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以后，由于铜少，民间用铜紧张，销钱铸器获利更厚，“鼓铸器用，供给四方，无有纪极，计一两所费不过十数钱，器成之日，即市百金”。因此不仅私人违法熔毁铜钱，而且出现了官设机构熔毁铜钱的现象，如铸钱司往往将收缴的私钱擅自销熔为铜，为此，宁宗于嘉泰三年（1203）九月首先下令：“命坑冶铁冶司毋得毁私钱为铜。”
继又于开禧二年（1206）正月诏：“坑户毁钱为铜者不赦，仍籍其家，著为令。”频频下诏禁官府和坑户毁钱。但是朝廷虽禁令频下，地方仍销钱不止。后来官员袁燮也上奏言及此事：“场户复济其奸，惮取铜之难，销钱以输之，幸其精炼，无复致诘，钱安得而不耗？”当时很多著名的产铜地都有较严重的销毁铜钱现象。据文献记载，浙东路的绍兴、温、台、明州，浙西路的临安、平江、镇江、湖、秀、常州，以及江东路、福建路和江西路的部分地区，“铸造铜器尤甚，销毁见钱不可胜计”。
清代也是制钱私销特别严重的一个时期。据当朝官员统计，康熙中，铜价每斤值银一钱四、五分，计银一两，只能买铜七斤有余。而毁钱一千，可以得铜八斤十二两。因此“即以今日极贵之钱，用银一两，换钱八、九百文，毁之为铜，可得七斤七、八两，尚浮于买铜之所得，何况钱价贱时，用银一两，所换之钱可毁铜至十余斤者乎！”销钱卖铜得利颇厚，难怪国家刑律再重也难以禁绝私销。又如乾隆十四年（1749），武汉地区每销毁重一钱二分的制钱一百三十三枚，即可得铜一斤，再按照当时每银一两易换八百文计算，每毁钱一百三十三文所得之铜可卖钱一百六十文，即可得利二十七文。铜价浮于钱价，自然难免有人私销铜钱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禁私毁制钱的札文中指出：“近年来各处市面制钱匮乏，多由各铜铺以铜价昂贵，毁钱为器，较之购铜为器利几数倍。遂于夜间密室，任意私毁改造器具，售卖渔利。”可见私销风气之盛。
清朝初年，朝廷对于私铸和私销的犯罪是同等看待的，后来因为私销日渐严重，到乾隆十五年就把私销罪放在私铸之上了。但是私销操作简单，又容易掩人耳目，不易被发觉，故虽然定罪甚重，却难以防止。“奸民不须重本，便可随时熔化，踩缉殊难，非若私铸必须有力之人，兼设有炉座器具，易于查拿者可比”。由于“市侩逐利，罔忌王章，相习成风，销毁者不知几千万缗”，造成精铜“日益不足”的状况。
4.公私贮钱使流通中货币减少
货币除了价值尺度和流通的职能，还有贮藏手段的职能，即货币退出流通领域以后，被人们保存、收藏起来。自古以来，贮藏货币的现象就是很普遍的。在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人们对财富普遍有一种贮藏的心理，贮藏使货币在流通的数量和速度上都受到很大影响。多数情况下，贮藏本身就是目的，这就使它对流通中货币数量的调节作用大为削弱。在钱重物轻的“钱荒”时期，人们更刻意地将大量铜钱贮存起来，使更多的铜钱退出流通，“钱荒”的程度更甚。在私钱和各种大钱盛行的时期，币值较高的足值铜钱往往被贮藏起来，这样又导致流通中私钱和大钱的比重越来越大，通货的质量更加低劣。同理，在某些兼用铜铁钱的时代，铁钱被大量铸造，而其实际价值却越来越小，与铜钱的比值不断降低。因此民间将铜钱储藏起来，不愿在市上流通，使本来就不充裕的铜钱更加匮乏。
贮藏货币，历代有之。我国古代的信用制度和信用机关起步虽然并不晚，但发展缓慢，特别是存款业务，虽然自古即有寄附等办法，但一直很不发达。私人对于自己的财产，不愿信托别人，而喜欢贮藏起来，主要储蓄方式就是窖藏，或是埋在地下，或者是藏在墙壁里。
大户人家藏金银和铜钱，小户人家主要藏铜钱。有些平民还用扑满来藏钱，“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具，以其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在唐代，囤积窖藏铜钱的数量相当多，甚至一人、一家就有几十万贯，比官府一年铸造的铜钱还要多。由于历代藏钱的数量巨大，因此后朝的人经常能掘得前朝留下的窖藏铜钱。如郑文宝《江南余载》所载，五代时著名文学家、吏部尚书徐铉仕南唐时曾在徐州修建官署，“得宿藏钱数百千，铉耻而不取，乃复瘗之”。在宋代货币贮藏也十分流行，当时购买房宅，如果没有发掘过的，除房价外，还要出“掘钱”，付了“掘钱”后买主挖出来的铜钱，就归自己所有，卖主再不能来争执，由此也可见窖藏风气之盛。许多富人有库藏钱，称为“镇库钱”，这些货币一旦被贮藏则可能被埋藏于地下，累世不用，甚至永无见天之日。如咸平县张士宁“尝蓄皇祐钱万贯，谓之镇库钱”；海州怀仁县杨六秀才妻刘氏家财十万贯，藏屋十间；青州麻员外“至富，号麻十万……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钱十万镇库，而未尝用”。这些大户人家经济力量雄厚，甚至连政府也要向他们借贷，庆历中，北宋政府就曾向永兴大姓李氏借钱二十万贯。南宋时货币贮藏之风也非常兴盛，绍兴三十一年（1161），“言者论，比年权富之家以积钱相尚，多者至累百巨万，而少者亦不下数十万缗，夺公上之权而足私家之欲，富者日益富，而贫者日益贫”。
