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年，是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化的过渡时期。在这期间，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日益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随之而来的是资本输出越来越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殖民地的依赖性更大了。它们一方面力图垄断殖民地原料和市场，一方面为金融资本寻找更多的投资场所。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加强，资水主义各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急剧变化，美、德、日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为了取得与其经济威力相适应的殖民地，不断向占有较多殖民地的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挑战，要求重新分割世界。所以，正是在七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由于法国武装侵略越南和中国而引起的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就是资木主义列强夺取殖民地大高潮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山西、北宁之战（1383年12月～1884年3月）
一、双方作战方针和部署
在法国侵略者强迫越南封建王朝签订第一次《顺化条约》之后，清政府对法国武装侵略的态度虽已转趋强硬，但统治集团内部在作战方针上存在很大分歧。主战派鉴于黑旗军屡创法军，越南义军也在北圻红河三角洲地区纷纷响应，而法军增援部队又未赶到，极力主张采取攻势。兵部尚书彭玉麟建议由广西、云南“各派骁将，率领精兵数千，督同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疾捣顺化河暨西贡敌营，覆其巢穴”。内阁学士周德润等建议迅速调回在德国定购的两艘新式军舰，会同广东水师，“突入越洋，直泊海防，封住海口”，然后以滇桂之师，由北宁、山西会攻河内。清朝最高统治者排斥了上述主动进攻的主张，决定采取保守求和的方针，即；在越南，“保守北圻，力固滇粤门户”；在中国，扼守沿海各海口与长江沿江一带。总的指导思想是希图“久与相持”，使敌“情见势绌，自愿转圜”。其实质依然是以军事上的防守达到政治上求和的目的。基于上述方针，作了如下部署：
北圻方面——以北宁为重点，山西为犄角，分别命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驰赴前敌，督率各营，严密防守，以固门户。鉴于“保全北圻，总以克复河内为要著”，决定“激励刘永福整顿队伍，联络越南义兵，相机进取，力图恢复”。
沿海方面——鉴于广东当南洋首冲，天津为畿辅重地，确定以天津，广东为重点，在沿海各省海口择要布置，以防法国海军袭扰；同时，命令长江中下游各省察看沿江形势，分布扼守，防敌兵船沿江内犯。
法国用兵北圻，其目的在于变整个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然后以之为基地，进窥中国。在清政府发出法军不得侵及北圻清军驻地的照会之后，以茹费理为首的法国内阁便决计用武力攻取山西、兴化、北宁等地，驱逐黑旗军及中国驻越军队，完全占领北圻。
山西、北宁互为犄角，瞰制河内。清军欲取河内而保北圻，非守此两地不可，法军欲保河内而取北圻，亦非夺此两地不可。因此，山西、北宁实为中法两军必争之地。法军鉴于当时山西主要由黑旗军驻守，若先攻北宁，须渡红河、新河（今急流河），且后路空虚，黑旗军随时有可能从山西直捣河内，届时难以回救，若先取山西，驻守北宁的清军不一定渡河策应。因此，决定采取先攻山西，后取北宁的方针。
1883年10月25日，法国以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在北圻的海陆军队。在待援过程中，法军在河内、海防、海阳、嘉林、丹凤等地不断增筑炮台，加强防御，同时，加宽河内至丹凤的道路，以便向山西发动进攻。12月初，北圻法军已增至九千余人，大部分集中于河内地区，作战准备基本就绪。
