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说，茅盾作为小说家和文学理论家比作为翻译家更具有影响力，但是他最早是以文学翻译而进入文坛的，而且在他早期创作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是从事文学翻译活动。可以说，作为中国“五四”运动前后翻译实践和理论的先驱者，他在我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使到了他创作生涯的后期，外国文学翻译不再是他主要的文学活动的时候，他所接触的外国文学，也同样对他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观的形成发生了影响，特别是西方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对他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显着。
第一节 茅盾的翻译生涯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一个受到维新思想影响的小康家庭，从小就受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他的童年是在一个比较开明的家庭里度过的。小学期间，便酷爱文学，擅长作文。小学毕业后，先后到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嘉兴中学和杭州安定中学学习。1913年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学习，进一步接触了新思想。
茅盾的文学翻译生涯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开始到30年代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第二个阶段是从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第三个发展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翻译活动。
1916年，茅盾从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的窘迫，他开始独自谋生，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在编译所的良好的氛围中，年轻的茅盾开始了早期的文学研究和翻译生涯，译介外国文学作品。1917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翻译小说——英国作家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三百年后孵化之卵》，还与别人合作翻译了第一本书《衣食住》。
这是美国作家卡本脱所着的社会常识读物。此外，他还翻译了《两月中之建筑谭》和《二十世纪之南极》等短篇科学小说，并译编了《履人传》、《缝工传》等科学小说一类的通俗读物。
“五四”运动期间，茅盾积极地参加新文学运动和相应的一些社会活动。在文学思想上发生了显着的转变，由于《新青年》的启示，他开始对俄苏文学发生浓厚的兴趣，1919年和1920年，他相继写成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和《俄国近代文学杂谈》，较为详尽地介绍了俄罗斯着名作家托尔斯泰及俄罗斯近代文学。这两年，茅盾还翻译了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并且在《时事新报·学灯》、《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60余篇译作，其中包括托尔斯泰、谢德林、莫泊桑、斯特林堡、肖伯纳等文学大师的作品。通过这些翻译实践，茅盾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和翻译风格。
1921年1月，茅盾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周作人等人一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提倡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与此同时，他还接编并全面革新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使这一刊物成为当时大力译介世界各国文学作品的一个主要阵地。他自己也受到“为人生而艺术”的影响，注重译介世界各国进步作家的作品以及一些弱小民族国家的作品。在1921年至1926年间，他在《小说月报》和《文学周报》等杂志上发表了包括匈牙利、波兰、捷克、芬兰、智利、土耳其、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一百多篇译作，并且翻译出版了《阿富汗恋歌》（商务印书馆，1925）、《新犹太小说集》（商务印书馆，1925）等数种译作。
茅盾翻译生涯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从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在这一阶段中，茅盾在创作着名的优秀长短篇力作《子夜》和《春蚕》的同时，依然翻译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如苏联作家丹钦科的《文凭》（1932，上海现代书局）、左拉的《百货商店》（1935，新生活书店）以及短篇小说译文集《桃园》（1935，文化生活出版社）等。此外，他还撰写了重要的西方文学论着《汉译西洋文学名着》（1935年）和《世界文学名着讲话》（1936年）。
尤其是1934年至1935年，茅盾集中精力从事文学翻译，协助鲁迅在上海创办《译文》杂志，在《译文》《文学》等杂志上发表了30多篇译作。《译文》杂志是一本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月刊，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道路。1937年6月全面抗战前夕停刊前，该杂志共出刊9期。新中国成立以后，该刊于1953年复刊，改名为《世界文学》，由茅盾任主编，在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抗战胜利的八年中，茅盾尽管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但积极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并且依然没有停止文学翻译工作。他以自己的译笔，译介苏联等国反法西斯的作品，鼓舞我国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志。他认为这些反映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文艺作品，不仅能够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而且还有助于人们认清反动派的真实面目，“可以借别人的镜子，照出中国投降派反民主、反人民的嘴脸”。