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地主商人手中的货币财富大量增加，但“富室兼田千亩，廪室藏钱至累岁不发，然视捐一钱可以易死，宁死无所损”。货币的大量贮藏使之不断退出流通领域，导致“钱荒”的进一步加剧。至于明清时期，由于兼用银、铜，白银和铜钱的比价有经常性的变动，一些人便在钱贱之时大肆囤积铜钱，以便钱贵时投机获利。清雍正九年（1731），就有人发现“京城内有奸民勾通经纪，预发本银于大小铺户，收买制钱，多藏堆积，俟钱贵始行发卖，名为长短钱”。
乾隆时期，北方的直隶、河南、山东地区存在着较严重的民间贮钱行为，有各种形式长期或短期的制钱囤积。这些地区农业经济比较发达，商品经济相对薄弱，对货币的需求量较少，且拥有大量制钱的主要是地主。地主的收入主要依靠地租，日常生活主要依靠本地的自给自足，对商品流通不甚需要，因此大量的铜钱被囤积起来。而京畿的一些富室大户为防偷盗，也在地窖中积存大量制钱。他们勤俭朴素，收钱积聚，直至贯朽也不使用。更有甚者，为了防盗，将成串的铜钱去掉串绳，散放于地窖中，长久不用，连顺治年间的钱都积存很多。
除了民间大量的贮钱外，官府贮钱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北宋初太祖时建立了封桩库。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改封桩库为景福库，属内藏库。仁宗天圣后，内库岁入“饶、池、建新缗钱一百七万，而斥旧缗钱六十万于左藏库，率以为常”。神宗熙宁以后，宋政府为储藏钱币，相继建立了元丰库、元祐库、崇宁库、大观库、宣和库。其中元丰库的建库钱为一千三百万贯，自元祐六年（1091）始，岁入钱五十万贯。崇宁以后，“常平、坊场、免役、细绢、贴输东北盐钱及鬻买在官田屋钱、应前收桩封桩权添酒钱、侵占房廊白地钱、公使库遗利等钱，并输元丰库”，大量的铜钱被集中在封桩库以备非常之需，使流通中本已不足的钱币更加减少。
5.铜钱外流对“钱荒”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国古代对外贸易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两汉时就已开通了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中外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唐代国势隆盛，贸易发达，特别在中后期国际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政府还允许外商在境内自由贸易，当时胡商遍布各大都会。当时输入的货物大部分为珠宝、药材、香料，多属高价的奢侈品，而输出的多是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的普通商品，价格不高，所以对外贸易经常处于入超状态，大量的铜钱因为购买外国的贵重货物而流出边境。近年来，唐代的开元通宝钱在日本、朝鲜、东南亚、西亚波斯湾，甚至非洲和南美的海岸上都有出土发现，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故唐代政治家杨于陵在论述两税法之后铜钱不足时，就提到：“昔行之于中原，今泄之于边裔。”这说明铜钱的外流、流通区域的扩大，进一步加剧了唐代的货币紧缺问题。
两宋时期铜钱外流的情况比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宋朝与辽、夏、金、吐蕃、大理等周边政权的经济交流频繁，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多样，榷场贸易、走私贸易、茶马贸易和朝贡贸易等形式各显神通，互相补充。宋代每年所铸数百万贯的铜钱亦因之流向周边地区，几乎成为“国际货币”。
宋代建国之初就严禁铜钱的外流，但在王安石变法时期，曾于熙宁七年（1074）解除了铜钱出境的禁令，而且允许人们用铜铸造器物。