在法军即将大举进攻之际，负责北圻东线防务的广西巡抚徐延旭托病滞留谅山，所部桂军计三十余营，主要集结于北宁及其附近地区，由广西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担任前线指挥。负责西线指挥的岑毓英虽奉命力保山西，但尚未起程；革职留任的云南巡抚唐炯也远在云南边境。驻守山西的部队只有黑旗军三千人，以及12月初才赶到的滇军三个营、桂军两个营，共计五千人左右。
二、山西保卫战
1883年12月11日，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按照其先攻山西、再取北宁的作战方针，率军六千人，分成水陆两队，由河内向山西进发。法军企图先夺取山西城东北的扶沙要塞及城北的堤岸阵地，再从右翼迂回城西，切断山西与兴化的联系，一举攻占山西。其部署是：第一队，以大炮舰三艘、小炮舰十余艘和民船数十只，载兵三千三百余人，溯红河西上；第二队二千六百余人，由陆路进至丹凤后，渡喝江，沿红河南岸向山西推进。陆路随行的还有大量胁从的民夫，以及五百辆弹药车。
山西位于红河南岸，是控制红河中上游的战略要地。城周长约二十里，有砖石内城和土质外城。黑旗军进驻山西后，进一步加强了这里的城防工事，并在红河上设置竹筏阻塞河面，沿河岸修筑炮台，北门至河堤相距五里，筑栅五重。刘永福鉴于山西的存亡关系重大，而协助防守的滇、桂军队为数既少，斗志又不高，因而决心发扬黑旗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依托城垣及外围工事粉碎敌人的进攻，并以确保河堤和城北市区为防御重点。在得知河内法军倾巢出动的情报后，刘永福和唐景崧（清政府派至黑旗军的官吏——吏部主事）立即巡视阵地，激励将士，准备痛击来犯之敌；同时，函请北宁清军会同越南义军乘隙进取河内，或于新河，嘉林方向佯动，牵制敌人。
山西守军五千人的防御部署是：黑旗军六个营加桂军一个营扼守城北河堤，黑旗军五个营扼守城东；黑旗军、桂军各一营扼守城南；滇军三个营扼守城西。此外，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炎等率领的越军约二千人，驻扎于南门外村落中。
12月14日上午9时左右，法军发起攻击，以舰炮和哈齐开斯机枪掩护其步兵展开，并摧毁了扶沙要塞。防守堤岸的黑旗军奋起还击，竭力迟滞敌军的行动。与此同时，刘永福命令东门外的黑旗军五个营利用地形秘密地向敌人侧后机动，以便配合堤岸守军夹击敌人。约中午12时许，迂回敌后的黑旗军突然出现于陆路法军及水路舰队之间，从翼侧攻击向西运动之敌，法舰炮火无法发挥威力。孤拔见情况危急，立即命令法军转入防御，并集中所有炮火还击黑旗军。在敌人密集炮火和机枪的阻击下，黑旗军迂回部队伤亡较大，被迫撤退。下午4时，法军重新发起攻击，城北黑旗军顽强抵抗，战斗非常激烈。当法军迫近城北堤岸时，黑旗军从工事中一跃而出，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经过一小时激战，法军以死伤士兵二百人，军官二十二人的代价，夺取了河堤阵地。
15日凌晨1时，守军一部乘夜接近河堤，突然发起反击，冀图夺回河堤阵地。由于当晚月明如昼，加上法军拚死抵抗，偷袭未获成功，但毙伤不少敌军，并生俘非洲兵二十名、法海军陆战队兵士五名。刘永福、唐景崧知沿河阵地难保，便将守军撤至外城，分段固守。当日上午，双方调整部署，法军不停地进行炮击。下午，孤拔以主力向西机动，企图夺取扶里炮台，从西门攻入城内。刘永福判明情况后，亲率黑旗军主力增援西门，并加强防御工事。
16日拂晓，法军猛攻北门和扶里炮台。北门守军沉着应战，连续向城下投掷火药包，阻止了敌人的前进。防守扶里炮台的滇军也奋起还击，但终因炮台设施陈旧，被敌突破，撤入外城，以致敌人得以进逼西门城垣。当日上午，法军炮兵配合舰炮以猛烈炮火将西门城楼轰塌，并摧毁全部防御工事。守军伤亡较大。下午，法军由西门突入城内，守军依托市区建筑物顽强阻击，激战至夜。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黑旗军和清军乘夜从南门和东门撤出山西城，经不拔县向兴化集中。城南村落中的越军随即溃散。
侵略军入城之后，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据英国记者披露：法军“把所遇见的男人、女人、小孩——一切生物，全都杀死”。《泰晤士报》记者于次年2月前往山西采访时，目睹那里的炮台及滨河之村落，“悉被法人焚毁”，城北大村“屋宇虽存，惟寂其无人，只觉鸟鸣于屋巅而已”。
