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早日“让佛教重回教育的岗位”，“让念佛的人都懂得佛”，经过苦读，悟因法师在1977年从大学中文系毕业，并赴美国夏威夷修学，发现在台湾“读了那么多的英文，在夏威夷却一点都派不上用场，如盲似哑，只得再上语文学校。此时才知道在美国读语文学校不但学费全免，连上课的公车费也供应。对于此事，悟因想着：‘我不是美国公民，既不缴税，也无贡献，美国政府为甚么愿花钱提供这种学习的机会给大家呢？’原来，美国政府不希望自己国土上存有不懂英文的文盲，而语文的应用可以消除彼此间的沟通障碍，且教育也会带动国家的进步。同理，悟因推想到：如果不希望佛教里有不懂佛法的‘文盲’，则佛教教育将是一份重要的工作，并且它能让佛教继续传承下去。于是悟因重新思维佛教、僧人、信众之间的关系：‘拜拜就是信佛吗？让念佛的人都懂得佛，何其重要！这是僧人义不容辞的责任。’”[60]这说明直到1977年的台湾佛教，仍然停留在明清时期汉传佛教的经忏和农作的传统上。台湾的威权政治体制对佛教的现代化仍然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台湾的佛教仍然与社会隔绝，僧人与信众的关系仍然是一种为死人念经的关系，对现实社会和活人的生活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僧人仍然停留在农禅和经忏并重的佛教生活上，与基督教相比还显得十分的原始和落后，彼此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为了缩短佛教与基督教的距离，悟因法师首先在1980年创建香光尼僧团，成为一群具有共同使命感的台湾比丘尼组成的修道团体，以奉献人间为职志，秉持悲愿、力行、和合的理念关怀时代，透过教育、文化、福利三大志业服务社会。目前僧团成员共百余人，分为寺院弘化以及推广教育的佛教师———主办台北印仪学苑、苗栗定慧学苑、台中养慧学苑、嘉义香光寺及安慧学苑、高雄紫竹林精舍；负责僧伽教育的法师———从事香光尼众佛学院的尼僧教育工作；从事文化志业的文化尼僧———主办香光庄严杂志社、香光书乡出版社、佛教图书馆馆讯、广播节目制作社、香光尼众佛学院图书馆；从事社会福利事业的慈善尼僧———主管香光社会福利基金会等机构。[61]
悟因法师在1980年创建僧团的同时就成立了养成宗教师的香光尼众佛学院，并任院长，课程规划以“常住学院合一”为理念，学制为三年制。对尼僧进行全僧格教育，目的在造就住持正法的僧才，所以特别重视僧伽本份、智能与发心等的德养教导。这些都必须在僧团中，透过日常生活的历炼与考验才能完成。1984年，学制改为三级十年制，另设立沙弥尼园；五门课程规划渐趋完整。1987年，学制修订为二部（三藏部、专修部）五年制。1996年，首度冲出香光尼僧团，以台湾佛教界比丘尼、沙弥尼为招生对象，采春季入学，学制仍为二部（三藏部、专修部）五年制。其办学宗旨为“秉承佛陀悲智行愿的精神，奠定僧伽基础教育，培养解行并重的佛教师资与弘化人才，回馈社会，圆成净土”。其教育目标是“培养人天师范的宗教师”，涵养出具备“奉献精神”、“恢弘器识”、“弘法知能”三大特质的宗教师。悟因法师设想经过五年的修学，让三藏部学生奠定教理基础、熟悉僧事及适应僧团生活，并养成宗教情操，而让专修部学生依个人性向、志趣，在行政、弘护或教学（助教）上，有所作为。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在具体办学过程中突出了“学院教育与寺院教育融合”、“阶段教育与生涯发展兼顾”、“普遍性与个别性的教学并具”的三大特色。尤其在课程设计上，悟因法师更是独具匠心，以经、律、论三藏内典为主，辅以人文、社会学、弘护、修持等课程，分为解、行、执事、弘护、生活五门。要求学生在解门，要探寻佛陀的智能，学习律仪德养类、佛法总论类、大乘三系类、教史制度类与人文、社会学等；在行门，要挖掘生命的宝藏，必须注意平时与密集两种课程学习；在生活门，要注重锻炼陶养健全的僧格，积极参加训育、辅导与课外活动等课程；在执事门，要锻炼领众的才能，要从日常出坡、于学院领执，及课堂上的执事教学等培养；在弘护门，要落实弘法护教的使命，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弘护活动，落实所学，使内修与外弘相辅相成。