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咸丰、同治以后的私铸，张家骧先生曾做过这样的总结：
私铸则有所谓沙壳、风皮、鱼眼、老砂板、毛钱、灰板、鹅眼、水浮等名目，盖皆薄而小，杂以土砂铜铅锡而铸造者也。
人皆夹此小钱于制钱中以充用。而钱之市价，钱之名称，亦因此私钱混夹之多少而大分别，曰大钱（尽制钱也），曰清钱（同上种），曰毛钱（千中夹百个私钱），曰一九钱（千中制钱九百，私钱一百），曰二八（千中私钱二百），曰三七钱，曰四六钱，曰对开钱，曰倒四六（皆视私钱之多少而别者也），曰卡钱（悉制钱，纳税厘之用者也），曰典钱（大钱，当铺中所用者），曰冲头（百中私钱五六个）……以上所举者，固不各地尽同，然其紊乱之甚，可想而知矣。
光绪年间，由于官炉铸钱时有停铸，因此私铸小钱又开始明目张胆地入市流通，最初掺用之数“仅十之一二”，还有一定的限制，不久即“十居其半”了。据《直报》的报道，当时天津一带私铸盛行，有关私钱私铸的案例比比皆是：
访事人云，昨有某甲从河东某处买得私钱十余千，肩任而行，不料行至西方庵，为洋兵所见，以其所负之钱无一官炉，疑其为私铸，奸民遂将甲揪至官里去矣，至如何了结，俟访再布。
北塘有高某者以私铸小钱为生，有伙友五人。县署闻知，派人明察暗访，于今早在大街直口访明住址，捕班数人将高某获住，其伙友俱逃逸无踪，经严委廉讯明，直认不讳，仍派捕班将逸犯拿获，勿得漏网。夫私铸小钱，罪有应得，噫，高某者殆咎由自取欤。
私铸泛滥，使“铅砂薄板，日充斥于宇宙之间”，人民对国家货币的信心下降，制钱的流通陷入困境，已经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清廷虽屡颁严刑峻法，却止不住私铸狂潮。
二、宋以后的纸币作伪
中国纸币的产生，至今也已有一千年了。早在汉武帝时期，已出现了用鹿皮做的“皮币”，每块值钱四十万。唐朝中叶时，出现了“飞钱”。飞钱亦称为“便换”，是在唐宪宗时期出现的一种汇兑制度。当时随着经济日益发展，铜钱数量不足，加之铜钱较重，携带不便，因而京城里的商人在出外经商的时候，先在京城把钱交给诸军、诸使、富家或诸道进奏院，然后携券到其他地区的指定地方取钱。这种起凭证作用的券即飞钱。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它本身不进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而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则是真正纸币的开始。
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宋代虽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但全国货币却并不统一，存在着几个货币区，各自为政，互不通用。全国有十三路专用铜钱，四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当时的四川地区通行铁钱，铁钱币值低，分量重，使用极为不便。当时铜钱一当小铁钱十，每贯铁钱的重量，大钱有二十五斤八两。铁钱币制太轻，以致“市罗一匹，为钱二万”，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四川地区遂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
交子产生于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最初发行的交子属于私人性质，由十六户信用较可靠、财力较强的巨商豪富联合发行，没有固定的限额，也缺乏有效的管理。当发行人户因无足够的现钱承兑时，就会陷入“争讼数起”的危机中。于是宋廷遂于天圣元年（1023）十一月，“始置益州交子务”，改交子私营为官营。此后二百五十多年，先后发行了小钞、钱引、会子、关子，以及地区性的两淮交子、湖北会子和川陕地方会子等多种纸币。
此后金、元、明、清等诸朝都曾发行过纸币，尤其在元代，纸币更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并对后世纸币的发行产生深远的影响。
相对于铸币的作伪，纸币作伪更加容易，获利也更多，因此纸币的伪造之风更加兴盛。纸币的造伪几乎可以说是伴随着纸钞的产生同时出现的。历代的纸钞，无论是北宋的交子、钱引，南宋的会子、小钞，还是金代的交钞，元、明、清时期的宝钞，始终都为伪造问题所困扰。特别是从两宋进入元朝后，随着纸币的地位日渐提高和发行量8的快速增加，伪钞的泛滥也随之严重，虽然政府对纸钞的用纸、印制、发行、回收等管理制度进行过多方整治，但纸币造伪一直是货币流通领域一个久治不愈的非常严重的痼疾。
纸币从最初的私交子开始，就面临着伪造问题。在雕版印刷技术空前发达的宋代，以雕印书籍为业者处处皆是，从事印刷业的工匠人数也大为增加，这就使伪造纸币有了技术上的可能。因此北宋交子在自由发行时期，造伪现象即已存在，史称“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起初政府对私人发行的交子并不加以管理和限制，因此私交子的式样互不相同，钞面的印记和文字花押等也不是印刷的，钞上的金额数字也是临时填写的，收到柜上多少现钱，就开出多少数目的交子。由于样式不统一，发行和流通的操作又不规范，因此伪造的很多，出现了不少纠纷，或是收了假交子而被拒付的，或是发了真交子，但事后又否认的。所以在政府将交子收为官营时，即下诏禁止伪造，其后历朝执政者又迭加重申，严厉禁止盗印作伪。但是交子官营后，其作伪并不因政府的介入而停止，相反，随着纸币在货币流通中的地位逐渐提高，伪交子问题却更加严重。仁宗前期孙甫监益州交子务期间，伪造交子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以致益州路转运使主张废罢交子。到了北宋末年，战事频繁，纸币作伪现象又乘机抬头。徽宗大观元年（1107），改交子为钱引，但伪钞问题依然存在。至建炎年间，川陕宣抚司曾“获伪引三十万，盗五十人”，作伪规模非常大。
南宋时纸币作伪情况同样严重。高宗绍兴四年（1134）有官员发表议论，认为交子“其利有二，其害有四”，其第二害即为“诈伪多有，狱讼益繁”。绍兴六年，刑部尚书胡交修上书言交子之弊时也说：
“奸民伪造抵罪必多。”而东南会子的伪造问题则更为严重，当时官员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伪会充斥”的感叹。庆元三年（1197），成都、潼州、利州三路发生旱灾，有关部门“乞增印钱引，以备对补有余，以充赈济”，可是不久就伪造盛行，“足以乱真”，又出现了“引日益增，钱日益销”的局面。又如宁宗嘉定七年（1214），越州初建二庄于诸暨县古博岭。当时越民常乘昏暮之时持纸钞索换铜钱，以致伪会得以流通，造成“天下坐会子，犯法相望”的局面。由于犯罪人数实在太多，太守赵彦倓只好以“不滥罚”以求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