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菲·安南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联合国秘书长。为什么是他？在他之前从来没有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被选拔为秘书长。他的六位前任：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曾是副总理，特里格韦·赖伊和库尔特·瓦尔德海姆曾是外长，达格·哈马舍尔德曾是副外交大臣，而吴丹和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曾是驻联合国大使。
但是他确实成为了联合国秘书长。
20世纪70年代他曾在加纳的旅游部门工作过一段很短的时间———这是他惟一一段为自己祖国工作的日子。他人生的其余时间全都奉献给了联合国———不仅是在一个部门，他在联合国的许多部门都工作过。
级级上升，脱颖而出Rising Through the Ranks
1962年安南开始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在日内瓦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希望能去一个发展中国家。他在世界卫生组织申请了不止一个职位，但人事部门让他去哥本哈根。于是他辞职了。
他先是去了设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后来他又在驻伊斯梅利亚（埃及城市，靠近苏伊士运河）的联合国紧急部队（第二期紧急部队）参加维和工作。之后他回到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接下来，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吸引了他。在联合国总部，他历任主管人力资源管理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系统安全协调员（1987年至1990年），及主管方案规划、预算和财务助理秘书长兼财务主任（1990年至1992年）。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曾与一个记者开玩笑说：“我呆在这儿已经两年了，可我还没弄清楚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在一个行政管理系统中，如果能了解其系统的运作方式，那就是权力。科菲·安南在联合国的财务、预算、安全、人事等部门一点一点地干过来。他对里里外外的一切情况早已了如指掌。
安南就任秘书长之后，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我听到他给了负责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约瑟夫·克纳（Joseph Connor）一些建议，克纳曾是美国普华永道（Price Waterhouse）会计事务所的负责人，安南的建议与如何用最好的方式使其计划在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ACABQ）那里得以通过相关。安南很了解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职业生涯中，他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向这个机构提供证词，为秘书长的预算报告、财政政策或人事计划辩护。他知道这个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也知道怎样和它打交道。
啊，你们可能还不知道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ACABQ）是怎样的一个机构。联合国就像大多数的行政机构一样，如果你想做点什么事都需要资金。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ACABQ）是联大中一个虽然不大但是很有权力的委员会，它会非常细致地考察秘书长提出的联合国预算报告，然后向更大的联大行政与预算委员会（Admini stra‐tive and Budgetary Committee）提出自己的意见，将预算减少或者增加———不过增加预算的情况几乎从未发生过。而行政与预算委员会总是会听取ACABQ的意见。因此ACABQ非常有力地控制着联合国的预算情况。
ACABQ的全称是Advisory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and Budg‐etary Questions（联大行政与预算委员会）。如果你们有一天也想去联合国工作，你们最好记住这个机构。
安南登上政治舞台Annan Moves into the Political Arena
安南在联合国工作的前25年，主要从事管理或行政方面的工作。毕竟他拥有经济学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硕士学位。
但后来他接受了重要的政治职务。20世纪90年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erez de Cuell ar）派他前往伊拉克商谈关于撤出伊拉克境内的900多名国际工作人员的事情。后来安理会设立了“石油换食品”计划，安南又带领一个联合国工作小组就“出售石油从而为缓解伊拉克的人道主义状况筹集资金”的问题与萨达姆进行了谈判。1992年3月，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任命他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门的二把手，一年后又任命他为一把手。于是在联合国维和行动达到最高峰的20世纪90年代———从索马里到柬埔寨，再从卢旺达到波斯尼亚———安南成为了掌舵人。1995年，在美国的作用下，相关各方签订了波斯尼亚问题的枟代顿协议枠。布特罗斯‐加利派安南作为自己的特别代表前往波斯尼亚，负责将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相关任务移交给北约的工作。
我记得当时联合国内部有传言说，加利把安南派到波斯尼亚去就是让他去栽跟头的，因为那时候已经有安南可能接替加利的说法。我拿不准这消息的真实性。不过在处理波斯尼亚事务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总部还是在外面，安南都赢得了北约军事指挥官和非军事领导人的尊重。他们发现安南既务实又灵活。我相信一旦美国最后决定施压联合国要求领导层的改革，那么安南在波斯尼亚的成绩很可能会为他铺平道路，使他取代加利而成为联合国秘书长。
1997年改革议程The1997ReformAgenda
科菲·安南于1997年1月1日就职。他想成为一个改革型的秘书长。上任六个月后，他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一次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他展示了改革蓝图；其目标不仅仅在于更新联合国的机构组织，而且还要改革联合国的管理文化。在他的第一份预算申请中，他曾提倡减少开销，降低人员标准。约瑟夫·克纳（Joseph Connor）帮助他削减了行政管理费用。他还对文件的篇幅进行了缩减，要求联合国的大多数报告和文件不得超过十六页纸。他还制定了枟联合国工作人员行为守则枠，强调了责任与表现。
在联大的支持下，安南任命了一名副秘书长来帮助他管理世界事务。这位副秘书长就是路易丝·弗雷谢特（Louise Frechette），她曾担任过加拿大国防部副部长。安南还创立了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办事处及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他将过去的三个部门合并成新的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他通过在不同地区设立联合国办事处、基金和项目的方式来分摊筹备和操作开支，改进了联合国在国家层面的一体化。我已经不记得到底有多少次我陪他前往某个国家，参加新“联合国机构”的成立典礼，那里把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办公室都设在了一座楼内。
