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尔？”
【译释】
孔子说：“道并不排斥众人。如果有人实行道却排斥了众人，那就不是道了。《诗经》上说：‘砍伐木材做斧柄，斧柄与木材的差别并不远。’手持斧柄伐木，眯着眼儿视斧柄，还是觉得差得很远。君子用尊重、亲近人的原则去治理众人，只要改正过错就可中止。做到‘忠’、‘恕’，离道就不远了，不愿意别人加给自己的行为，也不要拿来施加给别人。君子之道有四个方面，我孔丘连一个方面都没能做到；要求儿子侍奉父亲应做的事，我没能做到；要求臣下侍奉君主应做的事，我没能做到；要求弟弟侍奉兄长应做的事，我没能做到。要求朋友做到的事，应先施给朋友，我没能做到。平凡的德行也要去实行，平淡的言谈也应该谨慎。人有做得不够的地方，不敢不努力弥补。总保持最后有回旋的余地，不要做绝了。所言的要顾及所行的，所行的要顾及所言的，君子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做人和做事呢？”
1道不远人，远人非道
道不可须臾离的基本条件是道不远人。道的智慧虽然精深，但是我辈凡人还是可以体会的。实际上，真正的大智慧、大觉悟，就蕴藏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有了改进的态度并选择了有效的方式，对道的体会和获得并不困难。
道无处不在。从自然现象来说，满目青山是道，茫茫大地是道，浩浩长江是道，潺潺流水是道，青青翠竹是道，郁郁黄花是道，满天星斗是道，皓月当空是道，骄阳似火是道，好风徐来是道，皑皑白雪是道，细雪无声是道；从社会生活来说，信任是道，关怀是道，平衡是道，适度是道；从心理状态来说，安详是道，睿智是道，无求是道，无伪是道；从做人来说，善意的微笑是道，热情的帮助是道，无私的奉献是道，诚实的劳动是道，正确的进取是道，正当的追求是道；从审美意识来说，空灵是道，含蓄是道，淡雅是道……
你若带着慧眼寻找这些有关生命的真理，除了辨识和领悟外，就是认识那些在小事中说出道理的哲人，在道中阐释生活的智者。
所以，中庸之道不是空泛的，是人们可以掌握的，是我们体会中庸的必经之路。
《论语》中有“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多么具体的指导；又有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所说的又是多么全面而细致。
孔子讲因材施教，就是想适应不同人的禀赋，通过有针对性的教导使人们体会到道。他之所讲都是具体的，可以实践的。也唯其具体且可以实践，所以也就更接近于道。我们要通过生活上、事业上的每一件事去接近道、实践道。
道不仅是用来体会，还是用来身体力行的，而且不仅要身体力行，还要坚持如一，要以德义之勇坚持持守。所以才有“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总之，中庸之道是朴素的、温暖的、贴近人心的，它历数千年社会变迁而永葆鲜活，就存在于我们身边，如果你得逢机缘接触到它，并且有足够的悟性领会了它，它就可以为你解忧，让你找到真实的自己，明确生活的方向。掌握住根本，然后实行之，就能真正体味到道。
2以尊重人的原则去治理人
孔子在这里讲到了为君之道，主张应该把各有所长的贤能人士请到自己的身边，给各种各样的贤才能人以必要的尊重，用尊重、亲近人的原则去治理众人。
战国初期，魏国是最强的国家。这同国君魏文侯（魏斯）的尊重贤能是分不开的。他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器重品德高尚而又具有才干的人，广泛搜罗人才，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因此，许多贤士能人都到魏国来了。
魏国有一个叫段干木的人，德才兼备，名望很高，隐居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不肯出来做官。魏文侯想同他见面，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方法。有一天，他坐着车子亲自到段干木家去拜访。段干木听到文侯车马响动，赶忙翻墙头跑了。魏文侯吃了闭门羹，只得怏怏而回。接连几次去拜望，段干木都不肯相见。但是，魏文侯对段干木始终非常仰慕，每次乘车路过他家门口，都要从座位上起来，扶着马车上的栏杆，伫立仰望，表示敬意。
有一次车夫问他：“您看什么呢？”魏文侯说：“我看段干木先生在不在家。”车夫不以为然地说：“段干木也太不识抬举了，您几次访问他，他都不见，还理他干什么！”魏文侯摇了摇头说：“段干木先生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啊，不趋炎附势，不贪图富贵，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不尊敬呢？”后来，魏文侯干脆放下国君的架子，不乘车马，不带随从，徒步跑到段干木家里，这回好歹见了面。魏文侯恭恭敬敬地向段干木求教，段干木被他的诚意所感动，给他出了不少好主意。魏文侯请段干木做相国（当时一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段干木怎么也不肯。魏文侯就拜他为老师，经常去拜望他，听取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这件事很快传开了。人们都知道魏文侯“礼贤下士”，器重人才。一些博学多能的人，如政治家翟璜、李悝，军事家吴起、乐羊等都先后来投奔魏文侯，帮助他治理国家，魏国很快就富强起来了。
