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徐英杰老师，对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一个学生小李的故事：小李刚入校时成绩很差，每天混日子。我发现他对做网页感兴趣，我就帮他找资料，让他从头慢慢做。尝试做了一个简单网页后，我再给他资料，让他继续提高，之后就不给他资料了，告诉他哪里有资料，让他自己去找。通过找资料，他自己解决实际问题。我也给他提供实践的环境，比如建学校的校园网站，这样他也有了发挥才能的平台。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让他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他心气儿一没，兴趣就不在了。我的作用就是在他过不去的时候帮助他，在他碰到难题解决不了的时候，给他一个方法，还要让他感觉，是他自己解决的。这样时间长了，他就会感觉自己无坚不摧。
根据“人业互择理论”，小李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操作型”学生。他“动手能力强，偏好于具体任务，适合使用工具和机器”。根据“多元智力理论”，小李在“逻辑”和“视觉空间”两方面具有较明显的优势。对这样的学生来说，让他每天做习题、应付考试无疑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而成绩差又进一步打击了他的自尊和自信。徐老师打破了这个恶性循环，引导小李“做中学”、边实践边学习，不但使小李获得了大量的知识技能，还提升了自信心和学习兴趣。也许徐老师当时并未有意识地运用某种理论，但他从学生“能做什么事”的角度出发，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这实际上契合了“人业互择理论”。同时，徐老师“不以成绩论英雄”，相信学生有与众不同的能力和素质，为学生搭建实践的平台并实施恰当的引导，焕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动力，提升了学生的自尊和自信，而这又体现了“多元智力理论”的思想。
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的杨秀莲老师在她的作业中讲到自己的一个学生：1999年我刚刚参加工作，在一所村小任教，教过一个叫高雄的学生。他的家庭条件不好，父亲有些残疾，母亲又长年有病在家里，家里有四个孩子，他是家中的老大，家里的许多活都是他在干。用他爸爸的话说，他是家中的一个劳力。这个孩子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像个小女孩似的羞怯，总是躲在其他学生的后面，想要把他高出同学一头的身体藏起来。
我不是一个细心的人，自己的东西丢三落四经常找不到。有一天上课时，突然发现讲台上有一个小小的木盒，我的一些小东西都放了进去，虽然东西不太精致，却让我心里有些许的感动。一问才知道是高雄做的，就是那个害羞的小家伙。我开始更多地注意高雄的一些举动。他不爱出现在大家面前，可是班里的一些活儿总是他一个人去干，比如，扫把有些松散，他拿回家自己扎好；窗户上的钉子松了，他自己找到工具钉好。这些活儿本不是大事，他却能放在心里，我不得不暗暗感叹这个学生的细心。
我希望自己能为他做些什么，让他改变一下自己的心境，起码能够快乐一些，也许他根本就不是害羞，而是家庭带给他的自卑吧。我给班长提议，让他担任班里的劳动委员，没想到班长却很不以为然地说：“高雄那么胆小，在课上都不敢回答问题，怎么能当劳动委员？”当我让班长把高雄叫到我面前说明我的想法时，他也是很害羞地推辞，我不知道如何去说服这样一个孩子，只好暂时放弃了自己的打算。
我那时住宿舍，需要自己打水和提煤，每次我在干这些活的时候，他总会默默地出现在我的身边帮我干活。当他干活的时候，总会比别人更有主意，也表现得很自信。以后的日子，我回家时就把宿舍的钥匙留下来，让他帮我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每次回到宿舍，看到被他收拾得干净整齐的宿舍，心里真的很温暖。平时我会给他买些学习用具，他开始时拒绝，后来我告诉他，这是他劳动所得，他才勉强接下。以后对我吩咐的事情，他更是一丝不苟。我没有再征求他的意见，在班里宣布，由高雄任班级的劳动委员。只要班上有什么劳动方面的事，我一律交给他。学校分配给班里的植树任务，我告诉学生去找高雄安排，他红了脸给同学分配任务，自己带头就开始挖地。他总是身体力行，比其他的班委反而更有了说服力。班里的很多事情我总是尽量找他商量，看着他笑眯眯地跑前跑后，也能在同学面前自信地说话，我也有点小小的欣喜。
两年的时间很快地过去，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小男孩在学习上没有多大的变化，却不再天天躲在人后害羞了，反而成为我管理班级的好帮手，以至于后来班里有学校分配的任务，学生都不再来找我，而是找他去商量安排，他依然是身先士卒，大方地分配任务。
过了不久，我就从那所学校调走了。当我再次听到高雄的名字，是从一个开车的人的口中，他说有个开修理铺的高雄手艺如何好，待人多么实在。我有些意外，反复确认了一下，确实是我的学生高雄。通过别人的描述，我能感到他现在是一个自信的小老板了，整天乐呵呵地招呼客人，认真厚道地干活儿，生活得还不错。我由衷地为他高兴，同时也为当年我为他所做的事有些小小的得意。
真是让人感慨、欣慰，高雄没有上大学，但谁能说这不是成功的教育，谁能说这不是教育的美好？！作为一名教师，在他的教学生涯中能这么教育学生，真是功德无量！虽然高雄成绩不好，但他是一个相当“有能力”的学生，在动手实践、人际关系、组织能力等方面都很棒，很有潜质。杨老师看到了这样的潜质，也给高雄认识自己潜能、发挥自己特长创造了机会。高雄最终成了一个修理铺的小老板，用自己的手艺和热心肠使自己生活得不错，并且得到了周围的人的喜爱，和那些上大学的同学一样生活得快乐、有尊严。
