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读人与读史:中国历史名人的另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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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越俎代庖的“父母”(2)

到咸亨年间(670~674年),唐朝在对外战争中发生了重大转折,在对西域的争夺和东部对朝鲜半岛的统治中,都连连受挫。武则天抓住了这个转变和国内正在滋长的厌战情绪的机会,咸亨五年(674年)十二月,在洛阳上表建言十二事,提出了改变国策的政治纲领,并因此取得了高宗的信任和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这是她政治发迹史上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口。

上元二年(675年)四月,年仅24岁的太子李弘在随高宗、武则天游幸洛州合璧宫时,突然死于宫中。这对高宗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自己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的情况下,已经成年的太子完全是可以托付的人。咸亨、上元年间,高宗产生了禅位太子的念头。李弘死后,当年六月,雍王李贤被立为太子。考虑到李贤还缺少直接理政的实际经验,苦于“风眩”病的高宗在上元三年产生了逊位于天后武则天的想法。但由于宰相郝处俊等人的谏阻,武则天走出帘帷的愿望没有实现。

李贤在做了五年的太子后,于调露二年(680年)八月被废为庶人。李贤与武则天的矛盾,从被立为太子后就已经暴露出来。首先,李贤的身世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的疑团,当时宫中就有人私议,“贤是后姊韩国夫人所生”,而且李贤自己也产生了怀疑。立为太子后不久,李贤召集了当时的一批著名学者为范晔的《后汉书》作注,目的是为了替自己作政治宣传,以树立自己独立的政治力量。尤其是书中借历史而影射现实政治,对武则天参与政事隐含批评。而武则天周围的“北门学士”们也在发起宣传攻势,他们撰写了《少阳政范》、《孝子传》等书赐给李贤,武则天又“数作书以让贤”,二人的矛盾逐渐公开化。调露二年,由于受到武则天重视的术士明崇俨被刺客所杀,武则天因此嫁祸于李贤,又指使人告发李贤的不检点行为,并称他有谋反的嫌疑。李贤被废后,其势力受到清除。接着,英王李哲(又名李显,即唐中宗)被立为皇太子。

武则天此后就开始为自己的直接执政作准备。上元二年(675年)八月调整后的班子,加上仪凤元年(676年)补充的四个宰相,基本形成了以侍中张文瓘和中书令郝处俊为核心的文士宰相执政局面。但是,这些宰相几乎没有人同意武则天直接执政,宰相与皇后之间似乎又陷入了一种僵持状态。其后,武则天利用老宰相去世留下的空缺,逐渐打开缺口。永淳元年(682年)四月,高宗和武则天前往东都洛阳,太子李哲留在京师监国,宰相刘仁轨、裴炎、薛元超留守。到达洛阳后的第三日,武则天任命了四个年轻资浅的宰相。

接着,永淳二年(683年)八月,太子和侍中裴炎被召往洛阳,武则天组建新政府的计划宣告完成。而此时高宗实际上已经进入病危状态。不久,太子李哲受命监国。十二月,高宗病逝。太子李哲即位,是为中宗,“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唐高宗的这个决定,是十分离奇的,要知道,皇帝是最高权威,在这个权威背后,武则天居然还能有权发号施令,这一方面是唐高宗对自己儿子的水平不放心,另一方面,是因为武则天当时权力很大,唐高宗觉得要依靠她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

684年2月,中宗因为在政治上的低能和冒进,惹恼了武则天,于是被废为庐陵王。4月,流放房州,后又移居均州。实际上,这正是武则天越俎代庖的举动,皇帝是有最高权威的,她干涉皇帝的政治见解,虽然是母亲,又怎么可以呢?但是,她有来自唐高宗授予的名义,所以能够堂而皇之地越俎代庖。此后,从没有做过太子的李旦,直接从豫王继位为皇帝,是为睿宗。其后,武则天接受了睿宗率领百官为自己所上的尊号,正式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

武则天从此积极筹划取代唐朝,自己做皇帝。她起用武氏家族,任命自己的内侄武承嗣、亲信刘擜之为宰相,给诸武人物以大权,组建了新的最高统治核心,而睿宗居于别殿,完全听命于武则天。武则天还派人逼迫李贤自杀,以防止他出来与自己对抗。

684年9月,高宗下葬后,武则天宣布改元光宅,改东都为神都,旗帜由黄色改为金色,官名和政府机构的名称也一律更改。接着,由武承嗣出面,请太后追尊其祖先为王,立武氏七庙。至此,完全摆出了一副改朝换代的架势。

武则天改朝换代的举措,最初遇到了一批失意官僚的反对。光宅元年九月,一批被贬的官吏以徐敬业(即徐茂公之孙)为首,在扬州集合,以匡复庐陵王为号召,发动叛乱。徐敬业来势凶猛,还在由骆宾王起草的《讨武曌檄》中,对武则天进行了尖刻的谩骂和攻击。但是,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叛乱前后不过40日,范围不出扬、润、楚三州。

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中书令裴炎要挟武则天交出政权,还政睿宗。当初帮助武则天取得最高发令权并废黜中宗的宰相,至此已经成为武则天亲自掌权的障碍。因此,统统被武则天以谋反罪下狱,其后被杀。牵连而贬和被处死的还有一些大臣,包括正在北边抗御突厥的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等。

