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寒山寺佛学(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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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佛教散论(15)

[40]吴立民:《南山寺缘起碑》,《佛教文化》1998年第5期。

[41]参见吴言生著《禅宗思想渊源》第三章《〈心经〉与禅宗思想》(中华书局,2001年)第67~106页。

[42]鲁迅:《古小说钩沉》,《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43]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44]李利安:《观音信仰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影响》,《华夏文化》1996年第4期。

[45]根据台湾学这林光明的研究,伽梵达摩所译大悲咒原为82句,因受不空译本的影响而将第81句分成了第81、82、83等三句,从而变成84句。参见其著:《大悲咒研究》,台北佶茂出版社,1996年,第7页。

[46]〔宋〕王巩:《见闻近录》一卷。

[47]该咒为《白衣大士神咒》,全文见蓝吉富编:《观世音菩萨圣德新编》,迦陵出版社,1997年,第246页。

[48]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49]如《宋史》卷一百二载,“七年六月大旱,命侍从祷于天竺观音及霍山祠”;《辽史》卷三十七载:“兴王寺,有白衣观音像。太宗援石晋主中国,自潞州回,入幽州,幸大悲阁,指此像曰:‘我梦神人令我送石郎为中国帝,即此也。’因移木叶山,建庙,春秋告赛,尊为家神。兴军必告之,乃合符,传箭于诸部。”《全唐文》卷一百四十六《敕建广武山观音寺碣》:唐太宗为秦王时,平定王世充、窦建德,班师之时,“值夜雨作,而东南云际,光焰射天,烛见观音菩萨,金身毕露。王顿首拜瞻”,于是下令建立观音寺。唐文宗时“颁诏郡国,各于精舍塑观世音菩萨像”。宋代某帝顶戴观音接受朝臣礼拜,云其拜观音而非拜皇帝。

[50]〔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四,《大正藏》第50册,第638页。

[51]《北梦琐言》卷六。

南朝时期庐江何氏与佛教文化之关系述论

王永平

东晋南朝时期,世家大族对佛教文化之传播影响甚大。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三章《佛教之南统》特辟“世族与佛教”一节考述南朝世族与佛教之关系,指出“南朝佛教于士大夫阶级之势力”密不可分。钱穆先生论述中古世族文化时也指出:“门第与佛教自有一种相互紧密之关系。门第为佛教护法,佛教赖门第为檀越……魏晋南北朝门第之羽翼佛教而助其发旺成长,亦不可不谓其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此一贡献。”[1]纵观东晋南朝世族之文化状况,无一不与佛教发生关联。在当时的诸多世家大族中,也许在社会地位、家族支系繁盛等方面,庐江何氏并非最为突出和显赫,但若仅就其佛教关系之密切而言,何氏则颇为典型,可谓世代崇佛之名门,《梁书》卷三七《何敬容传》称“何氏自晋司空(何)充、宋司空(何)尚之,世奉佛法,并建立塔寺”。所谓“世奉佛法”,正概括出了庐江何氏家族文化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根据相关文献所载,庐江何氏与佛教发生紧密结合是从东晋开始的。东晋名士少有不与佛教发生联系的,也正是由于士大夫阶层的普遍介入,佛教的传播及其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才进入到一个深入的阶段。庐江何氏之信奉佛教,不仅是这一社会文化转变的一个具体结果,而且还是这一时代文化的杰出象征,其代表人物的相关举措有力地推动了“士大夫佛教”的发展。何充等“奉佛”,有哪些表现了呢?概而言之,主要是:“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养大量僧、尼,“糜费巨亿而不吝”;研修佛理,“唯诵佛经”,与义学高僧交往,提高佛学修养;遵守佛教戒律,“礼拜甚勤”,且定期主办“八关斋”法会;特别是在晋穆帝时期,何充作为执政,针对庾冰兄弟主张“沙门应致敬王者”,何充一再“奏言沙门不应致敬王者”,确立了此后“教权”的相对独立地位。由以上几个方面,可见何充之“奉佛”,其影响颇为深远。就其家族文化而言,何充确立了庐江何氏一个新的家族文化传统,从此,奉佛成为其家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就其社会影响而言,作为位“居宰辅之重,权倾一时”的执政,何充之“奉佛”,不仅树立了“士大夫佛教”的一个典范,而且还影响到当时东晋朝廷的佛教政策,荷兰汉学家许里和先生认为何充“对佛教在南方的兴盛所做的贡献可能超过任何其他同期的政治家。……我们可以把公元[2]年(何充死于这一年)作为第一阶段的结束:这是东南地区士大夫佛教的初创阶段,其间佛教开始渗入并开始植根于社会的最高层”。何充执政,“与同盟褚氏在都城中多方刺激佛教的发展。……实际上,他是我们所了解的高级官员中第一位真正的佛教徒”[3],因此,他称何充为当时佛教之“护法”[4]。