除了尊重、亲近人，孔子还主张用人要讲究宽容，要“改而止”。
春秋时期，秦晋两国都是诸侯中的强国，都为称霸天下明争暗斗。秦穆公听说晋文公病死，就决计乘机攻打晋的盟国郑国，当时秦国的智囊人物都坚决反对。他们认为：郑国离秦千里之遥，奔袭郑国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兴师动众，必然走漏风声，结果不会理想。但秦穆公感到，是他几次帮晋国平定了内乱，连其国君都是他立的。按理说，他应是诸侯之首领，但晋国并不认可。既然如此，何不以武力慑服呢？于是他固执己见，仍派孟明视为大将，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率领大军，直奔郑国。当大军行至半路，郑国的牛贩子弦高听说去打自己国家，急中生智，牵来20头肥牛迎上前去，并声称郑国国君得知秦军出师，特派他前来慰问。孟明视误以为郑国已有准备，就对弦高说：“我们此次出师，是进攻滑国的，与郑国无关。”随即改变计划，攻下滑城，灭了滑国。
与此同时，秦军出师的真实意图被晋国获悉。晋国新任国君晋襄公为提高自己的威信，并消除大臣们的惧秦心理，就亲率大军埋伏在崤山。待灭滑的秦军满载而归路经崤山时，晋军突然如从天降，迅猛冲来，秦军顿时大乱。晋军又乘胜追杀，秦军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也都做了俘虏。晋襄公本想杀掉孟明视等三员大将，但其后母文赢是秦穆公的女儿，她劝襄公把他们放回了秦国。晋襄公乃至孟明视等人都满以为秦穆公会亲自杀掉败将，万没想到他不但不杀，还亲自到京郊远迎。孟明视等一见秦穆公，马上跪下请罪。而穆公赶忙把他们扶起来，还流着眼泪说：“这都怪我当初不听大臣们的话，执意派兵，害得你们受委屈。”并表示：“胜败乃兵家常事，望你们不忘国耻，发愤图强，以报仇雪恨！”随后继续让他们掌握兵权。孟明视等感动得热泪盈眶，发誓效忠君王，为国报仇。
此后，孟明视三人在秦穆公的大力支持下，招兵买马，很快又组建起一支新的队伍。一年后，孟明视认为可以对外作战了，就征得秦穆公同意，去报崤山之仇。结果，刚刚交战，就被晋军打得七零八散。孟明视异常悔恨，觉得无脸再见穆公，而穆公也不会再饶恕他。但当他灰溜溜返回秦国时，秦穆公依旧迎接他，仍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并让他一如既往地掌握军权。
两次的惨败，两次的宽容，极大地感动了孟明视。为了东山再起，他变卖家产，抚恤阵亡将士家属，亲自招募兵将进行训练，深入军营，与士兵同甘共苦。不久便又组建了一支纪律严明、士气旺盛、兵精将广的军队。两年后，他再次挥师东进，结果大获全胜，报了仇，雪了耻。
不以一失掩大德。秦穆公异乎寻常的举动，深深感动了孟明视等败将的心，他们怎能不奋勇杀敌、竭诚相报知遇之恩呢？
3忠恕之道与中庸之道
忠恕是孔子待人的基本原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孔子说是“一”以贯之，而不是“二”以贯之。
关于“忠恕”之道的意涵，《论语·卫灵公》篇有：“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可知，“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忠”与“恕”实只一道，故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若把“忠”与“恕”割裂开来，则“吾道”成为两道矣。在孔子的一道中，包含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统一而深刻的意涵。因此，“忠”与“恕”有着相互补充、相互规定、相互包含的意思。只有把“忠”与“恕”统一起来，既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是孔子的“一以贯之”的仁道。
朱熹说：“推己之谓恕。”其实。“推己”并没有把“恕”的意涵完全表达出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着如何“推己”的重要思想。也就是说，“恕”之推己及人，强调的是不要强加于人。《论语·公冶长》篇载：“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这里的“加”即是侵加、强加之意。这段记载与《卫灵公》篇所记“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有直接的联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初始的意思当是：我不欲别人强加于我，我也不要强加于别人。