悟因法师还要求佛学院的法师采用双向教学方法，启发学生能思考问题、表达观点，为学生提供多元的参与学习，培养学生自发性的承担能力。为了提高佛学院的教学质量，聘请佛教界学有专长的法师、大德，及大学院校教授与社会的专家、学者来任教。提供大殿、念佛堂、教室、斋堂、寮房、计算机教室、图书馆等教学设备。图书馆有丰富的馆藏资料，计有二万多册图书及视听资料、二百多种的期刊及学报。典藏内容含中、日、英、梵、巴、藏等语文之佛教图书与数十种藏经版本，以及文史哲方面的图书。图书供阅采自动化作业管理，并提供多种佛学数据库供读者线上使用，亦可透过计算机网络与国内外各大图书馆联机查询资料，是僧伽研学佛法的好环境。学生毕业后，或于道场机构从事寺院管理、弘化、社会福利等志业；或从事文化出版志业：编辑杂志刊物、翻译佛学作品等；或从事媒体传播志业；广电弘法、图书信息管理等；或投入教育志业：行政、教学，或继续进修等。[62]
悟因法师在办了5年的佛学院以后，又在1984年创办“佛学研读班”。最初以“嘉义佛教会馆为办学场地，目前分布区域有高雄、嘉义、台中、苗栗、台北等处”。实际上是一种以“精舍研读班”的方式来进行佛教成人教育，“延续佛教生命，践行佛教理念，并立足于20世纪80、90年代的台湾社会。”释见晔法师把悟因法师的这种对信众教育———精舍研读班的特色概括如下：
精舍研读班教育所传递的法，仍是以佛陀的根本法“四圣谛”为要。可以说，精舍研读班课程的教育继承了佛教根本法义的传统，由此开展出其有系统、次第的教学———知性、宗教性、生活性的课程及各级学习方向之引导。虽然精舍研读班的教育传承了佛教的根本法义，但为适应当代社会所需，香光尼僧在弘传、实践上也有他们因应之道，这些变通构成了精舍研读班的课程特色，也可说是香光尼僧在佛法实践面上的创造。如他们采取“学年制”课程设计，或定位于“基础佛学”的提供，或是创造一个“有系统、次第”的学习环境，这些都是悟因及香光尼僧们分析当时弘法环境、趋势后———如上述所言，当时弘法方式难以检视教学成效，或台湾到处有人讲经，可是学习者却难以入浩瀚的佛法大海，掌握佛法纲领……等问题后———所做的因应之道。此外，以团体运作的方式来推动精舍研读班的教育，这些做法确实有别于八十年代台湾佛教的弘传方式。[63]
悟因法师的这种精舍研读班的教学形式“可以与某些‘成人继续学习’的原则相呼应。这些相呼应说明精舍研读班的实务工作者，在教学上意识到他们的教育对象是佛学‘成人’，所以在教学设计上凭其直觉及教学经验，摸索出一套精舍研读班有考虑到成人的需求及学习特质的教学特色。而这些教学特色如‘班级式教学’、‘各种成人教学法的运用’、‘重视学习者需求的了解’、‘成人教学策略的有效运用’等等，的确是有别于八十年代台湾一般讲经、弘法大会的单向说法弘传方式。”[64]
5..昭慧法师领导的“社会关怀”运动
昭慧法师，俗名卢瓊昭，祖籍广东省梅县。1957年生于缅甸仰光市。1965年8月，全家回台湾定居。她在22岁时出家为尼，28岁（1985年）成为福严佛学院法师。1986年与性广法师创办名为“弘誓”的学佛班，不断维持佛法之讲授，历13年而不辍，到1999年，前后期学生总计约有两千人之谱。其间由昭慧法师与性广法师在班上主讲的课程，业已制成教学录音带而广为流传，在台湾佛教界深得口碑。逐渐发展成佛教弘誓学院，依大乘菩萨行门之“四弘誓愿”而命名，为四众弟子提供研修佛法的园地。以发扬正信佛法，研习印顺导师思想，推展“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为办学宗旨，推广佛法。弘誓师生不但以佛法的研修与推广为首务，而且还以实际的参与和体会，证明了“人间佛教”的成效，与大乘佛教“菩萨道”的光明远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大乘情怀，使得佛教弘誓学院的青年佛子，一次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投入护教、护生运动的行列。其中荦荦大者有：在护教方面，1988年六月，师生全力成立中佛会护教组；1988年年底，引发轰动一时的杯葛“思凡”演出事件；乃至于在一次又一次的护教运动中，扭转社会对僧尼的偏见。1990年，破斥婴灵供养的邪说；1994年，抵抗政权与异教的联手迫害而留下了台北市七号公园的观音像；1999年，联合佛教界之力量，争取“佛诞放假”，而使佛诞成为台湾第一个法定的宗教纪念日……。