因此，他翻译了苏联作家吉洪诺夫揭露帝国主义战争阴谋的作品《战争》（1937，文化生活书店），更是翻译了反映苏联卫国战争各个时期的作品，包括巴甫连科的《复仇的火焰》（1943，重庆中苏文化协会）、格罗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1945，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卡达耶夫的《团的儿子》（1946，万叶书店）以及《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选》（1946，上海永祥印书馆）等。这些作品，成了当时我国人民反抗法西斯斗争的丰富的精神食粮。
1947年至1948年间，茅盾继续翻译苏联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西蒙诺夫的话剧《俄罗斯问题》（上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47）和西蒙诺夫的小说《蜡烛》（刊《小说》1卷2期，1948）。这些作品，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茅盾的翻译活动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茅盾由于担任许多重要的文化组织工作和领导工作，尤其是担任1953年复刊的《译文》杂志的主编工作，比较系统地组织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为繁荣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他不仅是一位有贡献的翻译家，而且是我国现代翻译文学事业杰出的组织者之一。尤其是在建国以后，他为发展繁荣翻译文学事业，培植翻译人才，进行国际文化交流等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他在业余时间也继续从事一些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特别是在文学翻译批评方面，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观点。1954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茅盾作了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重要讲话，指出了新时期大力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性，并对翻译批评提出了要求：“从译文本质的问题上，从译者对原作理解上，从译本传达原作的精粹、风格的正确性上，译本的语言的运用上，以及译者劳动态度与修养水平上，来做全面的深入的批评。”1960年，他参加翻译的《比昂逊戏剧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0年，《茅盾译文选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06年，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茅盾译文全集》则收录了茅盾发表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新青年》、《译文》、《文哨》等报纸杂志上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文论、政论及科普作品等230余篇，共分10卷，全面展现了茅盾的翻译艺术成就。
第二节 茅盾的翻译思想与翻译风格
在漫长的翻译生涯中，茅盾对于文学翻译事业精心探究，在一些重要的翻译理论问题上深入研究，作过许多深刻的阐述，其翻译思想有着广泛的影响，同时，他在翻译艺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形成了自己的独到的翻译风格。他在翻译功能、翻译标准、翻译批评以及翻译技巧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对我们今天的翻译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对于翻译功能，茅盾特别强调洋为中用和适应社会需求。他明确指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目的一是为了发展新文学，一是为了传播新思想。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写道：“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在茅盾看来，“文学是人精神的食粮”，翻译外国文学的根本目的，是用先进的思想意识来改造封建的思想意识。是要“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改变人们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
“为传播新思想和发展我国的文学事业而翻译，是茅盾一贯的主导思想。”50年代他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又一次强调了这种思想。他指出：“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是起了极大的鼓舞和借鉴作用的。如果说，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其中有很大部分，是由于吸取近代世界文学中现实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厚养料而成长起来的，那也不是一句过分夸张的话吧。”接着，他提出了宏伟目标：“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一切世界文学的最高成就和优秀作品，都为今天中国人民所需要，都必须成为我国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必须成为培养和灌溉我们正在创造中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养料。”
可见，以“合于我们社会与否”（《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底意见》）作为取舍标准，是贯串于他译介外国文学活动各个方面的重要思想。他认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应该有着鲜明的目的：为建设新文学服务。既要继承我国古代的优良文学传统，也要在外国进步文学中汲取营养。他自己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也是在对外国各种思潮流派的借鉴中逐步形成的。
其次，关于翻译标准，茅盾原则上赞同“直译”。但是他的观点与鲁迅的观点是有所不同的。他认为“直译”是相对而言的，目的是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并非一定是‘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因为中西文结构的不同，这种‘字对字’，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的翻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那种译法不是‘直译’而是‘死译’。”他还曾经举例说：“西文里同一字的意义，常随处变动，而字典中所注的只是几个根本的意义，字典是不能将某字随处活动的许多意义都注上去。”