孔子认为，“恕”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一言可以终身行之。又说：“赐也，非尔所及也。”这是说，若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容易。因此孔子与子贡的两段对话都说明了“恕”之重要。在孔子的“忠恕”之道中，“恕”更为根本。有了“恕”，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己欲立尔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才是真正的“忠”。若无“恕”，将己之所欲或不欲强加于人，则其“立人”、“达人”就不是真正的使人有所“立”、“达”了。
《中庸》云：“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可见，“忠恕”本是统一的，而“恕”亦可包含“忠”。也就是说，若真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不仅可以谓之“恕”，亦可谓之“忠恕”。刘宝楠《论语正义》解释《颜渊》篇仲弓问仁，孔子回答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己所欲，必有当施于人。”
总体来说，忠恕之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所谓人心都是肉长的，自己想这样，也要想到人家也想这样；自己不想这样，也要想到人家也不想这样。
在“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之后，又说“君子之道四”，即：“所求乎子，以事父”（吾欲子之孝我，吾亦以孝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这里包含了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之间的关系，此“君子之道四”都是从“忠恕”引申而来。
如果说恻隐之情是告诉我们要关心他人，那么忠恕却给出了明确的命令，告诉我们对他人应当做（或不做）什么。忠恕使恻隐变为明确的义务，使人上溯到他人痛苦的原因，从而抑制自己，不去成为他人痛苦的这种原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在未听到这句话之前就感到这意思了，并在生活中常常实行它，我们在各文明的基本经典中也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表述，然而，我们却还是为我们的祖先自豪，因为，把这一道理如此鲜明有力地概括为一个义务的命令并不容易，这一概括正是孔子的一个伟大功绩。我们可以说，忠恕的思想是孔子学说中一个非常光辉的思想，一个几乎无须转化就可为现代社会所用的思想，一种我们可以在今天继续发扬和光大的宝贵资源。
那么忠恕之道是否就是中庸之道呢？
孔子认为忠恕违道不远，说明忠恕之道并非就是中庸之道，但是它距离中庸之道已经非常之接近了，在一定程度上，一个人按照忠恕之道去做，那么其实就是在践履中庸之道了。在这里，如果非要对它们做一区分的话，我们可以说，中庸之道似是形而上之道，而忠恕之道则是形而下之人道。然而，形而上之道也是发端于形而下之人道的；而形而下之人道扩充推及，则可上达于形而上之道。所以孔子才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那么，是否就说明中庸之道要高于忠恕之道呢？也不尽然。中庸之道作为道来说是可以涵盖人道的，因为它下达于人，上达于天，是彻上彻下的。而忠恕之道则不然，它主要是就人道来说的，但人道是否就低于道呢？这是很难说的。因为这里的一个关键是牵涉个人觉悟的问题。中庸之道下达于人道，则在此意义上说道即是人道，人道即是道。但一个人能够做到按忠恕之道行事是否就说明他通晓道了呢？也未必。诚如他真的由忠恕之道领悟到中庸之道的话，那么就是说他的确做到了由人道而知道，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理解的忠恕之道即是中庸之道。但如果这个人只知按忠恕之道行事，并未就此通达中庸之道，则我们认为他只是尽人道而并未达中庸之道。就如同马克思所言的“自为”与“自觉”之分：自为虽然也合乎规律，但是，是人类在不知道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前提下做出的，这跟自然界的动物和其他生物一样，只是盲目的适应过程，比如见了火光就跑，见了猎物会去捕食一样。而自觉则是人类在掌握了自然界及社会的规律之后，主动地去适应这些规律，从而不被这些规律所惩罚。在这里，自为就好比只知忠恕之道而未达中庸之道，自觉则好比既知忠恕之道又上达中庸之道。
4庸德之行，庸言之谨
孔子说：“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是说做人最平凡的行为我不敢马虎；最平常一句话我不敢乱说。
我们要想表现自己的德，并不等于说某人在前面掉进了河里，自己就跑去救人，这是见义勇为、英雄之举，的确很好，值得赞扬，还有诸如黄继光、邱少云等革命烈士勇于为了事业献身的例子，但那只是在非常时期，不可能每天都有人在你面前落水，也不可能一天到晚都在打仗，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相对平淡的，几乎不会有让自己做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情的可能性。因此在和平的环境之中，在日常的生活之中，我们只能在“庸德、庸言、庸行”上来自我检点。