他做事很务实，比如创建内阁，其组成人员是他的主要副秘书长，以及诸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等联合国基金会和项目的领导人。他将之称为“高级管理小组”。每个星期三上午，小组成员都要开一个半小时的会；而且，由于有卫星电视，小组成员可以在联合国总部的其他办公地点参加会议，比如日内瓦、维也纳或者内罗毕。加利任秘书长时曾任命三个副秘书长以协调秘书处的工作，安南裁掉了这三个职位。这样各部门的负责人不仅可以进入内阁还可以直接向安南汇报工作。
若会议比较重要，安南常常会要求相关部门派人来做会议记录，这样他们也可以知道事态进展。
很快，人们就知道了他是一个崇尚改革的秘书长。在他担任秘书长职务的第一年，有一个幼稚的记者问他：如果他的改革计划没有被很好地实施，他是否会感到失望。安南用这样的话来回答那个记者（这句话后来成为安南被媒体引用得最多的话）———他说：“改革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结果。”
在联合国大会游说Working the Assembly Floor
安南第一次公开提出他的改革建议是在1997年6月，不过其中的很多条不得不经过联大的批准。新上任的联合国秘书长聘请了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出教授，并在自己的团队里为他设了一个职位。这位教授就是约翰·鲁杰（John Ruggie）。鲁杰曾经对我说过，大学的政治策略属于世界上最艰难的之列。他曾担任过哥伦比亚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生院的院长。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政治家，他真让我目瞪口呆。
科菲·安南派遣约翰·鲁杰直接到联合国大会宣传他的改革议程。没有哪一任秘书长这样做过。鲁杰在代表团之间、区域性团体之间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他消除他们的疑虑、对他们进行游说、解释和激励，然后他再向安南报告。他可能说过：“我们与非洲的朋友之间有一些麻烦，他们不喜欢副秘书长的想法。”安南可能就会马上开始给一些重要的非洲代表打电话，或者会见整个非洲代表团，向他们进行解释、宣布他的理念。一切就像有魔力一般。到那年年底，他的整个改革计划就都被批准了。
跋涉林间A Walk in the Woods
科菲·安南非常热爱人民。他很友善、温和———他从不提高他的声音。他会记住你的每一点细节———比如你爱人叫什么名字，你有几个小孩。他会善意地提醒你要好好照顾他们，不要在工作上花太多的时间。他非常善解人意，而且是一个极好的听众。
在其第一任期的前几个星期，安南出访华盛顿。他会见了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此人大概是美国国会中最著名的联合国批评家了。在他的办公室里，安南在他对面坐下，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赫尔姆斯用他那浓重的南方调子慢吞吞地说：“我让我的手下找出关于你的信息，找出那些不喜欢你的人。但是他们找不到。每个人都喜欢你，我也喜欢你。”会面结束后，他一直把安南送到门厅，当时正有一个庞大的记者团等在那里。他们走近话筒时，赫尔姆斯还一直把手放在安南的肩膀上。
CNN的创始人特德·特纳（Ted Turner）曾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以部分补偿美国由于杰西·赫尔姆斯及其他一些立法委员作梗而拖欠联合国的会费。特纳曾说安南“干了世界上最难的一件工作，而每个人都爱他。他不会让任何人怨恨他，甚至连萨达姆也不会”。
在枟纽约人枠杂志的“人物写真”中，菲力浦·古里维奇（Philip Gourevitch）这样描写安南：“他无懈可击的着装、高贵庄重的风度、优雅而富有表现力的手势都体现着他个人的严格，一丝不苟？ ？他既让人感到他的不可或缺的存在，气宇不凡，同时又有点落落超群。”
也许是的吧。不过我在他身上也看到一丝老派的作风。有一次我想安排他与一位女士握手。这位女士曾在他手下的联合国人事部门工作过。此时她退休了，正带着一位新男友游览纽约。我问安南，他上班时能否在走道里与这位女士握个手。“不，”他说，“把她请到我的办公室吧。”然后我告诉他还有一个“男友”。他笑了起来，说：“看来我们最好还是在走道里。”
安南是个极为敬业的秘书长，但在彰显权力的事物前他却仍然保持谦逊。记得他上任后第一个月，他应邀赴瑞士达沃斯的一个高级滑雪度假村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他是主要的演讲人。当他走上台开始演讲时，他注意到自己的样子正出现在背后巨大的电视屏幕上。他有些不安地看了看屏幕，然后转回身来对观众们说道：“天哪，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对这样的场景习以为常。”
他确实一直保持谦逊。
他的妻子娜内也是这样。当娜内得知自己的丈夫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时，她正在曼哈顿西区吃午饭。她一个人走了很长时间的路回到东区，想着自己的生活有可能由此而发生无数种变化。她在布鲁克林有一个不大的绘画工作室———在她的出生地瑞典，娜内曾是一名律师和法官。不过人到中年，绘画却成了她的最爱。
娜内第一次遇到安南是在1981年的日内瓦。他们都曾离过婚。后来他们相爱了，并于1984年结婚。结婚22年来两人相亲相爱一如新婚。我曾无数次与他们一起旅行。我注意到他们之间的爱会以无数种细小方式表现出来，不过几乎从不在公共场合。每当他们进入某个入口时，安南都会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手放在妻子的背上。
每当安南讲话时，娜内都会坐在第一排，脸上的表情随着安南的话语而动。在科索沃的难民营里，他们一同弯下身子与坐在地上的老妇聊天。他们的眼睛———他是棕色的，她是蓝色的———流露出同样的同情。
在一次公务旅行中，我们曾在一个有花园的住宅中过夜。第二天一大早，我急着有事跟安南说。但他的安全人员告诉我说他和夫人去散步了。于是我一直站在主楼前面等他回来。结果他们只是去了后面的花园。当他们绕过整个房子进入我的视线时，我发现他们正手牵着手。可是他们一旦看到我就马上把手松开了，并且彼此间稍稍远离了一些。这让我感到有点儿难过。
以前在长岛时，他们经常散步到很远，只有他们两个人。而现在，秘书长和秘书长夫人几乎很少有时间单独相处。而娜内也不再有时间画画了。
我记得在安南第一段任期的早些时候，我曾与他们夫妇俩一起去德国。他事先告诉德国方面，他和他的妻子喜欢去野外远足。
于是接待方为他们俩安排了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可以去山里面走走。安南和娜内穿上他们的步行鞋，沿着景色优美的山径出发了。据他所告诉我们的经过是这样的，他和娜内曾停下来眺望一个平静的湖；于是他的安全人员、德国情报机关人员、德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德国的翻译们等等也都停下来看那个湖。然后他们继续走，来到一片美丽的开阔地。他们停下来听听鸟声，于是那些安全人员、德国情报人员等等也都停下来。
真不容易啊，不再拥有一点私人的生活空间了。
过程而非事件Aprocessnotanevent
对于安南这样的内行人来说，执掌联合国十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不可能把这些年中发生的所有变化详尽地告诉你们。不过我会尽我所能让你们有所了解。
他将联合国的支持者重新定义为人民，而不仅仅是政府；他接受了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的枟民主化议程枠并将之付诸实践。他邀请商界领袖与联合国合作，表示联合国需要他们的管理技术和他们的资源。
约翰·鲁杰帮助安南建立了一份枟全球契约枠。根据这个契约，企业法人保证尊重联合国在人权、劳动者权利和环境等方面的标准。随后，安南又邀请工会也加入这个全球契约。无论走到哪里，安南都要与国会议员进行接触，并广泛加强与民间团体，尤其是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新千年伊始，安南抓住了一种设想，提议所有成员国的政府首脑于2000年初秋全体出席联大会议，并且同意制定具体的发展目标。
