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秦昭王和楚国结为姻亲，他提出想和楚怀王见面。楚怀王想要前往，屈原劝谏说：“秦国是虎狼一般贪暴的国家，是不能信任的，还是不去为好。”可是怀王的儿子公子子兰劝怀王前去，他说：“为什么要因为恐惧而拒绝秦王的好意呢？”楚怀王举棋不定，最终还是去了。但他刚一进武关，秦朝的伏兵就截断了他的归路，把怀王扣留在秦国，为的是让他答应割让土地。怀王大怒，不肯应允。逃到赵国，但赵国拒绝接纳。然后又来到秦国，最终死在秦国，尸体运回楚国安葬。楚怀王死后，他的大儿子继位，就是楚顷襄王。顷襄王依然沿用楚国的政治传统，任命他的兄弟子兰为令尹（相当于宰相）。
当时，因为子兰劝怀王入秦，导致怀王最终死在秦国，所以楚国人都把此事的责任归罪于子兰。但是，这只是百姓的意见而已，在楚国的统治集团内部，虽然也有人这么认为，但是因为贵族政治的传统，谁都不会公开去提出反对子兰，因为一旦反对子兰，就相当于向整个楚国的统治集团宣战，这是每个既得利益者都不愿意冒的险。
可是这个时候，屈原再次公开表示了对这个统治集团的反对。屈原对子兰的所作所为非常痛恨。他虽然被放逐，却依然眷恋楚国，怀念怀王，时刻惦记着能重返朝廷，总是希望国王能突然觉悟，统治风气也能为之改变。他总是不忘怀念君王，复兴国家，扭转局势，所以在一篇作品中多次流露此种心情。作为一个文人，屈原这样做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作为一个贵族出身、曾经担任高官的人来说，他这样做无疑是破坏了楚国的政治习惯，说得严重一些，简直就是公然和政府对抗。而且屈原的作品里面，明显表露出对当政者的鄙视和失望，并且表现出天下只有他一个人有高洁的情怀。令尹子兰知道这件事之后勃然大怒，但是他不能简单用一首作品作为证据来给屈原治罪，结果，他让上官大夫去向顷襄王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听信了上官大夫的话，再次把屈原放逐了。
如果说第一次放逐，带给屈原的是对怀王的失望和一种幽怨的感情，那么第二次放逐，就是在国家即将倾覆的时候，将他的理想彻底毁灭了。屈原感觉到这个国家靠他自己的力量已经难以挽回，整个贵族集团是如此的强大而又无能，容不得任何人说出反对意见。屈原对楚王这种不辨是非、被谄媚之徒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不自知的情况十分绝望，他觉得国君不能明辨真伪，致使邪恶伤害了公道，正直的人不被朝廷所容，感到万分痛心，所以才忧愁苦闷，沉郁深思而写成《离骚》。“离骚”的意思就是遭遇忧患。
至死不悟的异端
屈原觉得自己一直在坚持公正的原则，行为耿直，对君王一片忠心，竭尽才智，但是却受到小人的挑拨离间，处境极端困窘。他甚至觉得自己因诚心为国而被君王怀疑，因忠心事主而被小人诽谤，对楚国的政治完全绝望了。这真的是一个文人的想法。他一直站在自己个人的立场上去想，认为如果自己的建议被采纳，自己制定的政策和法令能够执行，国家就会富强起来，就能称霸天下统一全国。但是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政策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面实施。他把政治想像得过于美好也过于简单了，就像在真空里面作实验，丝毫不要考虑环境的影响一样。而事实上，没有一个客观的环境，也就无从谈政治，政治就是现实中的游戏，如果不考虑具体的政治环境，只是在自己的理想中制定各项法令和措施，那又哪里是政治，只不过是文字游戏而已。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最应该考虑的就是如何在现有的政治环境下施政，而不是一切推倒重来，实行“休克疗法”。从这一点来说，屈原无疑是一个纯洁的政治人物，但是他的纯洁只不过是幼稚和外行。
屈原一直抱着一相情愿的看法，觉得只要有了一个好的法令系统，有了一个自己聪明头脑中构想出来的完美计划，把计划付诸实施，以法律进行保证，就能让国家再次恢复楚庄王时代的霸业。可是最后又如何呢？他的政治构想和施政计划，只能作为一个“少数派报告”，一再被否定，他个人，也只能作为异端，一个忠心耿耿的异端，被驱逐出政治中心。
作为一个异端与忠臣的结合，屈原的命运无疑是悲惨的，他最后怀着对国家的深情和对现实的深深失望，怀抱石头而投入汨罗江自尽了。他是一个好的忠臣，但同时又是一个不容于当时政治生态的异端。他活在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里，不顾环境，不顾现实，忽略了政治中十分重要的组织原则，结果是被这个原则惩罚。
