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是我国法家思想的著名代表韩非的著作。它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既包括韩非倡导的维护东方专制制度的法、术、势的理论，又包括一些非常经世致用的主张，如农战结合、法治、选贤用人等等。这些丰富的思想和内容使《韩非子》一书在我国历史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于18世纪中叶流传到日本，在文化和政治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早在战国时代，韩非所写的文章就越出了国界，由韩国传到秦国，受到秦王嬴政的高度评价。秦王后来横扫六国、统一海内，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他能成此伟业，无不与他吸收了韩非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有关。
《韩非子》一书的编纂成册，可能在秦末汉初，因为在《史记》中，已有不少记述当时事情的篇章开始大量引述《韩非子》中的词句。如《秦始皇本纪》中秦二世与宰相李斯的对答。《范睢蔡泽列传》和《游侠列传》等等。从引述的内容看，其涉及面比秦王嬴政读到的要广。如果不是已经编订成册的书籍，这种情况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足见这部名著在战国末期和秦朝的影响。
汉代，韩安国在传播《韩非子》中可算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位韩非法家思想的身体力行者。据《史记·韩长孺列传》记载，向韩安国传授《韩子》一书的先生是驺田生。在政治生涯中，韩安国的一项突出贡献，是在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发生吴楚七国叛乱时，协助中央朝廷，积极抵御吴兵，从而削平叛乱。韩安国的这次行动完全体现了韩非维护中央君主的绝对权威的精神。
汉朝是在推翻秦朝的基础上建立的。秦朝以法家作为立国的指导思想，曾经创造了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辉煌业绩。但是，秦朝在历史上毕竟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王朝。秦朝如此强大，为什么却灭亡得那么急促，仿佛昙花一现一般。这中间，是否同它的指导思想法家理论有直接的联系？这个问题在汉初确实曾经引起过讨论。当时著名的政论家和学者贾谊写了《过秦论》，在一定程度上为秦始皇和法家思想作过辩护。因此，在汉代，贾谊可算是一个受过法家思想影响的人物。
贾谊之外，汉代还有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受到过法家思想的影响，这人便是汉景帝刘彻的辅政大臣晁错。晁错在参与政治决策中所提的许多主张，如农战等，都保留了《韩非子》中的积极思想成份。贾谊和晁错同生于公元前200年，前者死于前168年，后者死于前154年。所以，在汉初的文景之治时代，至迟在前150年左右，统治者虽然思想上是提倡黄老，但在黄老思想中实际上包含了韩非等人的法家思想成份。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把“老庄申韩”并列作传，而且明确指出，黄老是法家的开山祖。
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韩非子》等法家著作被摒弃在官学之外，这是发生在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的事。而在此之前，法家照例是学子们举选贤良的一条路径。在这一年里，丞相卢绾向皇帝提请了一条奏折：“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皇帝御笔批示“奏可”。这才断绝了法家和《韩非子》的官学命脉。
《韩非子》作为官学之一的优势地位虽然被剥夺了，但在以后的历朝历代中，它对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影响却没因此而消失。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就是一位深受法家思想影响的有为君主。他所推行的耕战、致贤用良等方针策略，大多是对韩非等人的法家思想的直接继承。北魏道武帝时（公元398—409年）公孙表所献的《韩非子》，就明确记载《韩非子》同今天一样是20卷。而且，该朝的刘昞还为《韩非子》作过注。
唐代，《韩非子》一书也非常流行。尹知章就作过《韩子注》。这本书一般都认为早已亡佚。但现代学者陈天启认为，现存的佚名传本《韩子注》20卷，就是尹知章的作品，今天仍可看到的明万历年间“赵用贤本”，就是以这个佚名传本为据而刻的。该传本在清代又有过几种刻本，在学术史上有一定的影响。在唐代的思想家中，柳宗元是一位受过法家思想影响的杰出人物。他在《封建论》这篇著名文章中所阐述的历史进化论思想，与《韩非子》中的《五蠹》篇相比，简直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宋代印刷业发达，《韩非子》一书也广为流传。在出版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几个最有价值的刻本。其中，最有名的是宋乾道元年（1165年）印行的《韩非子》（称“乾道本”）。此本到清代有两种传本，一是李奕畴（字书年）所藏的原印本，一是黄丕烈所藏的钱曾（字遵王）述古堂影抄本。李书年所藏原印本巳亡佚，但有张敦仁（字古馀）和吴鼐（字山尊）的两种影抄本传世。特别是后一种影抄本，曾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在江宁（今南京）付梓，次年刻成，流传十分广泛。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印行至今的《四库备要》本，就是以它为依据的。钱曾述古堂影抄本后来则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四部丛刊》本。除“乾道本”之外，宋代还有谢希深注《韩非子》20卷，该本在明代被刻成《道藏》本，后来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的《道藏》本和《道藏举要》本，都源自于它。
在宋代，受韩非及其所代表的法家思想影响，出现了一位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政治改革家，即王安石。王安石所提出的发展农耕、革新政治和实行法治的许多举措，都深深地打上了韩非等人思想的烙印。
到了明代，《韩非子》一书深受人们的重视，在注释和研究方面都有一些新的进展。当时著名学者如归有光、焦闳等人都曾为这部书作过评注。《韩非子》在明代产生的影响，并不单纯停留在文化学术领域，它同样浸透到政治实践之中，并且通过张居正这样的大政治改革家而体现出来。张居正在变法中所提出的各种政策措施以及主张法治的精神，都与《韩非子》中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转折，明朝汉人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了满清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许多知识分子在感叹明朝灭亡的同时，对正统的儒家思想表现出动摇以至批判的态度。这样，法家的思想又一时成为他们高扬民族精神、力图革新政治的重要思想武器。在这类知识分子中，李贽和王夫之是较为突出的代表。李贽不仅“喜读韩非之书”，而且在《焚书》中对韩非等先秦法家人物大为赞赏，认为先秦法家人物，“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
在中国历史上，法家思想能够形成一定声势、并产生较大影响，除战国到秦代之外，清末民初可算是一个重要时期。
当时，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严峻现实促使无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去追求救国救民的思想真理。其中除直接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技文化之外，在本国优秀文化传统中，《韩非子》一书由于包含着许多经世致用所必需的政治主张，如耕战、变法、治法、致贤用良等，它自然成了人们重视的对象，从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许多优秀人物。在这些人物之中，魏源、龚自珍、严复和章太炎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其中，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对儒家和科举制度的批评、章太炎在《秦政记》、《秦献记》中对法家思想的积极肯定，都充分地说明了《韩非子》所阐述的法治思想对清末民初一代知识分子的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
今天，我们正面临一个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是切切实实的事情，不是空谈和高论所能实现的。而且，我们要推行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的运行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章作保障。讲法治、重事功、重人才都是《韩非子》所一再强调的精神，这些合理的思想成份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