苏霍姆林斯基曾提出，“世界上没有才能的人是没有的，问题在于教育者要去发现每一位学生的禀赋、兴趣、爱好和特长，为他们的表现和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正确引导”。前面提到的李信明，曾经对数学到了惧怕和绝望的地步，在经过一个假期的刻苦努力之后，竟然在全校的学科竞赛中获得数学第一名！此后他不但树立了学好数学的信心，对其他学科也不怕了，最后还成了数学家！这一方面说明他虽然在某个时段数学成绩不好，但他实际上是有天分的，而且天分还很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家长和教师挖掘了学生的“潜能”之后，能够整体提升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状态。
就像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打篮球，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够适应“当前以应试为主要目标的学习”，而且这样的学生数量不少，他们不是没有学习热情，而只是有着和“好学生”不同的学习愿望。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学生的错，是教育的问题。对这样的学生，我们不但不能歧视，更不要轻易放弃，反而应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和帮助，不断地尝试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们认识并施展自己的才华，从而提高其自信和学习动力。
如果经过引导，发现很难调动学生对学校学习的动力，此时我们要权衡哪些品质对学生的未来更重要，是和其他人一样的学习成绩，还是他们与众不同的能力。
北京电视台曾经报道过两位“非主流”年轻人。一位是职业学校的教师，她教的专业是“调酒”。她在上初中的时候看了电视上介绍调酒师的工作，被深深地吸引了，初中毕业坚持要学调酒，家长对此极力反对，但这个学生最终很坚定地选择了这个职业。毕业后她留校教书，同时又在一个酒吧兼职做调酒师。她的学生很喜欢她，顾客也很欣赏她。面对记者和摄像机，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她流露出的自信与幸福。
另一个女孩子，从小就热爱流行音乐，高中毕业没有考大学，而是倾心于搞音乐，对此她的母亲十分不理解。她对音乐十分执著和热爱，而且有相当高的天分。她把生活中的各种声音如锅盖碰锅沿、汽车噪声、小孩嬉闹声、走路声等等录下来，然后利用iphone的编曲功能将其编成音乐。她的这个才华被唱片公司发现，与她签约并为她出了一张唱片。面对记者，她笑着说：“现在我妈妈也不反对我弄这些东西了，虽然她不知道我的音乐有什么好，但也挺为我自豪的，有阿姨来家里，她总会说，‘给你阿姨那张你刚出的唱片’。”
既然现实的情况是不可能每个人都上大学，我们的教育就要给那些上不了大学的孩子另外的出路——就像高雄一样——让他们未来在社会上一样过得幸福、有尊严。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往往有较强的独立性，比较叛逆，不愿意受到束缚和压制，有时会有超出常规的行为举止，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往往难以忍受。这些不仅不是缺点，而且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品质。对这样的学生不能为了提高其成绩而强迫他们学习，这样做不仅可能引发学生的反抗，更严重的后果是压抑了学生的活力与创造性，破坏了他们的学习动力和能力，这才是巨大的损失！
（2）对学习成绩好的学生
成绩好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冲着考大学去的，这无可厚非，但教师和家长一定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二是学生的特长发展。
在巨大的升学和竞争压力面前，学生往往以应试的姿态进行学习。一方面他们学以致用的时间被压缩，另一方面他们必须记忆标准答案才能获得好分数，这可能使得获得高分的学生缺乏实践能力——即高分低能，这对其未来的发展是不利的。此外，学生考大学要凭“综合成绩”，这就要求学生不能出现偏科，这样学生的特长就很有可能被压抑。如，一个学生对化学非常感兴趣，在这个学科上也确实有天分，而他对英语兴趣不大，学习效果也不是很好。但为了应试，这个学生就必须将很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弱势学科”上，减少自己花在“优势学科”上的时间和精力，这样的话，学生的特长就有可能被“抹平”，这是很令人痛心的损失。
我认识的一位大学教师的孩子，上高二的时候独立进行了一项社会调查，他利用课余时间，历时将近三个月，收集数据、访谈、查阅资料、计算、写报告、修改、制作幻灯片等等。可是当他把调研报告自豪地交给老师的时候，老师却马上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说他是“不务正业”，问他“还打算不打算参加高考了”。这个“要考大学”的学生被限定在一个极为狭窄的通道上，失去了多方面素质发展和体现其独特性的机会。因此，关注个体差异，不仅对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很重要，对成绩好的学生也很重要。
我在做教师培训时，有时候会问教师们一个问题：“当初选择教师职业是你们内心的向往与愿望吗？”得到的答案令人遗憾，大多数老师回答：“不是。”以往读师范（中专）的老师很多是因为初中毕业后要尽快找到工作，后来读师范（大专或本科）的多数是因为高考竞争压力大，报师范类专业比较保险，或者听从师长的意见，认为教师职业稳定，尤其适合女孩子。现在我给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师范生上课，他们绝大部分未来都会从事教师职业。我有时也会问他们这个问题，75%以上的学生回答不是出自自己的愿望和理想而选择了这个专业。更糟糕的是，我问这些师范生，你们不想当老师，你们觉得自己适合做什么呢？他们却不知道！学生寒窗苦读12年，却无从了解自己的愿望与理想，无从为自己选择一个可以承载理想与梦想的职业，这让人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