安南知道，他不可以让150多位总统和总理来做起草的工作。所以他让鲁杰写出初稿并送交驻联大的各国大使。鲁杰再在出席联大会议的这些大使们之间做工作，而大家也又一次达成共识。各个国家和政府首脑聚集在一起通过了“千年发展目标”，这些目标协调了全世界为发展所做的努力，明确了成功的内涵，并确定期限以促使相关各方实现具体的奋斗目标。这些将在相关领域内产生长远的影响。
结合日内瓦的人权计划，他提出一份颇具闯劲的人权议程，并且任命前爱尔兰总统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安南提出了“保护责任”的概念：在发生大规模的践踏人权的事件时———比如种族屠杀———若一国政府无力或不愿保护其人民，则国际社会有责任采取行动。2005年秋天举行的联大六十周年全球首脑峰会接受并批准了这一概念，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安南还任命了一位预防种族大屠杀的特别顾问。安南意识到日内瓦的人权委员会并没有非常有效地开展人权方面的工作，太多的政府有相互包庇的倾向。他提议在联合国系统中，以人权理事会代替人权委员会以加强人权工作，人权理事会将有不同的会员国遴选规则，并将要求每一位会员国都要与理事会紧密合作，同时这些会员国还需将其人权记录加以检阅。成员国已经通过了这一想法。
安南是支持“为保护平民而进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想法的，但他同时警告说：未经安理会授权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如2003年美国和其他国家在伊拉克所做的那样———是从根本上对基于联合国宪章的集体安全协定提出挑战。他指出，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他号召大家重新思考全球恐怖主义时代的集体安全问题。他成立了一个高级别小组，为21世纪的安全问题出谋划策。
高级别小组的提议之一是扩大安理会的成员规模。安南已经连续几年大胆地指出，目前安理会的构成反映了1945年地缘政治的现实，安理会需要变得更加民主、更具代表性。而在2005年秋天的联大六十周年全球首脑峰会上，这个想法却命途多舛。各成员国对规模扩大的具体方案总是不能达成一致。不过在安南执掌联合国的这么多年中，安理会确实开始直接聆听民间社会团体的声音，在各地进行实情调查，并且更多地听取维和部队派遣国的意见。联合国维和行动里里外外的事情安南都非常了解；其中的长处与不足，他心里也很清楚。而且他也知道，这些不足都需要我们加以特别的注意。他请通晓政治的阿尔及利亚前外交部长拉赫达尔·卜拉希米（Lakhdar Brahi‐mi）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卜拉希米和安南的意见完全一致。他在2000年发布的报告中建议对维和行动的策略、原则和操作上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这使得安理会成员国大量增加了维和行动的经费投入———联合国维和行动部门的规模几乎增加了一倍。
基于布特罗斯‐加利在枟和平议程枠中提出的概念，安南进而通过“和平建设”将维持和平的手段制度化、从而保护联合国在维和行动中的巨大投入。他成立了联合国和平建设委员会，于2005年秋天的联大上得以批准。他大力支持国际刑事法庭的设立———当践踏人性的罪魁祸首无法在本国得以审判时，国际刑事法庭将对其进行审判。他运用国际性组织领导的影响成功地帮助建立了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为抗击这些疾病募集了很多资金，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他曾亲自前往华盛顿，就美国欠款一事直接与美国国会商谈并最终达成偿还协议，这就为联合国创造了牢固的财政基础。
他支持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全球权利，积极推进以色列成为其地区组织的一员———以色列后来确实加入了其地区组织———这也为以色列争得了2005—2006年联大副主席的位子。
得益于自身曾主管预算部门的经验，在联合国预算程序的结果上，他将关注的重点从收入转到支出上来。作为曾经的人事部门主管，他全面革新了联合国的人事制度，创立了基于网络的人员任用制度以及更利于让职员在工作与生活间达成平衡的弹性工作制。他令高级工作人员的任命情况更加公平和透明，并且努力让管理人员更有责任感。他委派了联合国工作人员监察员并设立了联合国工作人员学院。他加强了联合国安全管理，任命了一名高级安全事务负责人。他结束了自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以来的，建立在数据化预算和管理信息上的工作方式，将联合国在世界范围的各种工作事务与同一个数据库相连。
他重新制定了联合国物品采购规则。他创立了道德规范办公室（Ethi cs Offi ce），扩大了对高级工作人员财务公开的要求，同时保护揭发问题的人。
安南还在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颁布枟媒体指南枠，指出：每个联合国职员其实都可以在其专业领域范围之内与媒体沟通。
他还开办了联合国的网站，并将联合国的各种文件通过互联网免费提供给大众。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我还忘了什么。我肯定这里说的并不是全部，但至少可以让你们对安南这十年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有所了解。你们会理解，为什么安南会作为一个改革型秘书长而留名青史。
第二任期A SecondTerm
头五年过去得真快啊。对于我们这些在安南手下工作的人来说，他的第一段任期好像一个美好的梦。我们所喜欢和尊敬的那个人成为了秘书长，而意外而来的荣誉却并不曾改变他。他还是那么温和与友好。他如此的平易近人，对友谊极为忠诚。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全世界最难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成功———而且他还让这一切看上去并不那么难！
我个人认为，他其实不应该追求连任。美国有句老话说：“激流勇退”。我觉得那对科菲·安南来说可能会是个好建议。在第一段任期的辉煌成就之后，我觉得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
此外，我知道他的夫人娜内是个喜欢安静生活的人，她很希望恢复平凡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安南第一段任期的五年中，她几乎不能画画儿了。如果他能和她一起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快快乐乐地过日子，那该多好啊。
斯托尔滕贝格（Thorvald Stoltenberg）———前挪威外长，曾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上接替万斯———对此另有看法。他对我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哪个政治家不想连任的。”但是我想，安南其实不属于政治家———他只是一个被推到政治位置上的行政官员。而且，如果他当时卸任的话会形成一种对称：有两任秘书长来自被撒哈拉沙漠分成了两部分的非洲———其一是埃及的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北；其二是如今的安南，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指挥棒应该交给亚洲人了。
