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腔
汤显祖的戏曲为甚么腔调编写？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汤显祖留下二千多首诗和古文。他所有关于自己的戏曲演唱的记载只提到宜伶：
一、《寄吕麟趾三十韵》：“曲畏宜伶促”；
二、《帅从升兄弟园上作》四首之三：“小园须着小宜伶”；
三、《寄生脚张罗二，恨吴迎旦口号》二首之一，“暗向清源祠下咒，教迎啼彻杜鹃声”（宜伶祀清源师灌口神，生旦张、吴皆宜伶）；
四、《送钱简栖还吴》二首之一：“离歌吩咐小宜黄”；
五、《遣宜伶为前宛平令李袭美郎中寿》；
六、《九日遣宜伶赴甘参知永新》；
七、《唱二梦》：“宜伶相伴酒中禅”；
八、尺牍《复甘义簏》：“弟之爱宜伶学二梦”；
九、汤显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说得很清楚，他的同乡谭纶在1560年前后从浙江按察司副使任上引进海盐腔，到他写这篇《庙记》时只有四十年光景，以此为生的艺人已经有一千多人。
宜黄腔是当时流行南北的海盐腔的地方化，但它并不局限于江西。
皖南曲家梅鼎祚（1549-1615）的早期创作《玉合记》就以海盐腔演唱。帅机（1537-1595）在万历三年（1575）写了一首诗《舟次临清，有感故乡梨园之音》（《阳秋馆集》卷四）。帅机是汤显祖的同乡友人，临清位于山东，它是当时山东濒临运河的最繁荣的商业城市。只有宜黄腔或它所属的海盐腔才会使他看作是“故乡梨园之音”，使它感到“乍听南音泪欲涟”。
此外，《六十种曲》本《荆钗记》第二十四出《大逼》连用四支《孝顺歌》，实际上应作《孝南枝》或《孝南歌》。它以入声字派入三声的事例在北曲中早就屡见不鲜，在南曲中却很为少见。世德堂本《拜月亭记》第四十三折《尾声》说：“亭前拜月佳人恨，酝酿就全新戏文，书府翻腾燕都旧本。”《群音乐府》北腔类收录《琵琶记》的《赵五娘写真》。这些事实都说明南戏不限于南方，正如同北曲不限于北方，我们早就应该跳出狭隘的地域限制，承认南戏和北杂剧在元代已为全国人民所共有了。
南戏包括弋阳、海盐、余姚、昆山各腔几乎同时在民间流行，至少我们缺乏可信的记载足以为它们确定年代前后。现在所知的它们年代先后，指的是它们各自主宰全国剧坛的时代先后。在一种声腔崛起之前，它早就在当地流行。据魏良辅《南词引正》和周玄晔《泾林续记》的记载，昆山腔在元末明初就已经产生。后来魏良辅对它提高发展，逐渐形成南戏的主要剧种。当它为皮黄腔所取代之后，它在当地仍然演唱不绝。
在汤显祖的时代，昆山腔和海盐腔的新陈代谢正在经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戏曲史研究者认定万历初期昆腔已成为当时南戏的主腔，这是不合事实的。请看相反的记载：
昆曲原是苏州一带的民间小调，梁辰鱼（1519-1591）的《浣纱记》首先以昆曲和戏剧相结合。但他采用的仍是南戏的传统韵辙。如支思、鱼模韵（第二出），寒山、桓欢韵（第十五出），桓欢、先天韵（第十五、十九出），庚青、真文韵（第十七、二十三出），家麻、齐微韵（第三十五出）通押的情况不一而足。后来凌蒙初《南音三籁》对梁辰鱼《羽调四季花·寒宵闺怨》的好评中反映出他对作者用韵不严是多么反感：“用庚青韵，无一字傍犯，伯龙之出色者。岂其晚年已知用韵乎。”在比梁辰鱼略早的苏州曲家郑若庸的《玉玦记》、陆粲、陆采的《明珠记》中，这样的情况同时存在。即使迟到万历中叶，苏州曲家如顾大典（1542-1596）、张凤翼（1527-1613）、孙柚（1540-1588后），直到许自昌（1578-1623），“随口乱押，开闭罔辨”（借用徐复祚评张凤翼语）的情况，如果不超过，至少不亚于被他们指斥为江西土腔的《玉茗堂四梦》。
