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菜根谭全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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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淡泊明志:真情来自日久,真味出自平淡(2)

1953年,女儿朱敏参加教育工作,父亲立即让女儿搬到学校去住。朱敏告诉父亲,学校正在兴建,家属宿舍还没盖好。父亲对女儿说:“那就住集体宿舍,这样更接近群众。住在我这里没有什么好处,只会使你脱离群众,滋长优越感。你们不能靠父母过日子,要学会独立生活,要能够吃苦。”结果朱敏在集体宿舍一住就是4年,直至分到家属宿舍。

朱德对子女一向要求严格,女儿生孩子产假刚满,他就催促她立即上班,由他安排照顾孩子。儿子从部队转业,他支持和鼓励他到生产劳动第一线当了一名火车司机。他还热情鼓励儿女到农村接受艰苦的锻炼,告诫他们了解农村,向农民学习。他从不把儿女留在身边,有时儿女们去看望他,他总是要刨根问底,弄清楚他们是不是请了假,占用了工作时间。

有时他甚至很不高兴地说:“我的生活有组织照顾,你们不要老回来看我了。”直到晚年一直是这样。在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后,还一再劝说儿女们:“我很好,你们可以回去了。不要请假来看我,影响了工作。”

为了不使孩子们滋生特殊化思想,朱德在吃饭、穿衣方面对他们都有严格的约束。他要求孩子们住校,他说:“同学们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星期天回家来就到机关大食堂吃饭,一点也不要特殊。”学校伙食比较差,孩子们好容易盼到星期天,想到机关大食堂买点好的吃。可是朱德一再嘱咐他们:不准买好的,不准超过别人的伙食标准,不准超过自己的定量,不准这个,不准那个。孩子们背后嘀咕、埋怨,朱德知道后对他们说:“你们在家吃饭,对你们的思想没有好处。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正是你们和大家接触的好机会。”后来孩子们看到不少同学从家里带饭到学校吃,也要求这样。朱德还是不答应,要他们与工农子弟生活在一起,打成一片。就这样孩子们坚持住校,直到毕业。

在孩子们的衣着方面,朱德的约束也是严格的。几个较大一点的孩子穿的鞋,通常是从后勤部门买来的战士们上缴的旧鞋,衣服总是大的穿了小的穿,破了缝缝补补继续穿。他常说:“衣服的主要作用是御寒,人要穿上暖和、干净,就是好衣服。”

朱德在孩子们的衣、食、住、行方面的要求、约束是这样的严格,他决不允许孩子们有丝毫的特殊,决不允许他们的生活水平超出一般职工的子弟,而实际上,他的孩子们的衣、食、住、行比一般职工子弟还要俭朴。

朱德对他的孩子们的培养、教育是多方面的,但培养他们学会过俭朴的生活、热爱劳动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在他的培养和教育下,他的孩子们都养成了朴素的美德,具有质朴的劳动人民的情感和吃苦耐劳的生活能力,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辛勤地劳动,默默地奉献,正像朱德期望他们的那样。

如果把时间和精力花在个人生活上,迷恋于吃喝玩乐,既消磨人的意志,又会分散工作精力,这样的人必定是平庸之辈。

【原典】

今人专求无念而终不可无,只是前念不滞后念不迎,但将现在的随缘打发得去,自然渐渐入无。

【译释】

如今的人一心想做到心中没有杂念,可是始终做不到。其实只要使以前的念头不存心中,未来的事情不去忧虑,把握现实将目前的事情做好,自然能使杂念慢慢消除。

专求无念,凡事随缘

随缘以清心,日日是好日

何为随?随不是跟随,是顺其自然,不怨恨,不躁进,不过度,不强求;随不是随便,是把握机缘,不悲观,不刻板,不慌乱,不忘形;随是一种达观,是一种洒脱;更是一份人生的成熟,一份人情的练达。

人活着,要做的事情很多,奢望每一件都能按自己的设想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切的羁恋苦求无非徒增烦恼,只有一切随缘,才能平息胸中的“风雨”。

苏东坡和秦少游一起外出,在饭馆吃饭的时候,一个全身爬满了虱子的乞丐上前来乞讨。

苏东坡看了看这名乞丐对秦少游说道:“这个人真脏,身上的污垢都生出虱子了!”