屈原在自己的作品中，尤其是《离骚》里面，表现出一种黑暗的世界中，只有他一个人才完美的感觉，可以说，这正是他无视政治的组织原则并且坚持认为个人的能力就能扭转乾坤的一种文学表现。尤其是“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和“众女疾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这两句，把他的清高和不愿与贵族集团妥协的傲气表露无遗。这样一个带着文人性格去进行政治实践的人，他的失败是注定的，而理想一次次被现实击碎，他已经无法面对真实的世界，所以他的死，可以说包含着山河破碎的悲愤和无法承受现实的逃避，以及至死不悔的幼稚。
相传，屈原在被流放的途中，有一次来到江边，披头散发地行走于荒野草泽之上，悲愤地长吟着。他当时脸色憔悴，形体干瘦。一位渔翁看到他，就问道：“您不就是屈原先生吗？为什么到这里来呢？”
屈原的回答十分有特色，他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这还是那种文人性格，以自己为中心，遇到挫折的时候去谴责世界而惟独不质疑自己的性格。屈原觉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落得一个被流放的下场。结果，渔翁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听说所谓圣人，他的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对事物的看法并非拘泥固守某个准则，而是能随着世俗风气而转移。你何必守着那个你自以为是不错的标准，不但没有施展自己的抱负，反而被驱逐流放呢？”这个渔夫的回答，正是符合政治原则的，一切都要从实际的环境去考虑，不能固守着一些看上去很美但对改造现状并无用处的原则。
可是屈原最终没有接受渔夫的意见，还是投江自尽了。屈原的死，是文人性格的一种宿命：如果抱着这种性格去从政，最终除了令人叹息的忠心，什么善举都不会留下。
2。苏东坡：政治弃儿
政治是一种资源，所以会让人们围绕着拥有和使用这种资源的权力展开角逐。获得了政治资源的所有权的，是一代一代的君主，获得了政治资源的使用权的，是那些大臣。
当政治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都已经落实的时候，如何去使用政治资源，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是历代君臣都孜孜不倦地讨论的“为政之体”的命题。简单说，就是如何保证对政治资源的利用最为合理，不会产生内耗，而且对皇帝、对国家都有利。
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只要遵循政治原则，一切从现实的政治问题出发去解决问题，就是最合适的，但实际上却远非如此。打个比方，如果一个矿山里面为了提高效益，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要进行裁员，把原有的矿工减少一半，而留下的矿工薪水也要减半，这个办法会不会被顺利实施？当然不会，因为所有的矿工都会反对，原因就是那样做会侵犯他们的利益。政治也是一样，如果单纯为了政治清明而触犯政治资源的使用者——大臣的利益，那么这个官僚阶层自然不会袖手旁观，而是要群起反对。
政治是建立在人际交往上的一种权力运作，所以，只有考虑到合作方式的问题，才能制定出好的政治资源利用方案。正如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矿工一样，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也不一定会成为好的政治家。做一个政治家，除了要有一定的政治才干之外，与他人的合作能力和合作精神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种素质。所以，历代的特立独行之士，往往都只是名士，而不是成功的政治家。
苏轼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作为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大文学家之一，他无论是在文学成就上，还是个人修养上，都是为人称道的。而他一生的政治道路，却是坎坷甚至艰辛的，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政治才能不够好，只是因为他没有处理好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的关系。
逆流而上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少年时代参加科举考试，与弟弟苏辙都为进士出身，然后经过在地方的行政历练，终于在宋神宗时期进入了中央政府。苏东坡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为了摆脱困境而求变的时代，从范仲淹到王安石，都在寻求让国家富强的变法之路，而中央政府的一个焦点话题，就是如何变法？谁来变法？变法的成功率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