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沉迷于道教而影响朝政的皇帝，莫过于宋徽宗和明世宗（嘉靖），其实有这种癖好的不乏其人，明宪宗就是一个。
成化二十三年（1487）八月，宪宗朱见深病重，几天后驾崩，皇太子朱祐樘继位，即孝宗弘治皇帝。他即位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拨乱反正，把担任高官的“妖人”李孜省处死；“传奉官”僧继晓革职为民，继而处死；太常卿、道士赵玉芝、邓常恩发配边疆；佞幸太监梁芳、陈喜贬往南京孝陵当差。《明史纪事本末》对此评论说：“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尽。”可见动作幅度和打击力度之大，也可见他的父亲宪宗朱见深宠信方术佞幸问题之严重。
宪宗擅宠万贵妃，纵容汪直与西厂恣意妄为，这些弊政在他死亡之前已经得到解决（万贵妃比他早几个月死去；西厂早已解散，汪直也已革职）。唯独宠信方术佞幸，至死不悟，无论大臣如何劝谏，他都拒不接受。问题的严重性连他的儿子都看到了，所以一上台就痛下杀手。
李孜省，原先在江西布政司衙门当小吏，正当升官机会来临时，因为贪赃事发，被革职为民。走投无路之际，他得知皇帝喜好方术，于是学习“五雷法”，买通大太监梁芳、钱义的门路，用符箓博得皇帝的好感。太监梁芳之流虽然没有汪直那样的权势，却善于聚敛财富，不断向万贵妃献宝，被万贵妃视为心腹。李孜省走的是捷径：梁芳—万贵妃—宪宗，很快被皇帝直接任命为太常寺丞。此举遭到御史杨守随的反对，他说：李孜省是一个贪官，论资格不过是刀笔吏；太常寺主管祭祀，怎么可以用这种脏贿罪人来亵渎天地宗庙？宪宗不得已，把他改为上林苑副监，宠信却日甚一日，赏赐他两枚印章，一枚是“忠贞和直”，另一枚是“妙悟通微”，特许他用印章密封奏折，直送皇帝。于是李孜省和梁芳内外配合，表里为奸，扰乱国事。密封的奏折讲些什么呢？《明史·佞幸传》说，写的全是“淫邪方术”。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以方术获宠的李孜省蹿红，带动一大批方士进入官场。方士顾玒精通扶乩术（在沙盘上占卜），宪宗很欣赏，任命为太常丞、太常少卿。这种人的升官，没有经过正常的人事程序，由皇帝直接任命，被称为“传奉官”。与顾玒一起进升的还有方士赵玉芝、凌中，都是太常寺的官衔。道士邓常恩通过太监陈喜的门路，引导皇帝祭祀淫祠，宪宗欣喜异常，任命他为太常卿。由布衣白丁一下子蹿至太常卿之类的“传奉官”累计达千余人。这帮人自以为有皇帝的宠信，登时颐指气使起来。
顾玒的母亲去世，乞求皇帝赏赐一道祭文诰书。按照惯例，四品官任期未满三年，不能享受此种待遇，宪宗破例给他诰书。奇怪的是，吏部尚书尹旻居然要向小小的四品官顾玒献媚，请他一并为其父亲乞求一道诰书。看来在皇帝眼里，吏部尚书的分量还不如方士。不久，顾玒的两个儿子也戴上了乌纱帽，成为“传奉官”。《明通鉴》评论道：“（皇）上方崇信左道，故佞幸之徒猝致荣显如此。”
宪宗宠信李孜省，想把他越级提拔，但碍于体制，只得在通政司挂名领取俸禄，仍然掌管上林苑。通政司官员王昶厌恶李孜省奸邪乱政，对他不屑一顾。李孜省怀恨在心，向皇帝告状，致使王昶调离通政司。廷臣目睹王昶的境遇，不敢轻易与李孜省作对。
然而，清流官员无所畏惧。陕西巡抚郑时，鉴于“传奉官”日益冗滥，弹劾太监梁芳，以及他引荐的李孜省、僧继晓。宪宗大怒，把郑时贬为贵州参政。临行时，陕西父老万人空巷，“哭送如失父母”。
吏科都给事中王瑞率六科给事中，针对传奉官冗滥，向皇帝进谏：爵禄与赏赐乃天下之公器，没有功德才能，难以获得。近年来，侥幸之门大开，卖官鬻爵如同市场，皇帝恩典从天而降，恩惠遍及吏胥，下至白丁。以至于厮养贱夫，市井童稚，骤然高升，窃取名器，逾滥至此，令有识之士寒心。乞求皇上痛下决心，全部罢黜淘汰传奉官，保存国体。御史张稷等人奋起响应，话说得更加尖刻：“传奉各官至千，末流贱伎妾厕公卿，屠狗贩缯滥居清要”，“自古以来有如是之政令否”？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宪宗不得不把李孜省贬官一级，罢黜十二名传奉官。朝野上下以为皇上幡然悔悟，相庆称快，殊不知，这是“借以塞中外之望”的策略，宪宗宠信方术佞幸的立场依然如故。