秦少游则立即反驳道:“你说得不对,虱子哪能是从污垢中生出,明明是从棉絮中生出来的!”两人各执己见,争执不下,于是两个人打赌,并决定请他们的朋友佛印禅师当评判,赌注是一桌上好的酒席。

苏东坡和秦少游私下分别到佛印那儿请他帮忙。佛印欣然允诺了他们。两人都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于是放心地等待评判日子的来临。评判那天,佛印不紧不慢地说道:“虱子的头部是从污垢中生出来的,而虱子的脚部却是从棉絮中生出来的,所以你们两个都输了,你们应该请我吃宴席。”听了佛印的话,两个人都哭笑不得,却又无话可说。

佛印接着说道:“大多数人认为‘物’是‘物’,‘我’是‘我’,然而正是由于‘物’、‘我’是对立的,才产生出了种种矛盾与差别。在我的心中,‘物’与‘我’是一体的,外界和内界是完全一样的,它们是完全可以调和的。好比一棵树,同时接受空气、阳光和水分,才能得到圆融的统一。管它虱子是从棉絮还是污垢中长出来,只有把‘物’与‘我’的冲突消除,才能见到圆满的实相。”

佛印化解苏东坡与秦少游的赌局正是采用了“枯也好,荣亦好”的禅理。

世间万事万物皆有相遇、相随、相乐的可能性。有可能即有缘,无可能即无缘。缘,无处不有,无时不在。你、我、他都在缘的网络之中。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万里之外,异国他乡,陌生人对你哪怕是相视一笑,这便是缘。能够相识相知,是一种令人珍惜令人难忘的缘。一见钟情是一种缘,高山流水是一种缘,怦然心动则是另外一种缘。

这个缘,令人难解。卓文君为了司马相如,别豪门赴街市,当垆卖酒不言贫富;温莎公爵不惜放弃王位,舍弃江山,终于携得美人归,皆因有缘;而钟子期与俞伯牙,不需任何介绍,只一曲高山流水,弦响天地间,空前绝后,震撼心灵,他们都从对方的眼眸中读懂了彼此,这是一种心灵与心灵的碰撞,是知音遇知音的相惜,更是潇洒物外无欲无求的缘分。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可谓是有事必有缘,如喜缘,福缘,人缘,财缘,机缘,善缘,恶缘等。万事随缘,随顺自然,毫不执著,这不仅是哲人的态度,更是快乐人生所需要的一种精神。

缘不是索求,也不是奉献,更不是宗教,缘就是缘。不需许下誓言,也不必要求承诺。可以拥有时,不必海誓山盟依然可以真诚相拥,而无法拥有时,即使是求,也求不来一份聚首的缘。

缘,有聚有散,有始有终。有人悲叹:“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既然要散,又何必聚?”缘是一种存在,是一个过程。“有缘即往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人生有所求,求而得之,我之所喜;求而不得,我亦无忧。若如此,人生哪里还会有什么烦恼可言?苦乐随缘,得失随缘,以“入世”的态度去耕耘,以“出世”的态度去收获。

民国才女张爱玲曾这样写道:于千万人中,遇到你所要遇到的人,于千万年中,在时间的无垠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声:“噢,你也在这里吗?”而徐志摩却告诉世人:“在茫茫人海中,我欲寻一知己,可遇而不可求的,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在这个世界上,凡事不可能一帆风顺,事事如意,总会有不顺心的事时常萦绕着我们,那该如何面对呢?答案很简单:随缘自适,烦恼即去。其实,随缘是一种进取,是智者的行为。

陆贾《新语》云:“不违天时,不夺物性。”明白宇宙人生都是因缘和合,缘聚则成,缘尽则散,才能在迁流变化的无常中安身立命,随遇而安。生活中,如果能在真理的原则下坚守不变,在细节处随缘行道,自然能随心自在而不失正道。

有人认为,随缘是宿命论的说法,其实不然,随缘要比宿命论高深。宿命论不过是无奈于生命的抗争而作的不得已之论。随缘是一种人生态度,高超而豁然,是不容易做到的。一切随缘,多么洒脱的胸怀,看穿眼前的浮云,把人生滋味品透。

【原典】

喜寂厌喧者,往往避人以求静,不知意在无人便成我相,心著于静便是动根,如何到得人我一视、动静两忘的境界?

【译释】

喜欢寂静而厌恶喧嚣的人,往往逃避人群以求得安宁,却不知道故意离开人群便是执著于自我,刻意去求宁静实际是骚动的根源,怎么能够达到自我与他人一同看待、将宁静与喧嚣一起忘记的境界呢?