王衡（1561-1609）是首相王锡爵的儿子。陈与郊（1544-1611）在杂剧《义犬》中几乎全文引用王衡的杂剧《没奈何》，并说以弋阳腔演唱。万历三十年，前南京国子监祭酒冯梦祯在前首相王锡爵家作客，家乐演唱的是民间南戏《金花女状元》。情况表明，江南有数的前首相王氏、申氏家乐在演唱昆腔的同时，也演唱弋阳腔。
事实证明，《浣纱记》以后并不很快就出现昆腔在舞台上独家称雄的局面。山东或淮河以北一带，《金瓶梅》关于戏曲演唱的描写可以为此作证。它至少记录或提及十四本戏的演出，其中多数是南戏。第五十二、六十、六十一回描写演唱南词、南曲。西门庆家正式宴请高级官员时，如第四十九、七十二、七十四、七十六、六十三、六十四等回，演唱的都是海盐腔，尤以上述最后两回的记载比较详细。全书没有一次提到昆腔。第三十六回写到的“苏州戏子”苟子孝也不是昆腔演员。第七十四回就点明他是海盐子弟。
再举一个实例。据冯梦祯《快雪堂集》卷五九万历三十年九月二十五日日记，吴徽州班演员张三演唱沈璟《义侠记》阎婆惜，堪称“绝技”。他刚跟随降职官员刘天宇从广东献艺归来，苏州没有人比得上他。
以《杞县志》李用中字见虞，刘应秋致汤显祖的信把见虞写作建宇的事例看来，刘天宇即天虞，名复初，陕西高陵人。他有别业在河南，潘之恒的《鸾啸小品》卷三《醉张三》，把他写成“河南刘天宇”。刘复初是汤显祖的同年进士。汤氏有诗《刘天虞暂归汝南别业》《壬寅（万历三十年）中秋后三夕，送刘天虞归秦，至延桥别作》，年代、里籍正相吻合。这可以间接证明当时即使在苏州，昆腔也不是唯一的流行剧种。现在可以回到戏曲史上汤显祖和沈璟争论的问题。沈璟对汤显祖原来很佩服。据他的族侄沈自晋的《重定南词全谱·凡例》，沈璟《坠钗记》传奇卷首《西江月》曲（今佚）有对汤显祖的公开赞扬。此剧据明初瞿佑《剪灯新话》的《金凤钗记》改编而成。它同《牡丹亭》传奇及其祖本《杜丽娘记》故事情节并不相似，改编以后却出奇地趋于接近。《坠钗记》第十九和三十一出一再提到《牡丹亭》的人物和情节。如果它不是沈璟的作品，同时代再没有一本戏曲比它更模拟《牡丹亭》，更有资格归入所谓玉茗堂派了。
两人的争论由曲律引起，沈璟爱重《牡丹亭》，又嫌它不太谐合音律，按照自己的标准将它改编为《同梦记》。《同梦记》未刊而失传，它在《南词新谱》卷二二和十六中保存两曲。沈璟的改编使汤显祖大为不满，嫌隙由此而产生。
汤沈之争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文采派和格律派或本色派之争，同他们政见的进步和保守也没有太大关系，争论在于唱腔和格律的差异。对对方的赞扬和贬斥都起于沈璟，通过共同的友人孙如法和吕胤昌而转达。汤显祖愤愤不平的反诘使矛盾进一步加深。他们都没有点出争论的实质，在各自的心中那是不言而自明的，而在后代却一直没有弄清症结所在。
苏州人沈璟（1553-1610）、冯梦龙（1574-1646）、湖州人臧懋循（1550-1620）、凌蒙初（1580-1644）都自以为是正宗吴语的传人，而以汤显祖“生不踏吴门”（臧懋循《玉茗堂传奇引》）为旁门左道，其实正是他们自己囿于见闻，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他们所指斥的汤氏作品中歌戈与家麻韵、支思与皆来韵通押并不是甚么江西土腔，在宋元南戏中早有成例在先，除非有甚么魔法使它们也变成江西人的手笔。