山西虽然失陷了，但守军在伤亡逾迁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浴血奋战，毙伤法军近千人，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黑旗军，在刘永福“纵敌入我重地，始能痛歼”的思想指导下，敢于以劣势装备和优势装备的敌人拚杀，顽强抗击。在指挥上，刘永福能根据法军水陆并进的特点，着重加强河堤及城北城东的防御，并善于抓住战机，适时地对突入之敌实施反击。当法军集中注意力攻击城北河堤守军之际，果断地集中所有可能机动的兵力，迅速隐蔽地迂回敌后，插入进攻之敌及法军舰队之间，给敌人以突如其来的打击。对此，法军中的外国随军记者也佩服地说：“他们的迂回动作是聪明地设计出来的：华军就在法军及舰队之间，所以舰队不敢开炮……”这次反击，虽然未能奏效，但刘永福在掌握反击时机、选择反击方向、适时机动兵力等方面，表现出了他的指挥才能。
山西作战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驻守北宁的桂军无所作为。他们临战观望，既不增援山西，又不乘隙向河内方向出击，给敌军以必要的牵制，致使法军得以集中兵力西上，而山西守军则得不到友军支援，陷入孤军作战。同时，由于云南巡抚唐炯消极避战，以致滇军主力推进迟缓。直至战斗前夕，才有少量部队进至山西、兴化，起不到支援山西守军作战的作用。此外，刘永福等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当之处。如面对优势敌人的进攻，未能利用有利地形，伏击、袭击敌人于运动之中。单纯采取固守城池的战法，自难抵挡住拥有强大炮火之敌的强攻。
山西保卫战是清廷被迫应战后的首次作战。首战失利，丢掉了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要地，不但失去了对河内法军的威胁，而且使东西两线的联系增加困难，给尔后的北圻作战造成很不利的影响。
法军占领山西的消息传到巴黎，法国反动当局兴高采烈，得意忘形，大叫什么“色当被山西掩蔽了”，企图以侵占山西掩盖和粉饰其在普法战争中色当大败的羞辱。
三、北宁等地的失陷
山西失守后，清廷命广西巡抚徐延旭严守北宁，令云贵总督岑毓英迅即出关，加强兴化方面的防御，并令两广总督张树声“选派得力将领，统带劲旅，驰赴镇南关（今友谊关），以实后路”。
1884年2月22日，岑毓英进抵兴化前线。这时，黑旗军经过休整补充，编为十二个营，共计四千余人。滇军调至兴化、临洮、端雄、宣光一线的兵力已逐次增至二十余营，约一万人。鉴于东线军情紧急，岑毓英遣唐景崧偕同刘永福率领全部黑旗军赶赴北宁。当时，岑毓英被指定为北圻东西两线军事总指挥，但他以两线阻隔，不便指挥为由，不愿挑此重担，以致东西两线军队始终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负责东线作战指挥的徐延旭，是一个贪生怕死而又体赢多病的投降派。他拥兵五十余营，二万余人，却不亲临前线积极部署作战。他一面向清廷吹嘘“北宁守御，固可无虞”一面借故留在谅山，将前线指挥权仍委诸左右两路统领黄桂兰和赵沃。黄桂兰虽为淮军“宿将”，但有勇无谋；赵沃则文弱书生，不懂军事。二人又彼此不和，对战守之策，并无通盘谋划，只注意沿北宁至河内的大道布阵设防，正面防守，不注意翼侧的掩护。
法军在攻占山西之后，由于伤亡较重，后方又不时受到越南义军的袭扰，无力继续发展进攻，只能固守山西、河内一线，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
1884年2月，由法国陆军部派来的一个步兵旅和两队炮兵、一队工兵到达北圻，使远征军总数达到一万八千余人，炮舰二十余艘。根据法国政府指令，新到的米乐将军于2月12日接替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孤拨重返舰队，指挥海上作战（后被任命为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升为中将）。米乐接任后，将法军分为两个旅，分别由副总司令波里也和尼格里二将军指挥，又以莫列波约统率北圻江防舰队。米乐按照原定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驻守山西，牵制兴化方面的清军，主力集中于河内、海阳两处，以便大举进攻北宁。
北宁西按山西，东临海阳，南拒河内，北蔽谅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驻越清军全力经营的军事重镇。它的得失，对北圻全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1884年3月7日下午，法军开始行动。米乐、波里比率第一旅由河内出发，于当夜渡过红河，扬言由嘉林渡新河沿大道向北宁前进。实际上，米乐决定避开清军设防坚固的正面，从翼侧进攻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