他在《直译·顺译·歪译》一文中写道：“有些文学作品即使‘字对字’译了出来，然而未必就能恰好地表达原作的精神。假使今有同一原文的两种译本在这里，一是‘字对字’，然而没有原作的精神，又一种并非‘字对字’，可是原作精神却八九尚在，那么，对于这两种译本，我们将怎样批判呢？我以为是后者足可称‘直译’。这样才是‘直译’的正解。”新中国成立后，茅盾进一步明确指出：“‘直译’……就是强调要忠实于原文，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达到‘达’和‘雅’。”因此，“我们一方面反对机械地硬译的方法，另一方面也反对完全破坏原文文法结构和语汇用法的绝对自由式的翻译方法。”可见，茅盾所理解的“直译”，是一种等效翻译，强调的是“忠实”，不仅要忠实地传达原文的形式，还有忠实地传达原文的内容和精神。许渊冲先生认为：“在我看来，茅盾说的‘直译’和鲁迅的忠实程度不同，是另一种‘直译’，甚至可以说是“意译”，至少是介乎两者之间的翻译，这么一说，直译和意译就分别不大了。”
在《茅盾译文选集》的译序中，茅盾对“直译”所作的总结中，更是强调传达原作的风格和精神，他写道：“直译”的意义就是不要歪曲了原作的面目，要能表达原作的精神，譬如，原作的文字是朴素的，译文却成了浓艳，原作的文字是生硬的，译文却成了流利；要是有了这种情形，即使译得意思上没有错误，可是实际上也是歪曲了原作。据我的经验，翻译一部外国作家的作品，首先要了解这个作家的生平，他写过哪些作品，有什么特色，他的作品在他那个时代占什么地位等等；其次要能看出这个作家的风格，然后再动手翻译他的作品。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能将他的风格翻译出来。
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面貌。这是对文学翻译的最高的要求。
再则，茅盾提倡翻译批评，早在《“翻译”和“批评”翻译》一文中，茅盾就提出最好在翻译界来一个“清理运动”，推荐优秀的译本，批评“潦草的译本”。由于各个译者自身修养的区别，能够“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的优秀的译本毕竟为数不多，但茅盾认为，起码有一个衡量译本的价值尺度，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至少应该是用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正确地传达原作的内容。”
在1954年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茅盾更是明确地指出：过去的一些批评大多侧重于指摘字句的误译，而很少就译本作本质的、全面的批评。指摘字句的误译，当然也是需要的，但这是不够的，批评工作还必须比这更进一步。我们希望今后的批评能够更多地从译文的本质的问题上，从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上，从译本传达作者精神、风格的正确性上，从译文艺术语言的运用上，以及从译者的劳动态度与修养水平上，来作全面的深入的批评，这样，才能逐渐地树立起严肃、认真、刻苦钻研的作风，达到逐渐提高翻译质量的目的。最后，在翻译技巧方面，茅盾在长期的文学翻译的实践中，精益求精，态度极为严谨，积累了许多富有启迪的经验，也形成了自己的独到的翻译风格。
茅盾认为，翻译一部外国作家作品，首先要了解这个作家的生平，他写过哪些作品，有什么特色，他的作品在那个时代占有什么地位等等；其次要能看出这个作家的风格，然后再动手翻译他的作品，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将他的风格翻出来。“更须自己走入原作中，和书中人物一同哭一同笑。”翻译的过程，“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切体会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关于原作内容的最适合的印证，同时还必须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好像一个演员必须以自己的生活和艺术修养来创造剧中人物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人物，又必须完全符合于剧作者原来的意图一样。”
茅盾主张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达到“达”和“雅”，所以，他的译文严格遵循原文的句法结构，并且力求保持原文的风格。我们以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心声》（TheTell TaleHeart）的开头一句为例：
True！-nervous-very，very dreadfully nervous Ｉ had been and am；but why will you say that Ｉ am mad？
的的确确！我已是神经病，现在仍然是很可怖很可怖的神经病，但你为什么说我是痴呢？
原文中，“Ｉhadbeenandam”这样的时态汉语中是没有的，但译者严格遵从，但是又不是一味地欧化成“我已经是现在仍然是”，而是根据汉语的特性，通过恰当的拆分和语序的调换等手段，使得译文通畅规范。
再如下面的段落：
Upon the eigh thnight Ｉ was more than usually cautious in opening the door.A watch's minute hand moves more quickly than did mine.Never before that night had Ｉ felt the extent of my own powers-of my sagacity.Ｉcould scarcely contain my feelings of triumph.To think that there Ｉ was，opening the door，little by little，and he not even to dream of my secret deeds or thoughts.Ｉ fairly chuckled at the idea；and perhaps he heard me；for he moved on the bed suddenly，ifstartled.
第八夜我更谨慎地开门。钟上分针的行动也比我的手要快得多。此夜以前，我从不曾觉得我自己的权力的界限——我的敏捷。我忍不住我的得胜的感觉。你想，这儿是我，一点一点儿，开这门，那儿是他，做梦也不曾做到我的秘密事和秘密思想。我转到这念头，心里不禁格格地笑；他莫非听得罢——因为他在床上忽然一动，像是受了一下惊吓。
此段中的头四句，译者基本上遵循原文结构，词语基本对应，尤其是“钟上分针的行动也比我的手要快得多”这样直译的句子，也显得颇为形象生动。但是到了第五句，“你想”、“这儿是我”、“那儿是他”等词语，在原文中就无法对应了，然而，正是通过这些词语，使得译文典雅流畅，也具有与原文风格相近的简洁和鲜明的节奏。
可见，茅盾确实主张引入一些印欧语系的句法形态，以弥补汉语译文语言组织方面欠严密的不足，但他又反对字对字的机械的翻译方法，而是有意识地尊重汉语自身固有的特点，力求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传达原文的艺术魅力。
作为我国现代着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茅盾特别注重俄罗斯和新兴的苏联文学，翻译了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重要俄苏作家的作品，并且广泛介绍东欧、北欧等被压迫弱小民族文学，如裴多菲、显克微支等人的作品，同时也注重译介莫泊桑、左拉、罗曼·罗兰、狄更斯、司各特、萧伯纳等西欧作家的作品。茅盾一生中翻译或介绍的，有32个国家和民族的129个作家的作品，为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以及我国新文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