美国驻联合国外交使节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 chard Hol brooke）是安南夫妇的好朋友，他说其实这件事上也取决于娜内的态度，她的态度和安理会的决定差不多一样重要。他知道娜内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会极大地影响安南。但最终安南与娜内决定留下来。在连任的问题上，安南肯定还承受了来自成员国的巨大压力。所有人都很喜欢他。而且可能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尤其是联合国的改革。无论由于什么原因，他接受了第二个五年任期。也许我原来想得有些自私，也许是因为我想回到原来的生活里安静快乐地过日子。1996年安南当选为秘书长时，我猜他可能会要我做他的发言人，所以我想接下来五年的生活我都要失去了。而当他再次当选时，我想我今后十年的生活都将失去了。
嗯，其实说“失去”并不对。与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此近距离地共事是一件让人非常兴奋的事实际上也非常愉快。你永远也不会后悔的。其实你也没时间去后悔。只不过世上存在另一种生活方式，用英语说就是“慢车道”，你可以慢慢地品味生活的每一点快乐。
所以说，成为公众人物既有好处也有坏处。我把生活的梦想留在了慢车道上，安南和娜内大概也是这样，其他所有与安南贴身共事的人们也是这样。我们做好准备再干5年。
第二任期的沮丧事TheSecondTermBlues
在美国我们还有另一种说法，叫做“第二任期的沮丧”。在第二段任期中，好像什么事情都会变糟似的。而安南就是这样。
上节课我向你们描述了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受到恐怖袭击后美国的反应。美国决定在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这极大地震动了安理会。对于是否批准此次军事活动，安理会的各成员国分为两派。最终安理会没有批准，但是美国一意孤行并入侵了伊拉克。这些事情对安南体系来说是一种情感上的沉重打击。大西洋联盟被残酷地分裂。安理会已经处于瘫痪，如今又被美英两国绕道而行。看起来联合国就要崩溃了。
安南失声Kofi Annan Loses His Voice
安南开始想退却。我们注意到他似乎元神出窍一般。在主持工作会议时，他的人坐在那儿，神却不在，他似乎是空的。我们开始担心起来。他的行政办公厅主任埃克巴·理查（Iqbal Riza）急忙削减他的工作量并安排他去度假。在情感上，他正处于危机状态。
我们这些与安南最亲近的人开始私下嘀咕，但又不敢跟外人说，我没敢对媒体透露半个字。看起来，不仅是联合国受到了伊拉克这件事的严重影响，秘书长也是这样。枟华尔街日报枠引用一个“联合国内部人员”的话说：“对安南而言，你们再怎么高估他内心的痛苦都不为过。他的整个世界急转直下，失去控制。”接着，他的痛苦还显现在了生理上，他失声了。医生们没发现什么问题。可他要么就是声音嘶哑，要么就是根本不能讲话。我们对外界说他偶感小恙。新闻界都知道他在伊拉克这件事情上的沮丧与疲惫，所以以为他可能只是感冒了。
可是我在内心深处开始感到恐慌。
我回想起他还在主管维和行动部门的那些日子。那时候他管理着联合国的神经中枢，带领着一班自己亲自挑选出的、聪明能干而又雄心勃勃的手下。我一直都记得在每天早晨的部门例会上，他那种从稳健中透出的激情与能量，还有那种恰到好处的管理力度。
1995年11月到1996年3月的这五个月，布特罗斯‐加利把安南派去波斯尼亚。那段时间的晨会就完全不同了。同事们之间不再那样精诚合作，而且开始斗嘴。然后安南回来了，大家突然集中精力，晨会重新充满思想与力量。我想，这就是领导艺术！而这种情形与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安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维和部门的那些同事们相比，安南现在的高级工作人员更加团结，共同保守着那个令人难受的秘密。我们觉得我们得竭尽全力、绝不能让事业的航船发生倾覆。可是眼看着船长魂不守舍的样子，我们的希望逐渐黯淡了下来。
假期之后，我们开始看到一些改善。尽管声音很微弱，他又能讲话了。我们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和“大男孩们”来硬的Playing Hard Ball With the Big Boys
安南没有让我们失望。他重拾激情，在联合国历史上最艰难的一段时期巧妙甚至是大胆地开展秘书长的工作，与他口中所谓的“大男孩们”———也就是说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大国们———来硬的，并且强硬回应到了竭尽其所能。在4月初半岛电视台的访谈中，他一反常态地批评了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他说：“我一直认为战争是人类的灾难。在战争中，所有人都是失败者。”然后他补充道：“我从来没有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也从没有支持过这场战争。”
后来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状况变得一塌糊涂，安全形势急剧恶化。这使得美国在占领伊拉克期间不得不寻求国际力量的帮助。但这需要安理会的决议。当布什政府开始扬言将返回联合国的时候，安南列了一张单子，说明联合国在伊拉克会做哪些事，不会做哪些事———比如说联合国不会授权成立一个在美国管理之下的政府。安南告诉英国首相布莱尔，占领国需要得到安理会的批准才可以制定新的伊拉克宪法。他立场坚定毫不动摇。
而他也在敦促安理会各成员国尽快达成和解，并鼓励他们于当年五月支持撤消对伊制裁的决议。他说，这么做“对所有人都有利”。他同意在伊拉克设立联合国的办事处，尽管其时安理会成员还在争论应该让联合国在伊拉克扮演多大角色。美国本来想全权控制伊拉克。但随着伊拉克骚乱的升级，华盛顿急需国际援助，急需安南的帮助。于是安南派出美国人所希望的联合国人士———他的好朋友塞尔吉奥·维埃拉·德梅洛（SergioVieira deMello）去领导驻伊办事处。德梅洛此前曾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2003年7月，他与布什总统会面，表示愿意在伊拉克提供帮助。枟华盛顿邮报枠的专栏作家吉姆·霍格兰德（Jim Hoagl and）将那次会面描述为“惊人地富有成效”。
接下来他继续按照自己的想法稳步前进。在与布什总统会面的那个月的晚些时候，他在一份给安理会的报告中要求美国制定从伊拉克撤军的详细时间表。他认可新成立的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并且在联合国欢迎了他们。那年仲夏之前，美国一直在寻找更多的国家向伊拉克派兵，但这样做需要安理会的决议。于是安理会成员国之间的对话得以恢复，这让安南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塞尔吉奥·德梅洛之死TheDeathof Sergio
但是2003年8月19日，一个自杀式爆炸分子开着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冲进联合国在巴格达的总部。德梅洛及其他2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遇难。安南悲痛欲绝。
在遇难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是我的同事娜迪亚·优尼斯（Nadia Younes），她曾担任过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副发言人，也短时期地在布特罗斯‐加利的手下做过副发言人。
当时安南对外表现得非常坚强。他说：“我们会坚持下去的，我们不会被恐怖袭击吓倒。”但是私底下他的内心备受煎熬。我们觉得他可能会认为是自己派德梅洛去伊拉克的，因此他对德梅洛的死有责任。
我陪安南一起去了里约热内卢，参加了在那里为德梅洛举行的纪念仪式，德梅洛是巴西人。德梅洛的家人都在那儿。安南发现德梅洛的家人对于究竟将德梅洛安葬在哪里存在争议。
在仪式上，棺材周围一度发生拥挤的状况。我看到安南转过身去给不同的德梅洛家庭成员打手势，要他们站到他那边去。他想让悲伤中的德梅洛家人重新恢复团结。那天晚上，安南邀请了所有的德梅洛家人到他下榻的宾馆吃饭，借此机会化解他们的矛盾与分歧。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他真的天生就是一个特别会安慰人的人。
使联合国重新积极运转PuttingtheUNBackintheGame
