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百喜，不如仙游郑纪”，这是十年前探寻木兰溪源头时徒步上屏山听到的民间谚语。近日故地重访，才知道郑纪是生在这里的纪氏人家，因家境贫困过继给山下埔尾村郑坦叔为养子，这样郑纪的名字就有了“纪家生、郑家养”的由来。
来到仙游度尾铺尾村郑纪故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故第背后的屏山，其山势呈九峰相连，中间高耸，左右稍低，犹如一道错落有致的屏风，拱托出故第特有的气场。郑纪故第坐西向东，宽300米，深200米，为五进，面宽九间并列二排建筑群，主厅堂两边山墙为夯土墙，前后立柱作抬梁式梁架，这种格式为莆仙明代建筑所仅有。走进故第发现房屋破损严重，除了屋架梁柱檐木上粗壮杉木隐现出当年大户人家的气势，其他部分很难与主人曾经有过的辉煌联系在一起。整座房子在兴建仙永公路时被分成前后二段。要想在原地恢复整体原貌已经是不可能了。
郑纪（1438—1513），字延纲，号东园，明元顺四年（1460）进士，历任国子祭酒、翰林庶吉士、经同考官、浙江按察副使、户部尚书等职，历经英宗、宽宗、孝宗三朝，故有“三朝元老”、“一品尚书”和经济名臣之誉。他于正德初年，归隐家乡后，热衷家乡建设，闲时寄迹山水间，吟诗作文，享年75岁。郑纪为官清廉公正，体恤民情，思善不讳，曾想方设法奏请朝廷减免仙游的军户役的苛捐杂税，传下许多佳话，便有了“莆田百喜，不如仙游郑纪”的谚语。
对于郑纪故第现状，郑纪的族人也显得很无奈。为了防止文物贩子偷盗，他们只好把二块“一品尚书”（4.1×1.3米）、“三朝元老”（3.65×1米）的匾额藏起来。的确，从这两块牌匾仍能感受到主人的显赫地位和尊荣。
郑纪从偏远的山区，依靠自己聪明好学，成为一代名臣。在返乡守制，隐居故里22年间，他依然保留农民淳朴的本性，在家乡兴学劝耕，倡建桥梁，反对荒嬉，力戒游惰，深得乡民的爱戴。时至今日郑纪的许多传说还鲜活在民间，说明一个人的思想品德远比一座房子更为重要，更能深得民心。
红砖厝走出的大师
我认识莆仙戏是从《春草闯堂》、《团圆之后》开始，知道陈仁鉴也是源于他是这两个剧本的作者。陈仁鉴是我国著名剧作家，同为莆田人的我自然会有一种荣誉感，出于对大师的敬仰，自然也会对他的故居感兴趣。
陈仁鉴故居在仙游南溪村竹埯头。当年盖房时，屋顶的瓦片是用黑土烧制成红瓦，而当地民居瓦片皆用红土烧成的黑瓦片。这样，红瓦的屋顶就显得特别喜气耀眼，当地人就把该民居叫做“红厝瓦”。
红厝瓦分为旧厝、后座、新厝。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陈仁鉴前六代祖宗陈本卅开始兴建旧厝。相传陈本卅兄弟多人，以打铁为生。他到永泰嵩口收购几担废铁回来，到家后发现全是黄金，从此发家致富，兴建七间厢双护大厝一座（俗称旧厝）。清光绪年间，陈本卅季孙陈照思中了武举人，他偕族亲续建后座。多年后，陈本卅长孙陈德思的儿孙紧靠后座南边兴建七间厢半护厝一座（俗称新厝）。民国之后虽然又陆续兴建工程，但陈氏民居的总体格局已于清代完成。
走进红厝瓦如同进入艺术殿堂，首先映入眼球的是大门门簪上以及两边墙体上各种雕刻图案，其木雕石刻技巧之高超，工艺之精湛，可称莆仙民间工艺一流水平。据说当年本来准备建两座七间厢的木料，最后都用在此屋的建造中，所以不管是中轴线中间大小厅，还是大门前屋檐下，其间梁昂、斗拱，连绕屋近千米长的随梁枋上都进行雕刻。其中最繁杂的花格，木匠花了三个月的工时才完成。与木雕构建相比，石雕数量相对较少，但少而精。据陈氏族人介绍，大门两边曲墙相嵌的两块石雕，是主人用二十亩田地请石匠来制作。如此重金聘请，换来石匠精雕细刻，近两平方大的青石板上，用花卉图案饰边，画面构图完整，人物神态生动，山水造型独特，表现出儒家思想。
从这座充满艺术语言的房屋中，可以看出陈家主人对民间艺术有一种特别的爱好和很高的鉴赏水平，陈仁鉴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多多少少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艺术熏陶。陈仁鉴故居在新厝中轴线北侧厢厅，置身其中很难想象这里曾经的辉煌，从墙体残留的标语和遗迹中似乎还能悟出房屋与主人曾经历过的沧桑。陈仁鉴解放前因参加共产党地下游击队，被国民党围捕，房子虽然免遭烧焚，但部分装修被破坏。大跃进期间该屋大厅被征用改造作国家粮仓。“文革”期间，陈仁鉴遭受到迫害，其住处先后被抄家五次。为了保护石雕木刻，陈家主动用泥浆石灰把墙上浮雕抹平，并在上面写上毛主席语录，这些语录至今还残留在石雕上，成为一个时代留下的印迹。
一位大师，一座故居在不同年代不同境遇中积淀出不同的人生与时代印迹，但当一部作品成为经典时，在历史的长河中，便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