就社会整体进程而言,东晋是佛教与玄学士大夫结合的初始阶段;就庐江何氏家族而言,东晋是其家族佛教信仰的奠基时期。进入南朝,庐江何氏之精英人物,作为士大夫社会的代表,以其卓越的学识和玄理,在推动玄、佛交融的历史进程不断发挥其至关重要的作用,依然值得关注,本文就此略作考论。

一、“奉佛素谨”:刘宋何尚之奉佛之表现及其对当时佛教传播的影响

自东晋以来,佛教流行颇得朝廷之力,诸位帝王多与佛教发生因缘。进入南朝,帝王与佛教的关系更为密切,由于佛教的广泛流行,一些帝王提倡佛教作为治国安邦的重要举措。在这方面,宋文帝的相关政策具有确定南朝佛教走向的关键作用和地位,可以说,宋文帝元嘉时期是南朝佛教的第一个繁荣期,诚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宋代佛法,元嘉时极有可观”[5],而在宋文帝崇佛过程中,庐江何氏人物何尚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宋文帝刘义隆主政后,如何处理佛教问题,他原本存在困惑。我们知道,晋宋之间,佛教流传甚快,寺塔频建,僧尼日众,且铸像竞奢,道人越轨,戒律失控。凡此诸端,无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既有人主张限制佛教势力的膨胀,也有人在从维护本土文化的立场出发,主张崇儒抑佛。据《宋书》卷九七《夷蛮·天竺迦毗黎国传》,元嘉中,僧人慧琳著称《白黑论》(又称《均善论》),他虽讲儒、佛皆劝人为善,“殊途而同归”,二教“均善”,但指出佛教流传中弊失,故“旧僧谓其贬黜释氏,欲加摈斥”。对此,主张限制佛教的何承天甚为赏识,作《达性论》攻诋佛教,形成了激烈的“白黑论之争”。《高僧传》卷七《义解四·宋京师彭城寺释道渊传附慧琳传》概曰:“(琳)后著《白黑论》,乖于佛理。衡阳太守何承天,与琳比狎,雅相击扬,著《达性论》,并拘滞一方,诋呵释教。颜延之及宗炳捡驳二论各万余言。”《宋书·夷蛮·天竺迦毗黎国传》又载,元嘉十二年(435年)丹阳尹萧摹之上奏,指出“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要求“宜加裁制”,“请自今以后,有欲铸铜像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者,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后就功”,否则,所有财产没收。宋文帝“诏可。又沙汰沙门,罢道者数百人”,萧摹之显然主张严格限制佛教的发展,宋文帝从维护世俗皇权的角度出发,在一定程度上表示认可。如何对待佛教呢?宋文帝向何尚之请教。《高僧传》卷七《义解四·宋京师东安寺释慧严传》载曰:

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见弘赞问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年,京尹萧摹之上启,请制起寺及铸像。帝乃与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玄保等议之,谓尚之曰:“朕少来读经不多,比日弥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辩庴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谢灵运常言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近见颜延之《达性论》、宗炳《难白黑论》,明佛汪汪,尤为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夫复何事。近萧摹之请制,未全经通,即以相示,委卿增损。必有以遏戒浮淫,无伤弘奖者,乃当著令耳。”尚之对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犹秉愚勤,惧以阙薄,贻点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当。至如前代群英,则不负明诏矣。中朝已远,难复尽知。度江以来,则王导、周、庾亮、王濛、谢尚、郄超、王坦、王恭、王谧、郭文、谢敷、戴逵、许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汪、孙绰、张玄、殷……并禀志归依,庴心崇信。……慧远法师尝云:‘释氏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窃寻此说,有契理奥。何者,若使家家持戒,则一国息刑。故佛图澄适赵,二石减暴;灵塔放光,苻健损虐。故神道助教,祛取未易。金铜土木,虽縻费滋深,必福业所寄,复难得顿绝。臣比思为斟酌,进退难安,今日亲奉德音,实亦深用夷泰。”羊玄保进曰:“此谈盖天人之际,岂臣所宜预。窃恐秦楚论强兵之术,孙吴尽吞并之计,将无取于此耶。”帝曰:“此非战国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礼隐逸则战士怠,贵仁德则兵气衰。若以孙吴为志,苟在吞噬,亦无取尧舜之道,岂唯释教而已耶。”帝悦曰:“释门有卿,亦犹孔氏之有子路,所谓恶言不入于耳。”帝自是信心乃立,始致意佛经。及见严、观诸僧,辄论道义理。

针对宋文帝有关佛教政策的提问,何尚之主要从两个层面来解释:一是列举晋宋间一些推挹、崇信佛教的士大夫代表,他们“并禀志归依,庴心崇信”,可谓样板,表明佛理可以助人修行,故人心所向;二是明确指出佛教有“济俗”助治的功效,“若使家家持戒,则一国息刑”,可以使宋文帝实现“坐至太平”的理想。而这两者正是处于历史变革与转折关头的宋文帝迫切关心的,于是宋文帝明确表示尊崇佛教。元嘉时期,由于宋文帝的倡导,士大夫与高僧佛学论难之盛、译经之众、佛寺之建、僧尼之众、佛教制度之完善,各个方面都有所推进,从而开创了南朝佛教的新局面,成为此后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武帝萧衍倡佛之先驱。而宋文帝佛教政策的确立,显然与何尚之的答辞有关,正如上引文所载,宋文帝听其陈述,“自是信心乃立,始致意佛经”。由此可见,何尚之对南朝佛教发展之影响颇为显著。

何尚之的答辞之所以能够说服宋文帝,在于他对佛教功用的细致解析。何尚之能够做到这一点,显然与其世代承传的佛学教养与信仰不无关系。据《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何尚之字彦德,是东晋何准曾孙。他信佛甚笃,许多方面都继承了先辈的传统,表现之一便是在家中设斋,常行香礼拜,《南史》卷二一《王弘传附子王僧达传》载:“先是,何尚之致仕,复膺朝命,于宅设八关斋,大集朝士,自行香。”可见何尚之家中特设斋堂,常召集众人行斋礼。他守戒极严,《宋书》卷八九《袁粲传》载:“孝建元年,世祖率群臣并于中兴寺八关斋,中食竟,愍孙别与黄门郎张淹更进鱼肉食,尚书令何尚之奉法素谨,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谦之纠奏,并免官。”何尚之举报违背戒礼的官员,以法处分,确实“奉法素谨”。

其次,何尚之奉佛还表现为捐资造寺,延聘高僧。《高僧传》卷一一《明律·齐钟山灵曜寺释志道传》载志道“学通三藏,尤长律品。何尚之钦德致礼,请居所造法轮寺”。法轮寺成为何氏世代供养的佛寺,其子孙常于其中讲论佛理[6]。又,《法苑珠林》卷一七《敬佛篇六》“宋沙门释道冏”条引《冥祥记》载,道冏于元嘉七年“与同学来游京师,时司空何尚之始构南涧精舍,冏因居焉”,可见南涧寺也为何尚之所建。[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