枟金融时报枠写道：“安南扮演起一个牧人的角色，试着让受到沉重打击后的联合国恢复过来———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和他本人都受到这一打击的严重影响。而在如何处理后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的问题上，他也回到了国际外交事务的中心。”枟华盛顿邮报枠认为：美国改变了想法，并做出决定，转向安全理事会来寻求新途径解决伊拉克问题———而在此转变过程中，是安南向美国大使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Ne‐groponte）提供的保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此事上安南是有功的。伦敦的枟金融时报枠注意到安理会内部出现了一种新的协调精神，这使得决议得以通过的机会增加了。事情在按照安南的模式发展。
在安南的倡议下，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外长于2003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伊拉克重建问题。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称法国和德国的提议“完全不切实际”。但是布什总统随后说，他希望由联合国来监督伊拉克的选举事务。美国的态度正在软化，但仍不愿放弃对伊拉克的几乎完全的控制权。安南还得继续做工作。
枟费加罗时报枠评论道：联合国在经历了其55年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间之后，已经重返国际舞台的最前沿。———这还用你们来说吗？
随后，安南在联大开幕式上进行了一次让人极为难忘的演讲。他指责美国先发制人的军事干预政策，他说联合国正在“一个十字路口”———是单方面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还是遵循联合国宪章制定的集体安全体系？成员国要做的选择很明确。布什总统在安南之后发言，他在发言中仍为他那先发制人的政策辩护。但枟华盛顿邮报枠报道说，布什因此受到了来自各国领导人如潮水一般的批评。这些领导人警告说：在面对即将出现的威胁时，布什总统的那种单方面行动策略会毁了联合国。
2003年10月初，在每月例行的安理会午宴上，安南强调：联合国要么就在伊拉克拥有领导地位，要么就什么地位也没有。那评论结束了美国外交性的努力背后的仅有的那点点通过安理会寻求新解决途径的动向。美国仍然不愿放弃对伊拉克的主要控制权，而反战人士则完全相反，要将大部分的控制权移交联合国。安南必须在这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声名显赫的法国日报枟世界报枠在一篇社论中写道：“很少有哪位秘书长这样深入、全面、细致地参与到决议的谈判中来。”
在十月的晚些时候，安理会的成员国终于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一位外交家评价这份决议散发着“模棱两可、摇摆不定的不良气息”。不过安理会至少看起来又恢复了团结。
一部史诗剧An Epic Drama
从2003年底到现在为止所发生的一切只能用“情节剧”来形容了。当布什总统与安南秘书长谨遵联合国宪章一起努力以求找到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办法时，历史先给布什总统一击，接着给安南一击。
让我们来看看那段时间里的一些主要事件：
2003年9月，布什总统突然观点大变，与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所云大相径庭，说道：美国没有证据证明萨达姆与2001年的“9· 11”事件有关。
10月，马尔蒂·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报告说联合国的安全保卫情况混乱。他同时指责联合国安全部门的主管人员没有采取一些基本的防范措施———这些措施也许本可以防止联合国驻巴格达总部爆炸事件的发生。
11月，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结束。有关此计划中贿赂、回扣及腐败问题的报道不断增加。
12月，美国的外国情报机构顾问委员会认为，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说萨达姆曾尝试从非洲获取核原料，这样的说法是“可疑”的。
负责在伊拉克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官员大卫 ·凯（David Kay）辞去伊拉克调查小组组长的职务，他说他找不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004年1月，五角大楼的审计人员发现，哈里伯顿（Halliburton）公司———副总统切尼曾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它获得了伊拉克重建过程中最好的项目合同———向美国政府收取了过高的费用。
2月，英国的克莱尔·肖特（Clare Short）说英国情报部门对安南的办公室实施了窃听。
3月，副秘书长路易丝·弗雷谢特（Louise Frechette）就处理联合国在伊拉克的安全失责提出辞去职务。但是安南没有批准。
4月，对于石油换食品计划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外界的指责越来越多。安南指派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进行调查。
5月，由于伊拉克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的虐囚事件，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职位岌岌可危。
6月，伊拉克权力机构宣布，他们将调查安南的儿子科乔与瑞士科特克纳（Cotecna）公司———这个公司得到了联合国的合同，负责对石油换食品计划中运往伊拉克的人道主义物资进行商检。
接下来，一名女职员指控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吕德·吕贝尔斯（Ruud Lubbers）对她进行性骚扰。
7月，联合国—美国的联合审计委员会报告说，布什政府对在伊拉克的财政情况监管不力；此审计委员会同时抱怨五角大楼拒绝提供有关哈里伯顿公司在伊活动情况的资料。
9月，安南在接受BBC记者采访的过程中遇挫，称美国入侵伊拉克为“非法”。他随即被指控为试图影响当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
随后，有人发现科乔·安南（Kojo Annan）的名字在科特克纳公司于无竞争的情况下获得联合国的合同一年后仍留在该公司的薪水薄上，而联合国方面称这种情况为“习惯做法”。
10月，一份伊拉克的报告称，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的负责人贝农·塞万（Benon Sevan）曾向伊拉克前政府索取石油出口份额，售出1330万桶、价值120万美元的伊拉克石油。
接替大卫·凯担任伊拉克调查小组组长的查尔斯·杜尔夫（Charles Duelfer）一直在继续寻找大卫·凯未能找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他后来报告说伊拉克已经摧毁了所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保罗·沃尔克发布了一份名单，上面列出了4734家与石油换食品计划有关的公司。
11月，布什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枟洛杉矶时报枠随后报道说，安南写信警告布什、布莱尔还有伊拉克政府说，对伊拉克费卢杰的军事打击只会使那里的叛乱状态进一步恶化。
11月8日，美国部队袭击了费卢杰。形势恶化。
当月，有关联合国维和人员在刚果对当地未成年人进行性虐待的报道铺天盖地。
有消息透露，直到2004年2月科乔还在接收科特克纳公司的所谓“非竞争报酬”（no‐compete payments）。安南说，听到这个消息他“又意外又失望”。
