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蔡元培卷(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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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章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1)

我自六岁至十七岁,均受教育于私塾;而十八岁至十九岁,即充塾师(民元前二十九年及二十八年)。二十八岁又在李莼客先生京寓中充塾师半年(前十八年)。所教的学生,自六岁至二十余岁不等。教课是练习国文,并没有数学与其他科学。但是教国文的方法,有两件是与现在的教授法相近的:一是对课,二是作八股文。

对课与现在的造句法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海字或水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或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工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所以对到四字课的时候,先生还要用圈发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对。平声字圈在左下角,上声在左上角,去声右上角,入声右下角。学生作对子时,最好用平声对仄声,仄声对平声(仄声包上、去、入三声)。等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学五言诗,不要再作对子了。

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题,止两句,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作领题,其后分作八股(六股亦可),每两股都是相对的。

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作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作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重床叠架了。

我三十二岁(前十四年)九月间,自北京回绍兴,任中西学堂监督,这是我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这个学堂是用绍兴公款设立的。依学生程度,分三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级。今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君、北大地质学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时候第一斋的小学生。而现任中央研究院秘书的马祀光君、任浙江教育厅科员的沈光烈君,均是那时候第三斋的高材生。外国语原有英、法二种,我到校后又增日本文。教员中授哲学、文学、史学的有马湄莼、薛阆轩、马水臣诸君,授数学及理科的有杜亚泉、寿孝天诸君,主持训育的有胡钟生君,在当时的绍兴,可为极一时之选。但教员中颇有新旧派别,新一点的,笃信进化论,对于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随时有所纠正,旧一点的不以为然。后来旧的运动校董,出而干涉,我遂辞职(前十三年)。

我三十五岁(前十一年)任南洋公学特班教习。那时候南洋公学还止有小学、中学的学生;因沈子培监督之提议,招特班生四十人,都是擅长古文的;拟授以外国语及经世之学,备将来经济特科之选。我充教授,而江西赵仲宣君、浙江王星垣君相继为学监。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我批改。学生除在中学插班习英文外,有愿习日本文的;我不能说日语,但能看书,即用我的看书法教他们,他们就试译书。每月课文一次,也由我评改。四十人中,以邵闻泰(今名力子)、洪允祥、王世澂,胡仁源、殷祖同、谢忱(今名无量)、李同(今出家号弘一)、黄炎培、项骧、贝寿同诸君为高材生。

我三十六岁(前十年),南洋公学学生全体退学,其一部分借中国教育会之助,自组爱国学社,我亦离公学,为学社教员。那时候同任教员的吴稚晖、章太炎诸君,都喜昌言革命,并在张园开演说会,凡是来会演说的人,都是讲排满革命的。

我在南洋公学时,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本已倾向于民权女权的提倡,及到学社,受激烈环境的影响,遂亦公言革命无所忌。何海樵君自东京来,介绍我宣誓入同盟会,又介绍我入一学习炸弹制造的小组(此小组本止六人,海樵与杨笃生、苏凤初诸君均在内)。

那时候学社中师生的界限很宽,程度较高的学生,一方面受教,一方面即任低级生的教员;教员热心的,一方面授课,一方面与学生同受军事训练。社中军事训练,初由何海樵、山渔昆弟担任,后来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来社,他们的领袖章行严、林力山二君助何君。我亦断发短装与诸社员同练步伐,至我离学社始已。

爱国学社未成立以前,我与蒋观云、乌目山僧、林少泉(后改名白水)、陈梦坡、吴彦复诸君组织一女学,命名“爱国”。初由蒋君管理,蒋君游日本,我管理。初办时,学生很少;爱国学社成立后,社员家中的妇女,均进爱国女学,学生骤增。尽义务的教员,在数理方面,有王小徐、严练如、钟宪鬯、虞和钦诸君;在文史方面,有叶浩吾,蒋竹庄诸君。

一年后,我离爱国女学。我三十八岁(前八年)暑假后,又任爱国女学经理。又约我从弟国亲及龚未生、俞子夷诸君为教员。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一方面受苏凤初君的指导,秘密赁屋,试造炸药,并约钟宪鬯先生相助,因钟先生可向科学仪器馆采办仪器与药料。又约王小徐君试制弹壳,并接受黄克强、蒯若木诸君自东京送来的弹壳,试填炸药,由孙少侯君携往南京僻地试验。一方面在爱国女学为高材生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并由钟先生及其馆中同志讲授理化,学分特多,为练制炸弹的预备。年长而根柢较深的学生如周怒涛等,亦介绍入同盟会,参加秘密小组。

我三十九岁(前七年),又离爱国女学。嗣后由徐紫虯、吴书箴、蒋竹庄诸君相继主持,爱国女学始渐成普通中学,而脱去从前革命性的特殊教育了。

四十岁(前六年),我到北京,在译学馆任教习,讲授国文及西洋史,仅一学期,所编讲义未完,即离馆。

四十一岁至四十五岁(前五年至一年),又为我受教育时期。第一年在柏林,习德语。后三年,在来比锡,进大学。

四十六岁(民国元年),我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两项却完全不同,以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

至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揭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用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学部旧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两司;改教育部后,我为提倡成人教育、补习教育起见,主张增设社会教育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