汤沈争论的焦点在于汤显祖坚持南戏曲律的民间传统，沈璟则在于将民间南戏的一个分支昆腔加以进一步规范化，以期有助于昆腔的兴旺发达。沈璟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是陈白二氏《旧编南九宫目录》和《十三调南曲音节谱》以及蒋孝《南九宫谱》的继承和发展。在他之后，又有沈自晋（1583-1665）、冯梦龙、徐迎庆（于室）（1574-1638）、钮少雅（1564-？）的多种改编和新作，他们要求戏曲创作遵奉他们的约束。沈璟被看作同汤显祖齐名，不在于他的至多从宽列为二三流的戏曲创作，而在于他的曲谱。看来沈璟等几代人的努力，虽然在一时一地声势不凡，事实上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沈璟、冯梦龙、凌蒙初等对当代戏曲名作的改编多半无声无息地被束之高阁。格律愈严，道路愈窄，不能通向兴旺发达的康庄大道。同他们的愿望相反，相邻韵部通押最后还是被昆曲界所接受。
二、时代
和汤显祖同年去世的两位大作家，西班牙塞万提斯出了一部小说《堂吉诃德》（1605、1615），英国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则在1602年前后问世。汤显祖比塞万提斯小三岁，比莎士比亚大十四岁，他的《牡丹亭》（1598）比这两部以主角为名的作品早。
以主角为名的作品大量涌现，西方在中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时期蔚为风气。把它看作是尊重人的个性或人文主义勃兴的征兆。《牡丹亭》的全名是《杜丽娘牡丹亭还魂记》，简称《牡丹亭》或《还魂记》。很少有人称它《杜丽娘记》，除非指它所依据的话本小说。这也许可以用来说明在汤显祖时代的中国，那时还没有既成的强大的人文主义社会思潮可以作为剧作家的凭借。
这就涉及所谓晚明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野蛮的中世纪农奴制的反激。没有黑暗的中世纪就没有文艺复兴的曙光。
欧洲的中世纪一般认为始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时代，称为封建社会。在此之前为奴隶制时代。
这是研究欧洲历史所作出的结论，几乎为西方史学界所普遍接受。
埃及、印度、中国和欧洲的古代文明，在彼此很少交往的情况下各自独立发展。从欧洲历史作出的结论可以自然而然地适用于埃及、印度和中国吗？
欧洲封建制（feudalism）源于普遍存在的封地即采邑。而中国从西汉起就实现郡国并行制，一半是诸侯王的封建国家以及下属的采邑，另一半则是王朝直属的郡县。经过近八十年的演变，“诸侯独得食租税”（《史记·五宗世家》），此外封建主不再掌握封国或采邑内的统治权了。就这一点而论，“封建”一词只适用于汉代以后很小一部分领土。中国封建社会就整体而论没有农奴制，农民对地主除了交纳租税或以劳役代替租税外，没有其他义务。如欧洲封建主对农奴普遍享有的初夜权之类，中国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可以找到。那是豪绅和恶霸的胡作非为，并不合法。唐宋以后，平民通过科举成为封建官僚（直到首相或与此相当的官位）并不少见。这些都是欧洲中世纪所难以想象的。
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不能简单地依照它的一些所谓规律作出或此或彼的推论，如氢和氧结合成水（H20），不管甚么水都一样，没有例外。其实即使就自然界而论，也并不如此简单划一。自然界中存在着氢的重同位素氘和氧的化合物D20即重水，尽管它只是微量存在，重水在自然形态的水中约占0．015%。
与此相比，人文科学就复杂得多了。研究欧洲历史得出的结论简单化地现成地往中国历史上硬套，这是典型的以欧洲为世界中心的殖民主义老调，虽然某些先生的主观愿望可能与此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