美国多家媒体在报道中要求安南辞职。最重要的大概要属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参议员诺姆·科尔曼（Norm Coleman）在12月1日的枟华尔街日报枠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12月8日联大会议上，为了支持安南，各国代表们在他步入会场时集体起立鼓掌向他致意。
这是怎样的一年啊！在这一切发生时，他还得处理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东等地的突发事件。
安南重振旗鼓Kofi AnnanBouncesBack
一名法国记者报道说，2004年11月安南访问埃及以讨论伊拉克问题时情绪陷入低谷。他完全失去了胃口，而且不想见任何人。他取消了原定前往布其纳法索参加法语国家首脑会议的计划，匆忙结束行程回家。在那次行程中，我一直在他身边。我发现他完全不是他自己了。不过有了2003年失声的那次经历，我这回不像上次那么担心。虽然那篇报道只是说消息来自于一个“知情人”，但我想我知道它的真正来源。如果这是真的，她比我更接近安南，而且更加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不过，无论情绪如何低落，安南又一次恢复了过来。2005年，安南在他的报告枟大自由枠（Larger Freedom）中提出了他最具雄心的改革议程；其中不仅包括高级别小组提出的新的安全议题，而且还包括一个发展议程。安南在枟大自由枠中不仅谈及联合国的管理问题，而且试图对联合国体系进行彻底革新———比如说，对安理会进行改革，建立人权理事会以及和平建设委员会。
2005年是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秋天时联大召开了全球首脑峰会，接受了安南报告中的一部分建议；另一部分，特别是安理会改革的部分未获通过。不过安南已经使情况得以进步。而且不止于此，2006年安南敦促联大重新查看他们全年议程中约9000个上下的条目，加以处理。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在联合国总部大楼第三地下室的一个装卸货物点等安南来上班。“9·11”袭击事件后，他的安全人员就开始带他通过地下室进入大楼。如果这个地方有卡车在装卸货物，那么秘书长的车就得停下来。我常常看着他走下车来。我会观察他的步履以判断他当天的精神情况。因为他要走过一个六层台阶的楼梯达到装卸点的最高处，所以我会看，他会步履轻松地走上这些台阶吗？或者甚至是一次跨过两级台阶呢？———如果是那样，就说明他的情绪已经恢复了。
我记得有一次访问科索沃时，我们与一个很大的代表团一起进入联合国在当地的总部大楼。秘书长不想等电梯，即使我们得上十五楼。他和联合国的特派代表———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人，看起来体型匀称、很健康———决定像学校里的男生一样比赛爬楼梯。结果安南赢了。
这让我回想起20世纪60年代他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麦卡利斯特学院参加六十米冲刺赛跑时的一张照片。因为正在使出全身的力气，所以他的脸有点变形。不过他获得了比赛的胜利，而且他创造的学校纪录保持了很多年。
甚至今天，他已经68岁了，他仍然经常在跑步机上锻炼身体，与他的妻子进行较长时间的散步（当然是在有安全保卫的情况下）并且非常注意日常饮食。所以他一直都很健康。
我有时候会想，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对于一个深色皮肤的人会是怎样的。他一定遇到了种族歧视的事情，但他从来不讲这些。记得有一次———那时他已经是秘书长了———我向他提起一篇暗示了种族侮辱的社论。他看着我，眼睛中有一丝气愤；然后他把话锋指向那个社论作者，用低沉的声音说：“那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
那些了解安南的人最常用来描述他的一种说法是“自信的”。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自己信仰什么。他对自己的肤色处之泰然。
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The Lesson of MIT
1997年安南在麻省理工学院给学生们做演讲时提到的一件趣事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回想他自己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读书的日子，他说他的同学们很有竞争力———非常有竞争力。这让他很沮丧，所以他沿着波士顿查尔士河散步，试图想出一个解决方法。“先别说壮大，我首先该如何在这样一群极为出色的同学中生存下来呢？”他这样问自己。这里是他的总结：
“我得出的答案是最强劲有力的：不是根据他们的规则玩游戏。我对自己说：‘追随我自身的方向，听从我自身的呼唤。’生存即选择。但是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你必须知道你是谁，你代表着什么，你想到哪里去，你为什么想到那里去。”
他告诉学生，他从麻省理工学院学到的：“不仅仅是分析方法，还有智慧的自信。这种自信帮助我在新环境中找到定位和支点，这种自信让我将每一次挑战看作更新和成长的潜在机会，这种自信让我习惯于向同事寻求帮助，但是最终无畏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
当他与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进行斗争时，儿子背叛了他，那些石油换食品计划的批评者们对他的人格进行了恶意的、怀有政治目的的攻击，甚至要求他辞职。他一度也曾意志消沉。
但我可以想象，当他在查尔斯河边满腹心事地散步时，他如何再次找到自己精神的支撑，重新鼓起勇气，坚强地走下去。
当我看到他一步两阶地登上装卸台，我自己也重新寻回了力量。因为我知道，他的精神又回来了；我知道在这样一位出色的秘书长手中，联合国一定能挺过风浪的冲击而安然无恙的。
历史见证人Witness to History
2006年1月17日，当我走进安南的办公室时，他充满自信地对我微笑。他是我今晚的历史见证人。休息之后，让我们来听一听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安南是怎样说的。
本课参考文献（Sources for this lecture）
JoshuaCooperRamo，“TheFiveVirtuesofKofiAnnan”，TIMEMagazine，4September2000.
Stanley Meisler，“Man in the Middle”，Smithsonian Magazine，January 2003 .
Philip Gourevitch，“The Optimist”，The New Yorker Magazine，3 March 2003 .
Meryl Gordon，“No Peace for Kofi：A Father’s Burden”，New York Magazine，2 May 2005 .
Tim Johnston and Mark Turner，“Under Fire：The United Nations Struggles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a Changed World”，The Financial Times，6 June 2005 .
Evelyn Leopold，“Annan Challneges U .S .Doctrine of Preventive Action”，Reuters，23 September 2003.
“Fact Sheet：Reform Timeline”，Better World Campaign，www .betterworldcampaign .org .
“Reform at the United Nations”，United Nations，www .un .org/reform/dossier .htm .
“Chronology of the UN Financial Crisis：July‐Dec，1997”，Global Policy Forum，www .global‐policy 。org/finance/chronol/fin1997b .htm .
