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缺乏哲学精神和理性思维的国度，证据就是中国人对自然与社会的现象，往往只有描述，却没有归纳为概念，所以很多中国人早已发现的定律与现象，往往要在西方人发明了概念之后才得以明确。
这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其实，中国对事物的抽象定义与概念归纳，不但不比西方少，反而更为丰富。因为中国古代对“名”一直都特别重视，孔子就强调“名不正则言不顺”。
这里的“名”，指的就是对一个事物的抽象定义，也就是概念。古代中国的概念包罗万象，随手拈出一堆，都是经典：仁、义、忠、孝，贤、良、智、圣……而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概念系统，就是在政治上。暴君、昏君、明君，奸臣、佞臣、权臣，王道、霸道、帝道……
在这当中，“暴君”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与此相关的两个概念，一个是同义词“独夫”，另一个是暴君所实行的政治：“暴政”。
想到“独夫”、“暴君”和“暴政”，人们想到的，更多的是滥杀无辜、残暴贪婪。其实，滥杀和暴戾，只是暴政的某个外在表现，而不是暴政的全部内涵。暴政真正的核心内容，是独裁，是一种独断专行的政治风格、一种缺乏公共舆论的政治状态，一种禁止反对派存在的政治路线。
有的时候人们从统治者个人的性格来谈论，认为个性懦弱的统治者最多是昏君，不会是暴君，其实不然。
作为一个普通人，某些统治者是懦弱胆怯的，但是，他们手中有着不受任何力量约束的至高权力，他本人只是权力的宿主而已，权力会驱动这个人的表现，不受他个人性格的影响。
明朝的天启皇帝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个性害羞胆怯，而且懦弱无能，但是大权在握的他，在处理魏忠贤一党与东林党之间的政治斗争时，却丝毫没有怯懦羞涩的样子，反而心狠手辣。为什么？因为他拥有绝对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又是由一整套完整的体制来保障来维系的——这是一种“制度化”的独裁。
所谓的暴君，正是本着“以天下奉一人”的准则，进行制度化独裁的独夫。
1。秦始皇：独裁设计师
晚清的维新志士谭嗣同说过一句话：“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谭嗣同的话未免有些夸张，但也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作了一个高度的概括——两千年的君主制，实际上都是在秦朝的基础上搭建起来的，无论如何千变万化，其原形依然是秦朝的政治与制度。
为什么会这样？这应该归功于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秦始皇与其臣子们对帝国的构想和设计。在战国末期，各种政治学说盛行，而最后进行整理并把这些学说兼收并蓄推向现实中的政治实践，则是由秦始皇来完成的。
秦始皇对先秦时期政治思想的整合，基本上来源于三个主要的精神宝库：韩非所总结的法家智慧、李斯所制定的治国方针、《吕氏春秋》所吸纳的各派思想。而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之后，如何进行统治，是秦始皇君臣面对的重要问题。在当时，秦朝的统治并未严格有力，因而秦始皇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裁者，但他以个人强大的意志力带给百姓的印象，以及他设计出的一整套治国的制度，却是此后两千年间帝王进行独裁统治的不传之秘。
事实上，如果要复原历史，秦始皇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秦代的暴政生发史也能顺利地展现出来。因为，就算是李后主、宋徽宗这样的皇帝，放在秦始皇所处的时代，所在的地位，也会如此去做。因而，秦始皇这个独夫，如果在秦朝缺席，秦朝的暴政会不会有所不同？
独裁基础有多坚实
人们总是说，从秦始皇的时代开始，中国就进入了专制的帝国时代。那么，什么叫做专制？好像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但是谁都无法准确说出其具体的特征和内涵来。后来有了一个词叫“集权”，人们再次用来形容中国古代的政治状况，慢慢地，好像专制和集权就变成一回事了。
说来说去，人们还是觉得，所谓的专制也好，集权也好，无非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在很多场合下，“一个人说了算”的专断，是和专制、集权画等号的。