“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就是要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做到仁义礼智信，并不是要谁去当英雄、当领袖，或是去当什么明星，不是要让谁在社会上耀眼得不得了，一是没必要，二这样会使人很累，并过早地透支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想让自己的生命过得长久，那就必须要遵循“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看看蹲在监狱或者被法院立案的那些人，还有被媒体曝光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偏离了“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才会有这样那样的麻烦。
正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那些吃过亏的人可能会心里有数，其实无非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在语言上要平和一些，行为上要检点一些，少去与人口角争执，尽量避免打打杀杀，以免惹祸上身。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将自己放在平常之上，在平常中享受生活，在平常中礼赞生命。只有在平常之中，我们的生命才能得到最好的释放，如果我们的生命进入了非常的环境，那可能也就不长了，只有真正地融入平常之中，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才能真正过得有滋有味。
如果发现自己落后了，发现自己与社会脱节，甚至有些格格不入的时候，怎么办呢？孔子说：“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要加紧脚步跟上。
时代在发展，社会也在前进变化，总是在原地踏步是不行的。特别是现代社会，许多事情瞬息万变，如果你在原地踏步，社会的潮流就会把你抛在后头，后来之辈也会从你后面追赶过去，相比起来，你的成就在一段时间后根本就不是成就，甚至还有被淘汰的可能。
有没有问过自己：我这辈子只有这样吗？相信你会回答不是这样，因为每个人都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比如用以前计划经济的方法来应对现在的市场经济，就是给你几亿、几十亿甚至再多的资金可能都要打水漂，或者谁要是举着当年的小红本在大街上挥舞，不仅会令周围的人侧目，说不定没过多长时间，精神病院的救护车就呼啸而至了。“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就是要让我们时时保持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要保持自己紧跟时代步伐的劲头，此外如果发现自己在思想上、性格上、知识上、意志上、道德上还有所不足，那就需要加以强化、提升。
5做人做事要收敛一些
孔子处处以“中”为则，并从诸多方面给我们说什么是“中”，什么是“庸”。前面说“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要时时勉励自己，紧接着又点出“有余不敢尽”，就是说，如果发现自己有过人的能耐，那最好收敛一些，含蓄一些。做人做事要保持最后有回旋的余地，不要做绝了。
李康在《运命论》中有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人们常常说“枪打出头鸟”，如果太过冒尖，自然就很容易成为别人攻击的对象。这是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特点之一。孔子这里提出“有余不敢尽”并不是说有力量不贡献，或者有智慧不发挥，那是“不及”，而是说不要“过”，要“中”，以确保太平。否则，很可能会惹祸上身。
年羹尧在雍正初年权重位高，远出众臣之上。年羹尧是雍正得以继位为帝的功臣，所以雍正把整个西部军政大权交给年羹尧执掌。后来，年羹尧又平定了青海罗卜藏丹津的叛乱，雍正帝封年羹尧为一等公爵。
但雍正帝是一个心思非常缜密的人。年羹尧以参与夺权密谋而身居高位，这本身就对雍正帝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年羹尧以封疆大吏而手握重兵，却又日渐骄横，更使雍正帝不能容忍。
年羹尧平定青海、西藏以后，奉圣旨班师回京。一路上年大将军抖擞威风，所过之处，凡供账稍不如意，不论文武官员，轻则捆打，重则砍头示众，一路骚扰到京郊。雍正帝率领百官前往郊外亲迎。文官自尚书、侍郎以下，武官自提督以下，一齐跪下迎接。君臣礼毕，雍正帝传令为年羹尧设宴接风。当时正值六月天气，酷热难当。行幄外数万兵士全身甲胄，挺立在烈日之下，任凭汗流浃背，纹丝不动，军容雄壮而严整。雍正皇帝见了，深深叹服年羹尧治军之严。为了表示自己对将士的仁慈厚爱，乃令内侍传旨三军，卸甲散队休息，以酒肉犒赏。但圣旨连宣三遍，众将士仍站在原处一动也不动。皇上便对年羹尧说：“天气炎热，大将军可命众军士卸甲休息。”年羹尧从怀中取出一面小旗，交给内侍，内侍在幄外轻轻一晃，众将士立刻卸下甲胄，悄无声息地退下了。