“Secretary‐General Lofi Annan’s reform Agenda 1997 to Present”，Global Policy Forum，www .globalpolicy .org/reform/initiatives/1997 .htm
与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会话
A CONVERSATION WITHSECRETARY‐GENERAL
KOFIANNAN
2006年1月17号 联合国
United Nations，17 January 2006
我第一次见到科菲·安南是在1985年。当时他在联合国主管人事，而我则刚刚进入联合国工作。作为一名驻华盛顿的信息主管，我要尽力说服美国国会停止拖欠应缴纳给联合国的预算经费。有一次科菲·安南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报告美国国会的情况。第一次见面，他柔和的嗓音和愤怒的眼神所形成的强烈对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在联合国发言人办公室工作时，见证了安南职务的升迁过程。当他成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部门的负责人时，我已经参加了两次联合国维和任务并在发言人办公室中专门负责维和事务。他让我列席他的部门晨会，并听他宣读来自世界各地维和任务的电报。他认为，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发言人，我就必须熟悉所有的相关信息。他向我敞开了大门。在晨会上，他常常营造出一种轻松随意的气氛；可当他的得力干将们向他简要报告一些最新情况时———报告虽然简短，但总是很有见地———这种气氛就很难维持了。
后来我在发言人办公室分管维和事务的工作出了一些问题———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问题究竟在哪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秘书长办公室的人告诉我说，我不能再在新闻发布会上就有关维和行动的问题而发言。当时我对此完全不知所措。安南知道这件事后，给秘书长的新闻部负责人约翰·休斯（John Hughes）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说，他不能理解新闻部门的这一决定。另外，他说他在联合国工作了30年，我是他遇到的最好的发言人之一。然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边亲切地微笑一边对我说：“别让那些家伙打倒你。”说得我笑了起来。
很快，我离开发言人办公室，加入了科菲·安南的维和部门并成为一名信息主管。由于冷战结束后维和行动的规模明显扩大，所以我感觉自己站在了行动的中心。就在同一年（1996年），安南意外地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他组织了一个十几人的过渡小组，并且让我也参加、为他的新班子即将面对的新闻事务提一些建议。后来他又让我担任他的发言人。
我想，我在联合国担任过一些激动人心的职务，可是这些都无法与成为安南的首席发言人相提并论。他曾专门负责维和事务，他对我敞开办公室的大门、让我参加他的部门会议，而且不管去哪儿都会带上我，所以我相信我是信息掌握最全面的联合国发言人。
安南上任后，对联合国的各方面都做出一定的调整，以适应冷战后的国际环境并准备迎接新世纪的到来。在八年半的时间里，我和他的生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联合国与他共同获得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时，我和他同在挪威首都奥斯陆（Oslo）。当他由于不支持2003年美国出兵伊拉克的行动而受到美国右翼势力的猛烈攻击时，我也和他一起受过苦。最后，当2004年12月的印度洋海啸发生后安南前往灾区视察，其行程令人疲惫不堪。我感觉已经快要到达体力的极限了。我真的感觉支持不住了，所以很不情愿地递交了我的退休报告。当时我已经超过退休年龄两岁，发言人的工作对我来说要求太高了。他花了两周的时间考虑，最终同意我退休。尽管他要求我继续工作到六月底再退。
我离开联合国后我们仍保持联系。2006年5月时，他在北京而我在上海。他打电话给我，我们聊了很久。7月时，针对他当时正面对的一些问题，我发了个短信给他，表示我的理解和支持。其时他需要对待的问题比如说黎巴嫩，原来已经恢复和平并一直处于重建当中，却与以色列再次开战；东帝汶，本来已经依靠相关承诺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可是又一次陷入冲突的漩涡中；达尔富尔，安南早就为其处境四方奔走呼告，但是其人民仍然饱受屠杀与强暴等各种蹂躏，看不到任何国际干预可以改变这种情况。我的信的结尾有一行建议：“别让那些家伙打倒你。”
2006年1月17日，我在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中采访了他。这是我离开联合国六个多月后第一次见到他。他还是一如既往的那样温和与热诚。
埃克哈德：秘书长先生，1998年时您曾前往巴格达与萨达姆·侯赛因协商有关允许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进入他的“总统定的地点”（“presidential sites”）进行检查一事。去之前您将安理会成员国代表召集到您的私人会议室，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我记得当时公众非常支持您采取一些行动。但有些成员国却不太希望您去那儿。您能否描述一下，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不愿支持您的出访计划？
安南：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们就此问题在我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你说得没错，当时公众都很支持我，但几个重要的成员国却犹疑不定。尤其是美国，他们关注着一些“禁区”，担心有人会闯入这些“禁区”。我们和整个安理会———首先是五个常任理事国，然后是其他成员国———进行了多次讨论，以解释我的出访目的。
坦率地说，我觉得如果萨达姆拒绝开放他的总统府邸，而我们又因此而发动战争，这都是非常荒唐的。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能使他遵从和满足武器核查人员的要求，那么安理会应该可以接受这样的情况并认可我带回的任何协议，从而避免采取军事行动。
但当时的情况很有意思。我们需要开好几次会才能使每个成员国代表都到会。而且我已经让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我将尽力让伊拉克总统接受什么、作何种让步。所以我知道自己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我也知道什么样的结果在他们看来是可以接受的：两方面都很清楚。埃克哈德：您有没有从萨达姆·侯赛因那里得到他愿意进行对话的暗示？
安南：没有，没有直接的表示。我当时一直在和塔里克·阿齐兹（Tariq Aziz）交涉。你知道的，他是当时的副总理并常年兼任外交部长。他暗示如果我去伊拉克的话，伊拉克政府会认真对待武器核查问题的。虽然没有特别的表示，但有迹象显示萨达姆自己是打算与我见面的。
埃克哈德：这是不是联合国历史上秘书长第一次邀请安理会成员国代表到他的私人会议室召开会议？
安南：据我所知可能是的。我不敢确定我的前任们是否这样做过，但这很有可能是第一次。埃克哈德：这也不是您惟一一次这样做，对吗？
安南：是的。如果我认为少数人到我的会议室进行慎重而秘密的会谈将有助于事情的解决，那么我都会这样做的。
埃克哈德：联系冷战对联合国工作的制约，您与安理会成员国在1998年及其后的私下会晤就不仅是联合国新共识政治（new politics of consensus）的明证，同时也是秘书长政治作用不断加强的明证。您同意吗？
安南：我同意你的说法。在过去的九到十年时间里，秘书长的角色和形象已经有所改变，秘书长和安理会以及和大国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作为秘书长，我不仅与五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也和世界各国的主要领导人保持联系。所以在任何重大问题上，我都可以拿起电话，无论想和多少领导人交换意见都可以；或者是他们打电话给我，和我讨论问题。
就在昨天有人还说：近几年来秘书长的地位已经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现在这个位子即将空出，我们听说包括布莱尔和克林顿在内的国家元首有可能成为候选人，这在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埃克哈德：在我看来，您最可能留名青史的事情之一是您重新定义了联合国的力量基础———联合国不仅需要各国政府的支持，更需要世界人民的支持。您已经与各种民间社团、非官方组织、工会和议会等有所接触。在一开始，您的这一想法是否为各成员国接受呢？
安南：他们一开始感到很不舒服。但是我一上任就把话说得很清楚：被视为政府组织的联合国无法处理本该处理的所有问题。就算我们想处理，各国政府也不会向我们提供我们需要的所有资源。所以我们需要与你刚才列举的那些团体进行接触与合作———无论是民间社团、议会、非官方组织、基金会，还是有能力的友好人士———无论是特德·特纳（Ted Turner）、比尔·盖茨（Bill Gates），还是其他人。这么做已经有了回报，已经得到了益处。。