铜禁的解除，对于促进铜矿开采业是有效的，但也导致铜钱大量地流入北方的契丹、女真及西夏等少数民族地区，因此“蛮夷之国，舟车所通，窃，不可不察”；“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近年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如1953年在内蒙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娜林镇西夏遗址，就搜集到一批铜钱共有四十余种，皆为宋钱。
南宋时虽然本身已用钱不足，但是铜钱外流的情形比北宋更甚。
大量铜钱流向北方金朝统治区。金人虽然自己也铸钱，但数目不多，大部分靠用宋钱。乾道三年（1167）七月，司农少卿唐瑑就讲到金廷吸收南宋铜钱的方法：“襄阳府榷场，每客人一名入北界交易，其北界先收钱一贯三百，方听入榷场，所将货物，又有税钱及宿舍之用，并须现钱，大约一人往彼交易，非将现钱三贯不可，岁月计之，走失现钱，何可纪极？”铜钱的外流，还有大量的是从海路运往日本及东南亚诸国。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此时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规模之大是陆上中西交通所无法比拟的。随着海外贸易日益发达，铜钱不断流往海外，政府虽一再申严铜钱入海之禁，但外流现象一直无法禁止，“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日本自唐宋以降，一直到明朝中叶，不断地输入中国铜钱，其中宋钱的数量最大，北宋钱又占绝对多数，当时有一批日本商人专门从事从中国输入铜钱。在日本各地发掘的古钱中，绝大部分是宋钱。如日本正德二年（1712）在水户正宗寺出土的一批古钱中，宋钱共十八万八千多枚，占总数的83％。又明治三十五年（1902）在全昌寺出土的一批古钱中，宋钱共二万四千多枚，占总数的89.6％。又常陆国井村等处出土的古钱三十二万多枚，其中宋钱竟有二十九万多枚，高达92％以上！明代对日本的铜钱输出也不少。当时日本正处于足利氏统治的室町幕府时代，商业发达，对货币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倭不自铸，但用中国古钱而已”。日本国内铜钱价甚高，“每一千文价银四两，其福建新铸钱（私铸劣钱），每千价银一两二钱”。自中国输入铜钱，可获利三四倍。故日本赴华贡使、随贡人员以及海商人等，都曾求获铜钱返日。而高丽和越南也吸收了一些中国钱币。
海外诸国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非铜钱不售。利源孔厚，趋者日众。今则沿海郡县寄居，不论大小，凡有势力者则皆为之。官司不敢谁何，且为防护出境，铜钱日寡，弊或由此”。尽管朝廷一再下令禁止，但铜钱外流从未中止。据考古工作者对广西中越边境地区从越南边民处收集到的一万五千九百多枚古钱的分析，其中唐钱占2.9％，宋钱占35.29％，明清钱占13％，越南钱占48.39％。1974年在我国西沙群岛所发现宋钱两千六百多枚。这些都表明了当时宋朝铜钱外流的情况确实十分严重。
铜钱外流加剧了“钱荒”的程度，这在当时已是朝廷上下的共识。
北宋时曾巩就曾指出，“海外之郡，如高丽、交趾之国，一器一皿皆铜为之”，但这些地方并不产铜，因此专门用“奇产无名之货”卖到中国换走铜钱，致使铜钱大量外流，钱日少而民日贫。苏辙也说过：“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南宋时陈求鲁对此有比较全面的评说：“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蕃船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大量的铜钱流至境外，使流通中的货币量更感不足。
三、官钱制作粗糙易于模仿
政府发行的铜铁钱和纸币一般来说对质量都是有一定要求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会出现法钱偷工减料，铸币成色参差不齐、制作粗糙，纸币用纸大小不一、印刷不精等现象，使作伪者容易模仿。
1.官铸钱标准下降，成色参差不齐
中国传统货币以贱金属铜作为主要币材，铜材矿藏分布广泛，日常用铜也很多，因此铜料很容易得到，加之古代货币的铸造方法比较粗放，技术要求并不高，从而使私铸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