雍正帝见了，不觉大吃一惊。心想：朕三传圣旨，众军士置若罔闻，他只小旗一晃，将士们闻风而动。若将来此人生了异心，造起反来，众军士对他奉命唯谨，如何是好？更何况他直接参与了夺权的密谋，此人不除，后患无穷。
从此，雍正帝对年羹尧处处小心提防，一心一意要置他于死地。但表面上雍正帝对年羹尧仍然恩宠有加，格外器重。不久，年羹尧向雍正帝辞行，回归陕甘任所。雍正帝想，年羹尧在京都，较容易制服，若回归任所，岂不是放虎归山？但若不放行，势必引起他的怀疑。寻思良久，雍正帝决定还是暂不动手，放年羹尧赴任，待以后寻找时机再作处置。
年羹尧回到陕甘任所以后，雍正帝玩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仍然对年羹尧恩宠有加，让他全权处理陕甘事务，同时还命他以书信形式秘密参与朝中政务。另一方面却派了很多侦探暗中尾随而去，搜寻年羹尧的不法证据；同时还命令他们在年氏集团中进行分化瓦解，离散其党羽，扶持年羹尧的反对势力。年羹尧在雍正皇帝的恩宠下逐渐忘乎所以，专横独断，暴虐无常，杀戮任性，生活上极端奢侈腐化。这样，年羹尧就一步步落入了雍正帝为他设置的圈套之中。
雍正帝前后收集的年羹尧的不法证据多达92条。这年二月，年羹尧上表，颂扬皇帝“朝乾夕惕，励精图治”，但却把“朝乾夕惕”误书为“朝乾夕阳”。雍正决定以此为借口对年羹尧下手。于是他发出上谕，责备年羹尧不想以“朝乾夕惕”归之于他，说年羹尧是自恃功高，刻意不敬。同时雍正帝又迅速调换川陕官员，将甘肃巡抚胡期恒撤职，遗缺由岳钟琦兼任；调四川巡抚纳秦进京，改派赵坤署理。这样就去掉了年羹尧的亲信，剪除其势力。不久，雍正帝又传旨，命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印，将他调补杭州将军。这时诸王及大臣料知雍正帝要除掉年氏，纷纷揭发他的不法罪状。于是雍正帝又将年羹尧连降十八级，罚他看守城门。不久将年羹尧逮捕下狱，并勒令其自裁。又将年氏家族杀的杀，充军的充军。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竟落得如此悲惨下场。
荀攸是曹操的一个谋士，他很懂得“有余不敢尽”的道理，很注意掩蔽锋芒。
荀攸受命军师之职之后，跟随曹操征战疆场，筹划军机，克敌制胜，立下了汗马功劳。平定河北后，曹操即进表汉献帝，对他的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公元207年，曹操下了一个《封功臣令》，对于有贡献之臣论功行赏，其中说道：“忠止密谋，抚宁内外，文若是也，公达其次也。”可见在曹营众多的谋臣之中，他的地位仅次于文若，足见曹操对他的器重了。后来，他转任中军师。曹操做魏公后，任命他为尚书令。
荀攸有着超人的智慧和谋略，不仅表现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也表现在安身立业、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他在朝二十余年，能够从容自如地处理政治旋涡中上下左右的复杂关系，在极其残酷的人事倾轧中，始终地位稳定，立于不败之地。三国时代，群雄并起，军阀割据，以臣谋主，盗用旗号的事情时有发生。更有一些奸佞小人，专靠搬弄是非而取宠于人。在这样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曹操固然以爱才著称，但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铁腕人物，铲除功高盖主和略有离心倾向的人，却从不犹豫和手软。荀攸很注意将超人的智谋应用到防身固宠、确保个人安危方面，正如文书所载“他深密有智防”。
那么，荀攸是如何处世安身的呢？曹操有一段话很形象也很精辟地反映了荀攸的这一特别谋略：“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可见荀攸平时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内对外，对敌对己，迥然不同，判若两人。参与谋划军机，他智慧过人，迭出妙策；迎战敌军，他奋勇当先，不屈不挠。但他对曹操、对同僚，却注意不露锋芒、不争高下，把才能、智慧、功劳尽量掩藏起来，表现得总是很谦卑、文弱、愚钝、怯懦。作为曹操的重要谋士，为曹操“前后凡画奇策十二”，史家称赞他是“张良、陈平第二”。但他本人对自己的卓著功勋却是守口如瓶、讳莫如深，从不对他人说起。
荀攸“有余不敢尽”的处世方略，虽有故意装愚卖傻之嫌，但效果却极佳。他与曹操相处二十年，关系融洽，深受宠信。从来不见有人到曹操处进谗言加害于他，也没有一处得罪过曹操，或使曹操不悦。建安十九年（公元214），荀攸在从征孙权的途中善终而死。曹操知道后痛哭流涕，对他的品行推崇备至，被曹操赞誉为谦虚的君子和完美的贤人，这都是荀攸以“有余不敢尽”保身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