以旁门左道获宠的僧继晓，先后收到皇帝赏赐的美女十余人，金银珠宝不可胜计。这个继晓和尚得到皇帝的批准，在京城西市建造永昌寺，威逼动迁居民数百家，靡费宫廷储蓄白银数十万两，民众怨声载道。
刑部员外郎林俊向皇帝进谏：今年以来，灾难频发，陕西、山西、河南连年饥荒，人民流离。但是僧继晓用妖言迷惑皇上，把有用之财变为无益之费，人民怨恨日渐高涨。因此，臣等主张：杀继晓以谢天下。然而，纵容继晓作恶的是太监梁芳。此人引用邪佞，排斥忠良，几年来，假借朝廷名义，把一百多年的祖宗府藏干没殆尽，私人家产如同山积，连汪直都不能与之比拟。如今内而朝臣，外而市井之徒，恨不得食梁芳、继晓之肉。臣等难道可以畏罪不言，而耽误陛下吗？
宪宗看了这份奏疏，勃然大怒，把林俊押入锦衣卫诏狱拷讯。
后军都督府官员张黼挺身而出，声援林俊。他说：如今四方灾难，愁苦万状，凡是有世道之忧的人，唯恐陛下无法知晓，人臣不敢尽言。林俊为此上言，反而得罪，难道是朝廷之福吗？
宪宗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把张黼也关进锦衣卫诏狱，打算与林俊一并处死。司礼监太监怀恩极力劝阻，宪宗怒气冲冲，把砚台向他砸去，喊道：你想帮助林俊来嘲笑我？随即把他赶了出去。怀恩派人转告锦衣卫镇抚司：你们谄附梁芳杀害林俊，何以为生？后来，皇帝怒气逐渐消解，并未处死林、张二人，而是贬官边疆。这样一番波折，使得林、张二人“直声震都下”，当时有顺口溜唱道：“御史在刑曹，黄门出后府。”意思是说，林俊只是刑部员外郎，却起到了御史的作用；能够犯颜进谏的不是言官，而是后军都督府的张黼。
一向刚直敢言的南京兵部尚书王恕听闻林俊、张黼先后得罪，向皇帝进谏：天地只有一个祭坛，祖宗只有一个宗庙，而佛寺多至千余所。每建造一个佛寺就要动迁民居数百家，浪费内宫积蓄银子数十万。人人都知道不妥，而不批评，唯独林俊批评了；人人都知道林俊说得对，而不吭声，唯独张黼敢于主持正义。如今把林、张二人关入监狱，造成以言贾祸的错觉，假如再有奸邪之人误国，就没有人对陛下直言了。
在此之前，太监怀恩曾请求户部尚书余子俊出面为林俊辩护，余子俊不敢。当他看到王恕的奏疏时，感叹道：“天下忠义，斯人而已。”由于王恕的带头，六部、都察院官员也开始谴责传奉官。身负言责的吏科给事中李俊率领同僚向皇帝上了一本奏折，指出今日最大的弊政，莫过于近幸干政、大臣不职、爵赏太滥、工役过烦、进献无厌等，重点是在讲方术佞幸与传奉官带来的危害。奏疏指出：官爵给予有德之人，赏赐给予有功之人，如今无缘无故把官爵授予一个庸流，或者赏赐一个无功的佞幸。于是乎形成一种风气，方士贡献炼丹服药的书籍，优伶演奏曼妙的戏曲，吏胥、戏子、僧道由此得到官爵俸禄，玷污了官僚队伍。一年之中传奉官多至千人，几年就是几千人，国家的财政税收是民脂民膏，不用来供养贤能人才，而用来喂饱奸蠹庸流，实在太可惜了。
说得有理有据，皇帝抓不住把柄，只得给予模棱两可的肯定。眼看皇帝态度有所转变，给事中卢禹、御史汪奎等言官先后进谏，大多针对李孜省、僧继晓以及传奉官的冗滥，而慷慨陈词。这时正好遭遇天变，迷信方术的皇帝惧怕天变加剧，不得不作一点应付舆论的表面文章，把李孜省降职为上林苑丞，僧继晓一看苗头不对——“自知清议不容”，辞去官职，回家奉养老母去了。林俊、张黼不但获释，而且授予南京散官。一时间朝野上下无不拍手称快。
人们未免高兴得早了一点。宪宗对于言官的批评怀恨在心，秘密指示吏部尚书，把进谏的六十名言官的姓名书写在身旁的屏风上，待到考察京官之时，把他们一个个贬谪到边远荒凉之地，而对李孜省、邓常恩等佞幸依然宠信如故。
当时朝廷多纰政，皇帝崇信道教，重用李孜省、邓常恩之流，内阁也由一班庸人把持。巴结万贵妃而官运亨通的万安，是四川眉县人，偏偏要和山东诸城人万贵妃攀亲戚，自称万贵妃的侄子。此人的为官之道就是一切顺从皇帝，觐见皇帝不谈国事，只顾高呼“万岁”，人称“万岁阁老”。他的奏疏从不议论大政方针，而是投皇帝所好，提供各种“房中术”的秘方。无怪乎当时人讽刺万安：“面如千层铁甲，心似九曲黄河。”后来又进来一个彭华，此人与李孜省、邓常恩关系密切，以排斥异己为首务，正直大臣相继被逐。所以人们说他“深刻多智数，善阴伺人短”。他进入内阁后，与万安朋比为奸，官员都厌恶他，也畏惧他。内阁的另外两位——刘吉、尹直，也都是阿附权势之徒。因此，方术佞幸问题直到宪宗驾崩，都无法解决。他的儿子孝宗即位后，一方面把方术佞幸斥逐殆尽，另一方面引用正直大臣，政局为之一变，无怪乎史家称孝宗为“中兴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