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元八年（383年），前秦苻坚亲率60万大军南侵，水陆并进，直逼淝水，京师为之震惊。谢安任命自己的弟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侄儿谢玄为前锋都督，儿子谢琰为辅国将军与西中郎将桓伊等率8万精兵拒敌。
当时双方兵力悬殊，人心惶惶。战前，谢玄前来请问战略战术。谢安却说：“朝廷已另有旨安排。”谢玄不敢追问。大敌当前，谢安泰然自若，和平时毫无两样，还驾车出游，与亲朋好友欢聚，并且还要跟谢玄一起下围棋赌别墅。谢安平日棋技不如谢玄，但这一天谢玄心里慌乱，竟输给了谢安。下完棋，又在别墅附近游览山水，至夜晚才回来。西线的桓冲十分担忧，从荆州派来3000精兵帮助保卫京师。谢安却不接受，说：“朝廷已有退敌之计，无须补充兵力，西边防线也很重要，不宜随便抽调军队。”桓冲对手下的人叹息说：“今大敌当前，宰相只顾游山玩水，又派年轻不懂事的青年将领上前线，敌众我寡，东晋灭亡无疑了。”
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谢安不是不担心，只是为了稳定军心，才故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以博奕游玩托情，暗中却早已运筹帷幄。十月决战前夕，谢安召来诸将，面授机宜，对此战似乎是成竹在胸。当时前秦军队已经在淝水对岸驻扎了若干天，锐气不如刚到之时，而且谢安对内部的军事部署也作了调整，并且安排好内应在前秦军队内部造谣，因而淝水一战，晋军得以大破前秦军。
捷报传来的时候，谢安正与客人下围棋，接信看后放在一边，照旧下棋。客人询问何事，谢安才慢慢回答：“子侄们已打败了秦军。”下完棋回家，由于心中极度高兴，过门槛时碰折了屐齿都不知道。这种操胜负于谈笑之间的风度和喜怒不形于色的修养，在社会上广为传颂。
如果说谢安在大战之前镇定是为了给下属安全感，那么在战后镇定，则是为了表现出一种轻松——当时，许多人觉得和前秦军队的一战是关系到东晋生死存亡的，但谢安这样的表现，却要告诉大臣们，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战斗而已，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也不用看得那么重要，这样一来，以后大家对北方政权的侵扰就不会那么害怕了。谢安此举，不但稳定了军心民心，还给自己争得了一个指挥若定、运筹帷幄的儒将名声。
谢安的儒将名声，自然不是一场战斗就能换来的，三国演义里面的张飞也能在曹操大军到来的时候镇定自若用几十个骑兵制造出千军万马的局面来吓唬曹操，但是张飞就不是儒将，而谢安是。谢安的儒将名声，除了淝水之战这个闪光点之外，还来自他的风流与学识。
谢安向来有“弘远”之称。在东山时，曾与孙绰等人泛海而游，乍然风起浪涌，船上的人都惊慌失措，主张返航，只有谢安神色不变，吟啸自如，众人钦叹他的这种器量足以镇安朝野。
东晋社会常用容止风貌来衡量人才。这种特殊的价值标准渊源于两汉的品评人物，认为一个人的才性可以在容止风貌中体现出来，称为标致或风流，直接影响人物的名声地位，对社会风尚也有潜在的影响效应。谢安有鼻炎，讲话的时候又有一些北方口音，被称为“洛下书生咏”，声音浊浓，可是士人们对他这种声音十分追捧，甚至有人用手掩着鼻子来模仿其浊音。谢安被誉为东晋风流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左右着当时的社会风气。谢安有一位同乡，在地方上做官回来，捎带五万把蒲扇回京城出售。谢安使用他这种蒲扇，结果，京城不论士人、庶人，都争着模仿，使扇价倍增，不到一月，五万把蒲扇便销售一空。后人以为“江左风流宰相惟谢安耳”。
玄学作为士族的文化标志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玄理的掌握和谈玄技巧成为一项重要的价值标准。谢安便精于玄学，对传统的儒家经典也十分精通。东晋孝武帝将讲孝经，谢安与弟谢万等人在宫廷侍读，中书郎车胤摘句，不懂的地方便问谢安兄弟，一而再，再而三，深感不安，袁宏劝他不必担心，因为“明镜不疲于屡照”。就是说谢安学识渊博，通经熟典，为人解答疑难不会有什么困难。
在文学方面，谢安也很有修养。能诗善文，才学华丽。早年在东山隐居的时候，随处游历都有很多篇章，做官之后闲居时，也常与子侄们论文作诗，成了当时文坛佳话。
谢安性好音乐，精通乐理，他曾对王羲之说：“中年伤于哀乐，每次与亲人离别，总有几天心情不愉快。”王羲之安慰他说：“年纪大了，自然如此，正要依靠音乐来陶冶性情。”除音乐外，谢安还“工书善画”。他曾经跟王羲之学草书，王羲之称赞他是“解书者”，说明他不仅会书法，而且懂书法理论，同时也有自己的欣赏能力。谢安的行书、隶书都写得很好。被后人视为东晋时代的书法家之一。
