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天赋权利
“女皇求贤若渴地搜罗那些人，他们能用演说或耍笔杆子的方式加入到制止这个疯狂、邪恶而又愚蠢的女权运动的阵营中去。她那可怜的脆弱性别屈从了随之而来的恐惧，忘却了所有女性的感情和特性。”身着铃状服饰的维多利亚女皇于1860年这样写道，显然她并未感到事实上的矛盾：她正扮演着一个男人的角色。
事实上，1792年玛莉·沃尔斯特克莱芙特的《维护妇女权利》一书已经第一次吹响了为自己而战的号角。她的思想和活动与轮番妥协于法国大革命恐怖的社会激进主义消长与共。于是反抗的种子在资产阶级保守主义抬头时蛰伏着，直到新一代妇女作好准备继续奋斗。
三次起源于不同背景和民族的反抗运动显示了能自立于世、向男性主宰世界挑战的持久战斗力。乔治·桑和乔治·艾略特都感到有必要起一个男性的名字，以便在小说的领域内与男性抗衡。另一方面，在美国，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凭借她的女性气质，巧妙而成功地利用了男人们帮助她提高社会知名度。虽然这三位妇女的兴趣和写作风格各异，但都从根本上努力维护她们作为妇女在法律、性生活以及感情自由方面的权利。
让我们先从乔治·桑说起。她生于1804年，原名叫奥洛尔·杜班。她是杜班上校的女儿，她父亲出身于一个颇有主见的地主家庭。她的母亲原来是一名舞蹈演员，曾与拿破仑军队的某些成员有过暖味关系，后来与上校相爱结婚。当时上校无疑是一位具有了不起的自由理想的人，所以才娶了她。她在八年中一直忠实于他，直到他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死于非命。奥洛尔（她母亲的私生女）成了她那波西米亚母亲与她的贵族祖母之间争论的焦点。那老太太从不放弃攻击索菲娅·杜班不清白的过去的一切机会。小奥洛尔桀骜不驯地站在母亲一道。经过多次争吵，小孩被送进了修道院，而她母亲则去巴黎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了。这座修道院是英国修女办的，从她们那儿，奥洛尔学会了讲英语和喝茶。她还受到了良好的文学教育。尽管她从未成为一名正统的神职人员，但是一名修女所承受的青春压抑，却将她的激情引向了朦胧的、浪漫的虔诚。
离开修道院后，她便与祖母一起住在诺汉特的庄园里。在那儿，她享受到了一个女孩所能享受到的一切自由。她骑马外出，身着男装出外打猎。她与村里的医生相处得很好，他答应让她成为他的助手。作为一名志愿的护士，她学会了用一种客观的态度去对待人体，这使得她后来的情人们时常感到惊愕。她阅读了卢梭的著作，作者的思想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使她感到充实，使她不由自主地去努力把它溶合到自己炽烈的信仰中去。
祖母去世以后，她的母亲将她带到了巴黎，但她一直没有好好地照顾奥洛尔；她们之间并无真正的骨肉之情。不仅如此，她母亲对她的占有欲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想要把女儿嫁出去的念头死死地缠绕着她。当遭到奥洛尔的拒绝时，她便威胁说要将她重新关进修道院。
奥洛尔与她母亲的朋友们一起住在乡下时，偶然结识了一位高鼻梁的年轻乡绅——一位男爵的私生子凯司米尔·杜德文特。由于他父亲的认可，凯司米尔得以同全家住在一起，尽管他不能要求得到他父亲的地产。凯司米尔对处境窘迫的小奥洛尔充满了怜爱。没有先征询她母亲的同意就向她求爱，这种打破传统习俗的做法很令她高兴。但这却是他的末日。
他们于1822年结为伉俪。不久奥洛尔就身怀六甲。她的儿子莫里斯在他们所居住的诺汉特庄园里出生了。杜德文特夫妇的性生活很不协调，或者可以说至少凯司米尔不是一个富有经验的情人。因为他写信给他的妻子说：“你的感觉器官似乎都在抗拒我想刺激它们兴奋的一切努力。”后来奥洛尔自己非常抱怨地解释道：“男人们根本不懂得，对他们来说是快乐的事情，对我们却简直象是下地狱。……没有什么比发生这种恐怖、痛苦而令人恶心事情更可怕了——就象一个可怜的小东西遭受到一头野兽的粗暴蹂躏，结果可想而知。我们本想把他们培养成高尚的圣人，可结果却使他们成了小雄马。”
尽管奥洛尔不是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但在十九世纪，不许对妇女传播性知识的禁忌影响了她所受的教育。她饱尝了性生活失败之苦，这种失败似乎给她一生都造成了创伤。
凯司米尔在其他一些方面也与她不相配。他的兴趣不出一个乡绅的范围：打猎、喝酒和地方政治——但却不喜欢读书。他的妻子对文学富有感受力并对作品很有鉴赏力。她在智力上显然优于她丈夫，并对闭塞的乡村生活感到腻味。