在护生方面，长期对福德社区的贫困老人默默付出种种的生活关怀[65]，由此走出山门，进入社会，在1990年参与救援因法院量刑过重而判死刑的马晓宾等三人的社会活动。1992年春季，发起“反挫鱼运动”，取得成功后，于1993年组织成立“关怀生命协会”，把佛教徒的放生、吃素的个人德行自此提升到“公共领域”，“试图在个人道德诉求之外，也促进更有利于动物的法案与公共政策。”[66]一次又一次地投入生态保育与动物保护的社会运动，催生了两个与动物保护相关的法案———野生动物保育法与动物保护法的顺利通过，由此深受台湾社会乃至国际友人的赞叹；并有效地抵制了财团全力关说的“赌博合法化”的相关法案。正如昭慧法师所说：
十三年（尚全按：从1986—1999）来，学院师生参与了“台湾佛教史”的缔造工程，并以亲身体验而证明：“人菩萨行”不只是经典的故纸陈言，而是可以走得下去的光明坦途；印顺导师毕生所提倡的“人间佛教”，不只是一套理论，而且确有实践的可能；再大的共业，也可以为共愿所转，所以“净土”确实有可能实现于此人间。[67]
这段话虽然显示了昭慧法师的“台独”政治色彩，把佛教弘誓学院与台湾佛教“去中国化”的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透露出她以后淡出国民党，投向民进党阵营的政治信息，有政教合一的嫌疑。但是，沉浸在法喜之中，而又关怀着全体佛教与苦难众生的佛教弘誓学院的师生，竟然没有所谓的“根据地”。她们始终过着吉普赛人式的“流浪生涯”，年复一年，借用不同的场地，作为教学的课堂。这在信众教育犹可勉强凑和使用，待到办理僧教育之后，立刻面临着现借场地不敷所需与不符用途的困扰。1996年秋季招生过后，学生人数的成长，使得学院不得不考虑“购地建校”的现实需求。于是由院长性广法师拋砖引玉，将其母亲的房屋出售，作为第一笔建校基金，并择定在桃园县观音乡大同村十一邻购置校地，与诸善信护法共同策划建筑事宜。自1998年7月29日正式动工，经过一年三个月的施工，以昭慧法师为核心的佛教弘誓学院的师生们终于在1999年10月有了坚固、实用、质朴美观的佛教弘誓学院作为推广人间佛教的阵地。由于昭慧法师的护教和关怀生命的热情，使社会各界人士对佛教有了新的认识，维护了台湾僧尼的合法权益和道德形象，所以，在佛教弘誓学院的修建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1998年8月13日，承天寺传悔长老“致赠新台币五千万元建校基金，由昭慧法师代表受赠。长老慈悲表示：长期以来关注昭慧法师在佛教界之作为与文章，故以护持建校的方式来表示肯定与支持之意。”[68]
三、结束语
人间佛教运动，是清末以来汉传佛教的灵魂，源自戊戌变法运动时的庙产兴学。在这种外力压迫下，汉传佛教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自身革新。“时势造英雄”，为了汉传佛教能在晚清社会的转型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以便适应民国建立后的新社会，太虚大师一生致力于人本佛教理念的探索，但由于社会的动荡，汉传佛教界内部长老僧伽的反对，尤其是欧化和苏俄化了的新青年对佛教的偏见，以及汉传佛教自顺治时代以来自身的腐化堕落，光靠太虚大师为领袖的少数新僧伽是难以实现的。太虚大师所能做到的只有把封建时代的“鬼化佛教”革新成人本佛教，以适应民国开创的新社会。由于国共内战，又造成了两岸对峙。70多名江浙高僧，跟随国民党政权迁台而来到了台湾。由于1950年代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政治需要，汉传佛教在台湾被国民党化，意识形态的色彩浓于佛教信仰，在这样严酷的威权体制下的“冰天雪地里”，印顺导师把人间佛教的种子撒播在台湾大地上，而星云法师在威权体制与国民党化佛教的夹缝里独自耕耘着“人间佛教的试验田”。由太虚大师萌芽的人间佛教的种子就这样经过在台湾威权统治下的漫长冬天里的长期蛰伏，终于迎来了政治转型后的春天，勃兴成一场巍然壮观的人间佛教运动，引起两岸学术界和佛教界的高度关注。
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