桓温执政时，郗超得宠，朝廷百官都很敬畏他。谢安曾与王坦之一起去拜访郗超，等候了半天，还不得接见，王坦之便要走，谢安说：“难道不能为身家性命而忍耐片刻吗？”对待下层也是如此。谢安曾乘船东行，仆人们牵纡引船，时快时慢，有时停顿，有时却又放任船只飘荡，触着岸边，使船上人相撞。但谢安从不呵责仆人，人们称赞他不会喜怒无常。人们说，谢安的性格如深沉的江水，平时静静缓流，但在关隘的地方却奔泄直下。
谢安待人接物很注意分寸，在当时的门阀社会中，社交有较严格的规定，士人不交非类，但谢安却善于礼接士庶。琅玡名族王献之来访谢安，正好习凿齿也在谢安家里，王献之鄙视习凿齿出身寒门，不肯和他坐在一起，便站着不坐，谢安急忙安排王献之坐在自己的对面。献之走后，谢安对侄儿说：“献之虽然清高，但为人太过矜持，会损其自然。”琅玡名族王胡之在东山居住时，曾一度较清贫。门第低下的陶范当时正好任乌程县令，便派人给王胡之送来一船米，但王胡之却不肯接受，并说：“我没吃的自然会去谢尚（谢安的堂兄）家里取，无须你陶范的米。”弄得陶范十分尴尬。谢安听说后，认为王胡之所作所为太过分了。可见谢安对森严的门阀制度并不赞同。
谢安在对子弟的教育上，也主张德教。谢安的妻子刘氏曾问谢安为何不见他训育子弟，谢安说：“我常常以我的言行来告诉他们应当怎样做。”也就是说，谢安立足于以身作则。在教育上，很注意方式方法，从不唐突，伤害子弟的身心。侄儿谢玄小时候，性好浮华，常佩紫萝香囊，别手巾垂腰，谢安欲改变他这一嗜好，但又不愿伤害他的自尊心，便想法与他赌香囊，赢了之后便把它烧掉。谢安的二哥谢据小时候不懂事，曾爬到屋顶熏老鼠，社会上传为笑话。谢据的儿子谢郎不知道是他的父亲所为，也常与人说笑这宗事。谢安因此对谢郎说：“世人用此事来诬蔑二兄，也有人说是我干的。”谢郎听后十分懊恼，从此再也不敢提起这桩事。人们认为谢安能故意把这桩蠢事说成是自己的过失，来开悟侄儿，“可谓德教”。
2。曾国藩：名儒庸将
当一个时代变成历史之后，很容易就被简单化，对人物的定位也变得越发明确但越发失真。比如，每次在讨论到军事的时候，“儒将”这个词就被提起，而且使用频率很高，而每次讲到儒将，经常被挂在嘴边的人就是“曾国藩”。曾国藩入选儒将的原因也十分简单，因为是他剿灭了太平天国。
这么说好像是没错，不过，曾国藩如果不是靠着江淮地区的丰饶资源，不是靠着清政府这个瘦死的骆驼，不是靠着洋人的援助，还不一定能彻底打败太平军。更何况，在他和太平天国多年的对峙中，他自己指挥的战斗，总是失败多胜利少，最惨的时候还差点跳江自杀。
但是为什么曾国藩就变成了儒将呢？原因很简单，一方面，他确实是个有学问的儒家士人，另一方面，他做官很有心得，写了好多为官之道的东西，让人看起来头头是道，于是就认为他本人肯定也是一个战略家，进而认为他是儒将。其实，他儒是儒，将却不怎么将了。
治军之道
曾国藩虽然打仗不行，但是军队管理工作着实做得不错，这就是后人称赞的他治军有方的一面。他适合做一个军队的具体管理者，但不适合做战略战术的指挥工作，他被称为儒将，如果说有合理的成分，那就是他治军的办法了。
曾国藩在湘军内部，素以“儒风”染人。曾国藩是一个颇具理学根底的“经世派”人物。他首先是靠研习理学、修身养性取誉士林的。强调读书、做人须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但他并未因此陷入空疏玄虚的境界，反成为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典型人物，在湖湘士人中影响尤著。为什么曾国藩以一“犹匹夫”的在籍侍郎出面组建湘军，在他身边能很快聚集起一批“投笔提戈”的将领以及湘系核心层的其他一些要员，促成所谓“湖湘俊彦明兴”的恢宏局面？芽
曾国藩以“风云际遇，时或使之，生当是邦，会逢其适”作释，自谦当中确也道出了个人与地缘、时缘关系的真谛。总之，以曾国藩组建湘军为界标的湘系势力的正式发端，本身就是特定条件下湖湘群儒呼应集结的结果，曾国藩的个人风范正是在与群体风习的谐振中发挥了倡导、吸引的作用。
从日常仪态表现看，曾国藩很讲究严肃持重，纵有诙谐也决不为之所溺。据李鸿章所述他在曾国藩幕府时的亲历之事：曾国藩每天总要严格地按时与大家一同用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曾氏“又最爱讲笑语，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痛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家偏一笑不笑，以五个指头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平时待人处事，则一副深沉庄严的样子和“言必信，行必果”的规矩派头。这一切，都不外乎他“内省”功夫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