秦始皇恰恰就是一个喜欢“一个人说了算”的皇帝。他事必躬亲、独断专行，遇到一些大事往往和大臣们召开会议商量，但最后在集思广益之后还是他自己拍板决定。按照这个标准，他已经十分“专制”了，但实际上，从严格的政治学标准来衡量，秦始皇只不过是一个专断的帝王，远远没有达到一个专制者的层次。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达到以个人的权力和意志随意控制和支配所有政治资源的水平，而只要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不能称之为专制，因为他只不过是在进行一种个人性的胡闹，而不是把国家机构与国家资源随意摆布。
不能说专断就是专制，也不能说专断者就是暴君。而且，对像秦始皇那样事必躬亲不辞辛劳的君主来说，如果认为他们把国家事务的裁决权掌握在手中来实行暴政，未免有点夸张，而且也有点成本太高——为了自己施展残暴的个性，就要辛辛苦苦地去处理朝政，值吗？
事实上，很多时候，因为后人的想像，就会给前人制造出一个个幻影来，甚至是把前人妖魔化。历史上的秦始皇，并非是那么贪恋权位的。不过，因为秦国是当时统一天下的大热门，所以其他六国种种诋毁秦国的言论，也都集中在对秦始皇本人的丑化和妖魔化上了。
相传，当时的魏国人尉缭曾经对秦始皇作过一番描述：“秦王这个人，高鼻梁，大眼睛，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缺乏仁德，而有虎狼之心，穷困的时候容易对人谦下，得志的时候也会轻易地吃人。我是个平民，然而他见到我总是那样谦下。如果秦王夺取天下的心愿得以实现，天下的人就都成为奴隶了。我不能跟他长久交往。”
这段话对于秦始皇个人特征与性格的描述，真实性十分值得怀疑，但这种将秦始皇进行妖魔化的描述方式，则值得注意。
其内容有三：先是用“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的生动描述，将秦始皇的形貌特征禽兽化，使其成为一个汇聚了各种禽兽特征的怪物形象；然后归纳出秦始皇“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的特点，并以“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为例证，对秦始皇性格及行事的论断，将其完全形容成贪鄙的阴谋家；最后图穷匕见，以“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对秦统一后天下人的命运进行推测。
其中，前两部分都是为证明第三部分的铺垫。这段话中，“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的部分，对秦始皇的性格与行事特点的描述，似乎为事后归纳，而流传此言语者将其归功于尉缭之举。
不过，这番话或者是谣言，或者是不幸而言中，秦始皇后来真的统一了天下，并且将天下人都变为自己的臣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原来对秦国统一怀着恐惧心理的人们更加敏感，因为他们觉得秦国就是地狱，秦国的君主就是魔鬼。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这其实是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以制度保障君主权力，对内统治全凭严刑酷法的结果。那么，在统一之后，秦始皇的国家所能提供给他的独裁基础到底有多大？
秦代统一天下后，中央对地方的管理状况并不算强，这里有几个十分可信的例证：
韩人张良在韩国灭亡后，“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并在始皇二十九年雇死士在博狼沙伏击出巡的秦始皇，因击中副车而令秦始皇幸免于难，但此事也使秦始皇大为震惊。在事后追查中，主使人张良逃匿，秦始皇虽下令进行严打，“天下大索十日”，却还是未能擒获张良。
始皇三十一年，秦始皇微服出行于咸阳，也被“盗”所惊扰，情势甚至十分危急。随行武士击毙“盗”之后，虽然也在关中“大索二十日”，却仍然未捉拿到盗贼的同党或幕后主使。
在对东方六国旧贵族进行清洗的过程中，楚国的项梁叔侄，魏国的张耳、陈余，都很轻易地隐匿起来而逃过了灾难。如果秦始皇的控制力能够从中央直贯地方，恐怕这些被重点监控并搜捕的人很难漏网。又如为盗贼的彭越等人，地方上以豪侠著称的朱家，这些对秦代统治造成潜在威胁的因素，似乎也都未被地方政府有效地控制。
因为这样，秦始皇才需要设计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可以牢牢控制全国每一个角落的体制，而他没有想到，在体制上确立独裁，正是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最根本的基础。
暴政的宏伟蓝图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经过多年的征战，秦国终于统一了天下。
在统一之后，秦君臣们就开始筹划建立一套完善的、可以从中央直接贯彻到地方的行政体制。经过一番商讨之后，秦始皇以诏令的形式将新制度推行到全国。