而且我还想强调一个事实：即使联合国是由成员国组成的联盟，我们所要维护的理想和原则归根到底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最终，我们谈论的是人类的尊严，要把“人”置于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中心。因而只有把人民大众及所有的联合国支持者与我们为了他们而做的努力广泛地结合起来，才是合理的。
但是对于这些想法，有些政府觉得不舒服了。有人问道：谁授权秘书长接触所有这些联合国支持者（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我的回答很简单：联合国宪章一开篇就写道“我联合国人民？ ？”。“人民”不是在温室里的，他们在外面的世界中。我们需要与之携手，共同努力。我很高兴我这样做了。
埃克哈德：所以作为秘书长，您在确定工作的轻重缓急时不仅关心各国政府的想法，同时也非常关注宗教团体、人权组织等所关注的事情。是这样吗？
安南：是这样的。我很注意倾听。我和许多人交谈，这些人有的在政府内部，有的在政府之外；有的是学者，有的是宗教领袖或神学家；有的是在社会上颇具影响的人物。交谈后我做出自己的判断，确定我该往哪个方向走。
所以我绝非狭隘地仅仅关注政府的观点，即使我最终还是得与政府合作并使他们支持我提出的建议。我认为，越是能够广泛地吸收人民大众和相关各方的建议，就越能在当今世界为我们的事业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埃克哈德：当您大力支持设立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时，您对人权组织的依赖是不是多于对各国政府的依赖？
安南：嗯，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知道人权组织极为支持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当然，我们填补了国际司法制度中很大的一块空白，这也很重要。
国际刑事法院建立之前，如果一个人杀了一两个人，他很可能要上法庭。但一个杀了数千人的人却有可能逃脱罪责；因为有时这种人是当权者，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中身份显赫，因而可以逃脱惩罚。
因此，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向全世界传递了这样一条信息：种族清洗、种族屠杀等残害人类的罪行不会再被姑息；一旦犯罪，任何人都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因此设立国际刑事法院非常重要。我感谢广大人民的支持。
埃克哈德：当北约单方面干涉前南斯拉夫事务、制止塞尔维亚武装对科索沃民众的迫害时，你们也自己实施了一次干涉行动。当时您并不是把注意力放在过去，去谴责北约未经安理会授权就擅自采取军事行动，而是把目光放长远、号召成员国为人道主义干涉行动确立基本准则。后来您又成功地将“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纳入国际议程。您如何看待您在任期内取得的这些成绩？
安南：我认为这是联合国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你可以回想一下，当我第一次提出“人道主义干涉”的想法时，整个联合国大楼都充满惊愕之声。我当时对谁说过，如果可以把我绞死的话，肯定已经有人这么干了。[笑]
但五六年后的现在呢？2005年9月，155个国家的首脑齐聚纽约庄严宣誓：当平民处于种族清洗/种族屠杀的威胁下，或处于其本国政府不愿/不能对其加以保护的情况下，又或者其政府本身就是凶手时，各国将有责任联合起来保护这些平民。
我对这个结果相当满意。我猜不仅是人权倡导者，全世界人民包括弱势群体在内者会对这个结果感到安慰。这给了他们很大的希望。
埃克哈德：在发展问题上，您抓住了千禧年庆祝的机会推出“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制定了发展目标和实施计划。不管最终能否实现，这些目标和计划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您一定为此而感到高兴吧？
安南：是的。我认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就我所知，在经济发展史上这是全世界第一次拥有共同的发展框架；而这一发展框架是由联合国提出的。这得到了所有政府、所有机构以及所有普通人的支持，因为这个发展框架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应对他们的基本需求。而且如今我们有了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们就可以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同时要求他们的政府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大家都明白，如果我们能在2015年之前完成计划中的那些目标，那我们就真的是为共同发展做出了真正的贡献。
此外我们得明白，我们不能在狭义层面上看待冲突。但凡冲突都有其经济原因。近来，我们已经使成员国逐渐接受这样的观念：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安全。不仅如此，如果您不尊重人权和法律的话，那么你就将无法享受发展和安全中的任何一个。
埃克哈德：在安全问题上，经历了纽约世贸大楼的被袭和安理会在出兵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你说国际社会正处在十字路口。你成立了高级别小组，思考如何共同应对21世纪的新的安全威胁。你如何评价小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安南：我认为高级别小组的建议非常有帮助，非常好；而且我很高兴地说，这其中有一位出色的中国人———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他与其他15位成员一起合作得很好。
我鼓励他们从实际出发看待世界，评估我们所面临的威胁和挑战，思考我们所需做出的调整。
他们从一种广义的角度来界定威胁，并不因循传统意义上的“威胁”含义。在固有思想中，威胁主要是指冲突。但对他们来说，威胁包括贫穷、传染病和环境恶化。威胁也包括国际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国家间和国家内的冲突。所有这些威胁都是我们需要加以关注的。
某种威胁可能在这个地区或那个地区更突出些，但是如果你希望别人关心你所面临的威胁和你所承担的忧患的话，你就必须同样地关心别人。换句话说，我们分享这个地球村里的一切，如果我们想得到世界范围的稳定与和平，那就必须关注所有这些威胁。
我想，成员国接受了这种广义的“威胁”定义。我认为每个公民———无论是商人还是政界领导———都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这里我说到了商人，他们不应只是在为生意做风险分析时才想到这些威胁，而应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与政府合作，督促政府对这些威胁采取措施。
埃克哈德：您是第一个受过管理训练的秘书长，也是第一个从联合国系统中成长起来的秘书长。自从您上任以来，联合国改革一直是议程中的首要问题。九年来，联合国的改革成果喜忧参半，你是否对成员国感到失望？
安南：我确实沮丧过。我曾不止一次地想，我们本应可以把改革推进得更快。而且，改革的道理与思路在我心里如此清晰、以至于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些成员国要抗拒和反对改革。
当然，你若分析联合国就会发现，联合国是一个成员国组织。这么多年来，组织内部已经出现了力量的分配和一定程度的权力分化现象。那些在联大的成员国有时觉得，在力量、权威和影响力等方面，他们正在被安理会超过，因此他们对自己在联大的权力很是警惕，任何他们感觉会削弱他们力量/权威的行动，他们都会予以反抗或抵制。因此我们要花大量精力做成员国的工作，让他们从更广阔、更长远的角度来看问题，必要时要把集体利益置于狭隘的国家利益之上。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在合作过程中，我们已经越来越多地与各种机构、基金组织等达成一致。我们应该还能做更多。现在我们给了成员国很多建议，其领导人通过讨论接受了其中的一部分。虽然我们没有得到想要的一切，但已经为日后的进步打下良好的基础。
现在我们正在和成员国商讨改革的细节问题，这真是个让人沮丧的活儿。不过我们正在进步，而且我没有放弃，我希望今年是改革和实践的一年。显然，我将不能在这里享受改革的好处，但是至少，我希望我能给我的继任者留下一个更健康的环境。
埃克哈德：成员国现在正在为您物色接班人。而您早就已经说过，秘书长的政治职能已在过去十年内显著增长。您认为他们是愿意找一个“总长”（General）呢，还是退一步、只找个“秘书”（Secretary）？
安南：有些人是在找“秘书”，而有些人希望拥有一位“总长”。这种矛盾将一直存在。不过我给继任者的建议是：他应该两者兼备。他既要努力成为一位“秘书”，也要努力成为一位“总长”，这是秘书长的工作性质决定的。
有时候他得是一名“秘书”，要确保所有的事情尽在掌控之中并促使它们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有时候他又得成为一位“总长”，要肩负起领导的责任，引领大家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因此我的建议是，任何一名秘书长都必须兼任“秘书”和“总长”之职，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埃克哈德：非常感谢您，秘书长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