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传习录(传世名著百部第5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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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名著通览

王守仁是明代中叶的著名哲学家。他的心学思想,以一种“活泼泼”的自我意识和主体精神,冲破了数百年来中国思想界为程朱理学所垄断的沉闷局面,风靡晚明,启迪近代,影响至今。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生于公元1472年(明宪宗成化八年),卒于公元1529年(明世宗嘉靖七年)。因为他曾隐居绍兴阳明洞,后又创办阳明书院,所以世称阳明先生。他死后,明穆宗诏谥文成,故又称王文成公。

王守仁是一个具有批判精神和务实精神的学者。幼年入塾读书时,他问老师:“何为第一等事?”老师回答说:“唯读书登第耳。”他却认为,当是“读书学圣贤”。15岁时,他出游居庸三关,考察北方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与军备设施,表现出“经略四方”的远大志向。但王守仁还是走上了传统的仕途,28岁中进士,开始在朝廷任职。公元1506年(明武宗正德元年),他上疏批评当权的宦官刘瑾,遭到了残酷迫害,廷杖40,贬谪到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的龙场驿当驿丞,受尽折磨,几至于死。数年后,他又被起用,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其间,曾率军镇压江西、福建农民起义和广东、广西少数民族暴动,平定明宗室宁王朱宸濠的反叛,因其功被封为“新建伯”。王守仁虽然拼命维护明王朝的统治,但他也看到导致农民造反的原因,“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告谕浰头巢贼》);而在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前,程朱理学显得支离僵化,毫无生气,已失去了维系人心的作用。按照程朱理学的路数,“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根本就达不到“去人欲,存天理”的目的。他发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与杨仕德薛尚谦》)的感叹,决心在思想上树起一面不同于理学的旗帜——心学,用来收拾人心,维护明王朝统治。

王守仁心学的形成有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他在青少年时代信奉程朱理学,遍读朱熹之书。然而,有一次他按照朱熹的“格物致知”的方法去格竹子,不仅没有格出竹子的道理,反而自己也病倒了。这使他开始怀疑朱熹,而出入佛、老。他曾隐居绍兴阳明洞,按道家的方法修养,但终因抛不开现实生活,思念祖母和父亲,又从洞中跑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独立探寻既不离现实生活,又不同于程朱理学的“圣人之学”。在贬到龙场驿后,他一度意志消沉,日夜端居沉默,以求静一。一天夜里,他正在沉思“圣人此处,更有何道”,忽然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在于“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过去按照朱熹的说法去向事事物物求理是根本错误的。王守仁就这样提出了自己心学的纲领。

王守仁心学的思想来源,主要是承继了孟子和陆九渊的哲学,也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他哲学中的核心命题,如“致良知”、“心即理”等,或改造孟子思想,或取自陆九渊哲学。他对陆九渊极为推崇,称“象山之学,简易直截,孟子之后一人”(《与席元山》)。因此,人们又把陆九渊心学与王守仁心学合称为陆王心学。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构成了宋明道学中的两大系统。

王守仁的著作有《王文成公全书》行世,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王阳明全集》。王守仁的代表作是《传习录》,共3卷,卷上、卷下为王守仁答弟子问辑录,卷中为王守仁书札。正文后附录王守仁所编《朱子晚年定论》,取朱熹答人书33则以证己说。

在《传习录》中,王守仁对程朱理学以外在于主体的“理”为本体的思路进行了抨击,指出:“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这种“心”与“理”的割裂,不仅使“理”失去了主体性,失去了生命的创造力,而且使人们很难真正把握住“理”。首先,天下事物,不胜其烦,要格尽天下之物而穷其“理”,是不可能做到的。其次,这造成了道德主体与道德观念的分离,妨碍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贯彻。人们往往通过父子关系去探求“孝”的道理,但如果亲人不在了,这种“孝”的道理不就也不存在了吗?

因此,王守仁提出“心即理”的本体论。他认为,只有主体之“心”,才是本体;而所谓的“理”,不是外在于“心”的,而正在“心”之中。他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传习录上》)“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传习录中·启问道通书》)这种“心即理”之“心”,又可称为“良知”。他进而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心”的产物。他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知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上》)。心产生知觉、意识,知觉、意识产生各种事物。总之,“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传习录下》)有人问王守仁:你说心外无物,那么花在山间自开自落,与我的心又有何关系呢?王守仁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下》)眼开则花明,眼闭则花寂,花色完全随着视觉变现运转,纯粹是主体的产物。由于世界万物都是“心”的产物,都是“良知”流行的显现,因而王守仁强调,“天地间活泼泼地”(《传习录下》),充满了生命活力。在他看来,“人心与天地一体,故上下与天地同流”(《传习录下》)。这就把一种“活泼泼”的自我意识和主体精神充溢于宇宙之中。