这一套新的行政体制的内容包括：
将天下分为36个郡进行管理，郡下又设县，这样，行政管理就从中央连接到地方，而且郡县的官员都是由中央任命的，郡置守、尉、监，县置令、丞等职，管理具体的行政事务；更名民曰“黔首”；统一天下的度量衡，并规定用同一种文字进行书写，车的轮距也要按照一个尺寸。
这样的行政体制，整齐划一，便于管理，也十分节省行政资源。但是，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在当时也有其很大的缺陷。
因为，秦国刚刚统一天下，东方六国无论是在风俗习惯上还是思想文化上都和秦国相差甚大。所以，如果当时就强行推行一套无差别的行政体制，无疑要与此地原有的物质和精神的资源相冲突。即使要进行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也不应该用一套十分简单的体制去统治地区差异性如此之强的原六国领地，而是应该因俗而治，或者移风易俗。否则，即使制度设计再细致、再完整、再合理，应用到具体的管理中也只能是束之高阁，或者让地方的行政削足适履，直到与这套制度之间的矛盾完全不可收拾为止。
但是，秦始皇和他的大臣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认为有了这样一套制度便可以传之后世千万代而不变。究其原因，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风气影响了秦始皇君臣的思想。
百家争鸣时代，每一家的学说都各有特点，而且各家各派都十分重视政治实践，因为当时统一已经作为一个历史的趋势出现，于是百家都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构建，希望能够在日后被采纳。他们所提出的种种制度设想，实际上都带有其所处时代和地域的特点，但是由于他们都过分地强调制度的作用——这一点在儒家和法家的学说中最为明显，便让后来者认为制度设计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至于具体实施反倒在其次了。
而且，秦国还有商鞅变法成功的前迹可寻。商鞅也是靠了一套制度，让秦国成为国富兵强的西方大国，最终成为天下的霸主的。所以，秦始皇君臣更是对制度的作用深信不疑。
这样一套和当时实际并不切合的制度出台以后，要怎样操作才能够真正运行呢？因为特殊的情况实在太多，所以无法真正按照制度办事，于是只能靠政治决策取代行政管理，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都要秦始皇本人亲自裁断。
在秦始皇晚年的时候，当时的方士和儒生们议论时政，说：“秦始皇这个人，天性就是暴戾无常而且刚愎自用，而且秦从一个诸侯国起家，吞并了天下，建立了统一的王朝，现在志得意满，有求必得。所以他认为自古以来的贤君圣主没有能够超过他的。现在他治国完全靠狱吏，狱吏成为他最信任和宠爱的官员。虽然有70个博士作为顾问人员，但是也只不过尸位素餐，仅仅是在职位上闲置，没有发挥应有的议政作用。至于丞相和其他大臣，不过是秉承秦始皇已经批复好的奏章来执行而已。现在皇帝以用刑、杀戮作为显示自己威严的手段，天下人都害怕获罪，没有人敢真正尽忠做事。皇帝听不到别人对自己过失的批评，于是日渐骄傲，臣下慑服于皇帝的威严而欺瞒真相以求自己的安全……现在，天下的事情，无论大小，都由皇帝一个人来裁决，以至于皇帝要称自己每天批复公文的重量，日夜工作，不到自己规定的数量就不休息。他这个人贪恋权势到了这个程度，千万不可以为他求取仙药完成他长生不老的愿望。”
这段话是对秦始皇的诽谤之词，也是那些不了解行政制度具体运作的人所认为的秦始皇专权的证据。
但是，事实上，秦始皇任法、专权，都是因为当时没有可以依据的原则来维持那么大的帝国的日常行政工作。所以，秦始皇只能将错就错，自己担负起处理行政事务的工作。
得不偿失的高压政策
虽然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是，在一个草创的帝国体制下，民间社会究竟应该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秦始皇君臣都很难为之下定论。而且，秦帝国的建立是基于军事征服基础上的，东方六国的残余力量也混迹于民间，不时进行反秦活动，造成政治空气的紧张，这也是秦始皇采取对民间社会的高压政策的一个原因。
秦始皇时期对民间社会的严格控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收天下兵器，聚集在咸阳，将兵器熔化之后铸成十二个各重千石的铜人，放在宫中。显然，秦始皇是想用收缴武器的办法来削弱反对者的力量。因为，在冷兵器时代，没有了武器就很难造反成功，也很难和政府对抗。所以，秦始皇采取这一釜底抽薪之计，希望对民间社会的控制更加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