垂拱四年(688年)四月,武承嗣制造了一系列的祥瑞。五月,武则天下诏亲自拜洛水,接着,给自己加尊号为“圣母神皇”,为公开称帝作好了准备。

李唐宗室计划起兵,豫州刺史越王李贞及其子博州刺史李冲,在匆匆起兵后很快被镇压下去。而武则天则在主观上夸大了反对派的势力,鼓励告密、任用酷吏,任威刑以禁异议,大肆屠杀李唐宗室和内外大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称帝的道路得以扫清。

永昌元年(689年)十一月初一,武则天大赦天下,宣布历法改用周正,改元载初。又改造“天”、“地”等12个字,以象征新局面的到来。载初元年(690年)九月初九,在上应天命、下顺民意的气氛中,武则天登上洛阳的则天门城楼,宣布改唐为周,改元天授,大赦天下。几日后,武则天加尊号为“圣神皇帝”,以睿宗为皇嗣。

武则天做了15年的皇帝,除了因为几个时期的酷吏政治造成的紧张气氛外,由于她能够在政治上破格用人,在经济上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对地主兼并土地和农民逃亡采取审慎甚至是宽容的方针,社会形势非常稳定,长时期内政局也没有出现大的动荡。

2。多尔衮:为谁辛苦为谁忙

政治中有一个原则:如果没有合理的名义,即使进行的是再正确的活动,也会被打上任意妄为的标记而遭到攻击,这是政治中亲疏原则的体现。所以,很多时候,政治家们要推行自己的政策和主张,就不得不先在名义问题上大费脑筋,如果按照正常的规则办事,可能等到自己两鬓斑白也等不到这个机会,如果走捷径抄近路,可能一时会比较顺利,但日后定会被政敌抓住把柄进行清算。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到底是要施展抱负,还是要一生平安?对大多数的政治家而言,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就像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是明哲保身还是铤而走险,全看自己的意志力和理性程度了。

有这样一位政治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可以不计名分,放弃可以争取的皇位,甚至不去考虑身后的名声,就这样,他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打造了一个稳固的江山给自己的继承者,而自己却被继承者当做野心家和叛逆者来处治。这个人,就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多尔衮。

把他人抱上皇位

多尔衮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卒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皇太极即位时,多尔衮年仅15岁,被封为贝勒(贵族封爵)。因按年龄序列第九,故称九贝勒或九王。在清军入关前,多尔衮追随皇太极转战南北,为清朝统一东北及蒙古各部做出了成绩,其地位已跃居诸王之上。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征战一生的皇太极暴病身亡了。由于他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刹那间朝中就出现了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而且很快形成了以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与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为首的针锋相对的两派势力。这时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都各自手握重兵,双方都有很多的拥护者,他们又各自都有顾忌,因为一旦打起来,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多尔衮虽然觊觎皇位,但他毕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他审时度势,未敢贸然行动。

皇太极死后第五日,即八月十四日,多尔衮采取主动,他召集诸王大臣会议,议立嗣君。这一天,气氛紧张到了顶点。天刚亮,两黄旗大臣就盟誓于大清门,并令两旗的巴牙喇兵(精锐亲兵)张弓箭,环立宫殿,摆出兵戎相见之势。

正式开会之前,多尔衮还在试探黄旗大臣索尼的态度,索尼冷冷地说:“先帝有儿子在,必须立其中的一个,我就是这个意见,没有别的可说。”会议开始,索尼等人就抢先发言,力主立皇子。皇太极之兄、礼亲王代善也说,应当让豪格继承皇位。豪格在已占优势的情况下,略表谦让之意。这时,阿济格、多铎展开了反攻,他们劝多尔衮即帝位。老于世故的代善也跟着见风转舵,圆滑地说:“睿王若应允,实是我国之福。否则,还是应当立皇子。”不再坚持立豪格。两白旗大臣进一步发动攻势,说若立豪格,他们都无法生活,坚决反对立豪格。多铎见多尔衮仍未明确应允,甚至又摆出立他自己或立代善的架势来。至此,形势更加混乱,不可预测。代善以年老固辞,退出会议。多尔衮也不同意立多铎。这时,会议几乎开不下去了。两黄旗的将领们都佩剑上前说:“吾属食于帝(皇太极),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

多尔衮看到,与豪格相比,他并不占优势。两黄旗与正蓝旗坚决支持豪格,镶蓝旗主旗贝勒济尔哈朗、正红旗主旗贝勒代善,也是同意或倾向立豪格的,八旗之中有其五支持豪格。在这种情势下,如果多尔衮强自为帝,必将引火烧身。于是,多尔衮提出一个折衷方案: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帝,由济尔哈朗和他辅政,等福临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这一方案打破了僵局,为双方所接受,这样,既排除了他的政敌豪格,又可使他实际上享有帝王之权。

多尔衮提出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各方认可,从而避免了在明朝灭亡前夕的关键时刻,清王朝内部的分裂与自相残杀。于是,不满六岁的福临于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1643年10月8日)登上了皇位,改年号为顺治。他的母亲庄妃被尊为“圣母皇太后”。

不论多尔衮主观上如何打算,他拥立福临这一行动,在客观上避免了满洲贵族的公开分裂和混战;并且争取了两黄旗一部分大臣,如固山额真谭泰、护军统领图赖、启心郎索尼,对他都表示了支持。这对下一步协调一致入关作战,夺取全国政权,无疑是很重要的。

多尔衮从辅政到入关前的一段时间,他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旗主、加强集权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