王守仁从“心即理”的本体论出发,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知行观。他指出,朱熹在本体论上将“心”与“理”割裂开来,导致了他在知行观上将“知”与“行”分离为二,提出“论先后,知为先”的“知先行后”说。这不能对知行关系作出正确的说明。反之,如果承认“心即理”,那么就会发现“知”与“行”原是不可分开的,只是一个工夫。人们如果只重“行”,不重“知”,就只会“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这种“行”只是“冥行”;如果只讲“知”,不讲“行”,也只能“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这种“知”只是“妄想”。因此,只有用“知”指导“行”,“方才行得是”;只有用“行”实现“知”,“方才知得真”。总之,“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他进一步认为,“知”与“行”不仅相互依赖,而且相互蕴含,“只说一个知,以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以自有知在”(《传习录上》),甚至得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传习录下》)的结论。例如,看到好看的东西,闻到难闻的气味,这些属于“知”;对好看的东西表示好感,对难闻的气味表示恶感,这些则属于“行”。从这种知行观出发,王守仁十分重视那些不利于封建统治的“不善之念”,认为这种念头一旦产生,就不仅是“知”的问题,而且还带有了“行”的意味,必须防于未萌之先,克于方萌之际,在最初发动时即彻底清除掉。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

在“心即理”的本体论基础上,王守仁又提出“致良知”的认识论。在他看来,由于“心即理”,作为认识对象的“天理”也就存在于作为认识主体的“良知”之中,“合心与理而为一”。因此,对于“天理”的认识和把握,不是“即物穷理”,而是“致知格物”。“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即将具有“天理”的“良知”推扩到各种事物中,使各种事物皆得其“理”。“良知”的推扩即“致知”,事物各得其“理”即“格物”。这种“致良知”,显示了人的认识活动,不是静态的反映过程,而是主体建构对象世界的能动的创造过程。可以说,“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传习录下》)。这种“致良知”,又带有强烈的伦理化倾向。由于“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传习录下》),因而“良知”的推扩,实质上是封建伦理的推扩,是为了“去人欲,存天理”。“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传习录中·答聂文蔚》)这实际上是把认识活动变为封建伦理道德的自觉。

王守仁所提出的“心即理”的本体论,肯定了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存有“天理”,因而肯定了“良知人人皆有”(《传习录下》),只是圣人没有障蔽,“良知”完全得以昭显;众人则多有障蔽,“良知”不易显现,但也难泯息。由于人人都有“良知”,因此人人都能成为圣人。他说:“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传习录中·启问道通书》)在他眼里,“见满街人都是圣人”(《传习录下》)。他甚至主张与愚夫愚妇、劳动群众打成一片:“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传习录下》)。这就构成了王守仁心学在以后发展中走向宋明道学的反面、成为异端思想的契机。

王守仁的《传习录》所阐发的心学思想,对于把人们的思想从程朱理学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流传广泛,影响深远。

首先承继和发展王守仁心学的是泰州学派。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出身盐工,当过商贩,自学成材,后从学于王守仁8年之久。他从王学出发,提出“百姓日用之学”,认为自然界和人都是“良知之体”,鸢飞鱼跃,万紫千红,活泼泼的。因此,所谓“良知”、“天理”、“圣人之道”,不是神圣的、不可捉摸的,而是通过“百姓日用”体现出来的。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王心斋先生全集·语录》)。泰州学派的著名学者,还有王艮之子王襞及徐樾、颜钧、何心隐、罗汝芳等。颜钧、何心隐都是具有鲜明异端性格的思想家,用黄宗羲的话说,他们“能以赤手搏龙蛇”,“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明儒学案·泰州学案》)。

明代后期的异端思想家李贽,对王守仁其人其书其学甚为推崇,更拜王艮之子王襞为师。他承继并改造了王学传统,提出“童心说”,认为人们一生下来,都具有“童心”,“绝假纯真”,但由于理学家们不断宣扬封建伦理,使之进入人心,“以为主于其内”,结果造成了“童心”的丧失、人性的扭曲,因此,应当摒弃封建伦理,恢复“童心”。李贽与王守仁都高扬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精神,但他们言“心”又有所不同:王守仁主张“心即理”,力图将封建伦理置于人的主体之中,成为主体的自觉的活动;李贽则主张“心非理”,反对用封建伦理来规范人的主体,而保持主体的纯真、自由的本性。在这里,心学已走向了宋明道学的反面,成为了异端思想的理论旗帜。

中国近代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也从王守仁心学中吸取思想资料,熔铸成自己的启蒙思想。龚自珍就对“众人”、“自我”、“心力”尤为重视,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王癸之际胎现第七》);“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壬癸之际胎现第四》)。谭嗣同更利用近代科学知识来阐释、宣扬“心之力量”,说:“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仁学》)。梁启超也对王守仁的学术地位作了相当高的评价,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至20世纪,王守仁心学对中国的思想、学术的发展,仍有很强烈的影响。例如,青年郭沫若走上反封建的道路,就曾受到王学反传统倾向的启迪,后来他还写了《王阳明礼赞》一文。又如,贺麟早期在创立“新心学”哲学体系时,重视吸取王守仁的“心即理”的本体论思路,认为自己的哲学是“注重心与理一,心负荷真理,理自觉于心”的“唯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