水平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约2.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文化大革命”给全民族带来了空前的思想混乱，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也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职能战略调整和现代变革的帷幕。这种调整与变革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实现了国家经济职能的战略性调整。
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经济、社会和文化还很不发达，社会发展还很不平衡，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的基本矛盾仍然是落后的社会生产与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因此，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国家的迫切任务和主要职能，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及时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上来，并把发展经济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改革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发挥国家在组织经济建设、发展和解放生产力方面的能动作用。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调整，到农村改革的突破，再到城市改革的全面开展，再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在长期对市场与计划关系问题的探索和实践中，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深刻的认识，中共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这也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和任务。如今，一个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以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的，有着完善的市场规制和政府宏观调控体系，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形成。
第二，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以民主和法治建设为支持，调整国家的政治职能。
“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必须走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道路。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借“社会改革”之名，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党的十三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划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四大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阐发；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我们对国家政治职能的认识逐步深刻，为国家政治职能的调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等得到恢复和加强，各级国家机关和国家设施的职能得以恢复和加强，废止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产生的“革命委员会”，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调整了社会关系。随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规律认识的深化，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障和发展人民的民主权利，进一步发挥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方面的作用，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人民的权利和安全，实行依法治国的方略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在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过分集中的政治权力模式得到改善。
第三，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国家利益为核心，调整国家的对外职能。
改革开放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时代主题，特别是在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世界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形势下，我们国家从自身的根本利益出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职能进行了重大调整，提出了一整套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政策策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环境。我们正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把争取和平环境和通过对外交往来提高综合国力“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为此，我国主动扩大外交范围，在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前提下，既与苏联改善关系，也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改善和发展关系，还与第三世界国家巩固和发展已有联系，强调不仅经济上对外开放，虚心学习和积极引进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把经济外交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文化价值上，以开阔的胸怀平等地对待世界各国的优秀历史遗产，把当代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应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在对外政治交往上，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反对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已经成为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
（三）全球化中的中国国家职能：现代性变革及其中国特色
全球化演进到今天的经验事实表明，全球化并没有削弱国家的作用，反而比以往更加突出了国家在应对各种挑战中的角色作用。国家的角色作用的这种变化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就是国家职能的现代性变革，即全球化中国家应该扮演新的角色，应该承担更丰富更重大的职能，并根据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对国家职能的范围、功能结构、价值取向、合法性依据等方面进行现代性变革。
如第一章所阐述的，全球市场（生产社会化的全球形式）、全球民主化和全球公共性是全球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影响国家职能、促进国家职能现代变革的三个重要的全球性因素。
毫无疑问，全球化是建立在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和生产社会化向全球扩展的基础上的。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加速了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生产、贸易、投资、金融、消费、劳务的国际化引发了空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人类生产的社会化已经发展到全球化的历史高度；而另一面，发达的通信和交通正日益侵蚀着国家或地区市场的边界，一个统一的各民族国家彼此休戚与共的市场的形成似乎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并且，这个市场的主体（尤指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正大声疾呼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和秩序，如国际协议、国际法规、国际惯例、各种专业经济技术规范等。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这种全球贸易、投资与金融自由化的“合规则性”要求被进一步强化。“大量国际政权和组织的成立，它们管理着整个跨国行为（贸易、海洋、空间）所涉及的领域以及集体的政策问题。新形式的政治联合数目的增长反映了跨国联系的快速膨胀”。全球化中成长起来的市场及其规制在某些方面改造着国家职能的传统范围、功能结构与合法性依据。
与全球市场化进展密切相关的是全球民主化要求和发展趋势。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国家政治的民主与否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决定的，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其本身的性质也是由更基础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化毫不相干，毕竟我们从经验层面上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确能给民主以积极的推动和影响，形成正相关的关系”。
市场经济不仅促进了现代民主主体的诞生与成熟，促进了民主的基本原则（平等、自由、法治）和运行机制（分权与集权、民主与集中的制度安排）的形成，而且还造成了诉求民主的社会普遍愿望和基础，并日益成为人类追求的共同政治价值。
全球化及其市场要求，把这种民主化趋势拓展到整个世界，使民主化不再只适用于国内政治，民族国家的政治民主的压力和制约因素不再仅仅来源于国内民众的民主诉求，而且还来源于全球民主化的要求和发展趋势。这种全球民主化要求和趋势同时也构成了在国际层面上活动的国际组织、跨国集团、跨国公司和个人的制约因素。这种全球民主化要求和发展趋势势必对民族国家的职能范围、价值取向和运行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构成对国家职能现代变革的第三个全球性因素是全球公共性的兴起及其治理趋向。如我们所知，全球公共性不仅表现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的共同问题，而且表现为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思维”、公共生活信念及其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向。全球治理吁求的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权威的多中心化、治理规制和行动的协同化，因而它不仅需要民族国家积极参与，开展协调、对话和合作，并承担相应的国家职责，而且还需要民族国家通过外交的方式让与具体的国家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