人我一视,动静两忘

内心的宁静关键在于心

完全扬弃自我和动静不二的主观思想,才能真正达到身心都安宁的境界。

一位名叫梅凯的同学患了严重的感冒,被送进医院治疗。他的同学们常到医院去看他。梅凯病情不轻,原本结实而又活泼的他,此时变得面黄肌瘦,体重减了很多,看起来一副病容。他皮肤苍白,两眼无神,没有活力。他的一位同学这样描述:“当你去看他的时候,你会感到他对你的健康非常嫉妒,这使我在他的床边与他交谈时,感到很不自在。”

同学们轮流去看他。

有一天,他的同学见到病房紧闭,门上挂着一个牌子:谢绝访客。

他们吃了一惊——是什么原因呢?他的病并没有生命危险啊。

是梅凯请求医生挂上那个牌子的。同学们的探访不但没有使他振奋,相反地,却使他感到更加沉闷,他不想跟同学们打交道。

之后,梅凯把他不想与人打交道的情形告诉了同学们。他对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有一种轻蔑之情,他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值一顾或荒谬可笑,他只想独个儿与他愁惨的思绪共处。

他的心中没有欢乐。由于身体的疾病而抑郁寡欢,他同时感到他正在排斥生活,弃绝世人。

那些日子对于梅凯而言,可说是毫无乐趣可言。他的恼怒使得他难以忍受。

但他很幸运。一位日班护士了解他的心境,有一天,她对他说,院里有一位年轻的女病人,遭受了情感的打击,内心非常苦恼,如果他能写几封情书给她,一定会使她的精神振奋起来。

梅凯给她写了一封信,然后又写了一封。他自称他曾于某日对她有过惊鸿一瞥,自那以后,就常常想到她。他在信里表示,待他俩病好之后,也许可以一同到公园里去散散步。

梅凯在写这封信的过程中感到了乐趣,他的健康也跟着开始好转。他写了许多信,精神抖擞地在病房里走来走去。不久,他就可以出院了。

出院的消息使他感到有些不安,因为他还没见过那位少女。他从书写那些表示倾慕之情的信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他只要一想到她,脸上就现出一道爱的光彩,但他一直没有见到她——一次也没有。

梅凯问那位护士,他是否可以到她的病房中去看她。

那位护士表示可以,并告诉他,她的病房号码是四一四。

但那里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病房,也没有这样一位少女。

求得内心的宁静在于心,环境在于其次。否则把自己放进真空罩子里不就真的无菌了吗?其实,这样环境虽然宁静,假如不能忘却俗世事物,内心仍然是一层繁杂。何况既然使自己和人群隔离,同样表示你内心还存有自己、物我、动静的观念,自然也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宁静和动静不一的主观思想,从而也就不能真正达到身心都安宁的境界。

【原典】

此处常放在闲处,荣辱得失谁能差遣我;此心常安在静中,是非利害谁能瞒昧我。

【译释】

耳朵根子听东西就像狂风吹过山谷造成巨响,过后却什么也没有留下,那么人间的是是非非都会消失;内心的境界就像月光映照在水中,空空如也不着痕迹,那么就能做到物我两相忘怀。

身放闲处,心在静中

淡泊胸怀,独善自身

只要经常把自己的身心放在安闲的环境中,世间的荣辱得失如何能差遣我;只要经常将自己的心境置于清静之中,世间的是是非非怎么能欺瞒我。

曾国藩说过:“人无一内省之事,则天君态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做人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这句话道出了不做执迷不悟的事,人便无惴惴不安之态,而会怡然快乐,心静宽悠。“此身常放在闲处”,就是要人闲得自在,闲得悠然,闲得真性,不痴不迷,保持自我。这个“闲”字,绝不是叫人游手好闲,不思进取,也不是叫人“两耳不闻窗外事”,凡事都漠不关心。而是寄寓着一种心灵的升华和高洁的情怀。

老子曾说,一个人的一生中,生命比名誉、名声更重要,比财物要优先。如果丧失了生命,纵然高官厚禄、遍地财宝又有什么用呢?知道生命本身是最重要的,就会珍惜生命,就不会让生命承受太多的失望和压力。于此,名利又算得了什么呢?

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曾为生活所迫,到官场上任职几年,他极为讨厌巴结逢迎、投机钻营的官场丑态,刻意回避官场上腐朽黑暗的东西。他在做彭泽县令时,有一天郡里派遣督邮到彭泽县来检查工作,按官场规矩他必须穿着官服恭恭敬敬地向督邮行拜见礼。陶渊明本来就非常鄙视那些倚仗权势、盛气凌人的官僚,他叹息着对小吏们说:“我怎么能够为了五斗米的俸禄,就躬着腰向那些人打躬作揖、曲意逢迎呢?”说完后拿出大印和官服,轻轻松松回家种田去了。在空气清新、阳光明媚的大自然中,他的心情格外舒畅,所撰写的《归去来兮辞》表达了他对官场的厌恶,对田园生活的美好向往。他终于在菊花水酒与明月中获得了自由的身心和无穷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