他们互相折磨对方、吵架，彼此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在去波迪克斯的旅途中，奥洛尔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律师并爱上了他。他们度过了理想主义的危机，履行了柏拉图式的誓约，所有的只是纯真无邪的吻和依依的惜别。遗憾的是，当他们在第二去波迪克斯的途中再次相遇时，杜德文特的出现使这对拥抱在一起的情侣大吃一惊。奥洛尔当场晕了过去。他们扼要地对凯司米尔讲了他们的柏拉图式的恋情，并要求理解他们。他试图谅解他们，然而却做不到。他开始感到自己正在失去妻子，并开始酗酒。
尽管奥洛尔与她的波迪克斯的情人奥菜连·德·西泽仍在情书往返，但奥洛尔暗中觉得他已经把目标转向别的女人，以得到肉体上的满足。在去巴黎的途中，奥洛尔结识了一位学自然科学的学生，并对他产生了她多年以前曾有过的那种兴趣。一切都是那样突然，她与他发生了第一次性关系。又用了很大的时间和她的新情人史蒂芬一起旅行。等她回到家时，她已经有了身孕。几个月后，一个小女孩呱呱坠地了。奥菜连得知此事后，简直气昏了。凯司米尔仍沉湎于杯中之物，并陷入赔本的生意买卖。
奥洛尔引证了一个严肃经典中一句话的大概意思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我不能，也不愿与一种超出大多数人的习惯与见解的法律保持一致。”
凯司米尔被奥洛尔撵出了卧室。他只好与女儿的保姆以及妻子的女佣厮混在一起，来聊以自慰。不言而喻，这时他与奥洛尔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而奥洛尔，则正在写一部小说，想以此来减轻烦恼。即使此时，奥洛尔仍在以虔诚的措词考虑问题。“对我来说，从上帝那儿寻求自己人生之谜的谜底，对自己真正责任的认识，证明自己私人情感的无可指摘，乃是绝顶重要的。”奥洛尔的上帝，与其说是属于天主教会，倒不如说是产生于她自己个人感情的上帝。这个上帝伴随了她的整个人生。她的所作所为，都是正当的，因为这些行为以某种方式得到了她自己的上帝的认可。
此时她正梦想着一种更富有魅力、更老于世故的练达人生。尽管她曾在巴黎呆过一阵，但她从未进入巴黎的知识界。那儿有维克多·雨果、奥诺德·巴尔扎克以及其他难以计数的文人墨客。与他们幸会，准令人激动不已。那里充满了新的思想：夏尔·傅立叶正在说尽阐述他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将其推进到移民空想的阶段。在那儿，人们自给自足，实行平均主义。这一切都建立在包括为数众多的各色人种的方案基础之上。不过在傅立叶及其另一位重要的激进社会哲学家——圣西门的学说中，都谈到了两性间的平等以及行乐权利。这是一个开端，似乎奥洛尔·杜德文特的上帝已经凭直觉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1830年，一位长着一头亚麻色卷发、气色白里透红的年轻人——朱尔斯·桑多，住在奥洛尔的邻居家度假。这位来自巴黎的法律学生温情脉脉，富有魅力，他带来了巴黎文学界的新气息。奥洛尔对他一见钟情，不久就在自己庄园的避暑别墅里与他了却床第之欢。凯司米尔对此只是保持着沉默，然而有一天，奥洛尔在他的书桌看到一封信，上面写道：“我死以后启封。”奥洛尔拆开信，于是凯司米尔对她的看法一目了然了。盛怒之下，她告诉凯司米尔，她要到巴黎去住六个月，生活费由凯司米尔提供，孩子则留给诺汉特的那位忠实的家庭教师看管。从这时起，奥洛尔那不可抗拒的近似男子气的个性开始奏效了。凯司米尔似乎已经完全被征服了，他妥协了。与她分手时，他甚至哭了。
在巴黎，由于他人的引荐，奥洛尔结识了一些文学界的重要人物，不久即成为青年知识分子圈子中的成员。她开始为一些杂志撰稿。尽管她带来的小说没有出版，但她在她认可的情人朱尔斯·桑多的帮助下着手写另一部小说。她那高傲的婆母、男爵夫人曾经说过，如果她想出书，“我真希望你不要把我的姓署在扉页上，”她因此在书上签署了她的情人的名——J·桑。《玫瑰和白色弹子球》写得很成功，十分畅销。她开始小有名气，但不幸的是，她的爱情生活又一次遭到挫折。
朱尔斯正遭受着肺炎的痛苦折磨。奥洛尔的许多情人在她对他们感到厌倦之前，不是原先就病恹恹的，就是后来变得如此。而她自小就在乡下长大，因而生就一副乡绅般健壮的体魄，她精力充沛，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劲。她更乐意选择孱弱的人作情人，相对他们而言，她在某种意义上更近似于一位母亲（她称德·缪塞是个“小淘气”）或者说更富有男子汉的气概。在巴黎她经常身着男性服装，她那张长着长鼻梁的线条刚硬的脸确实没有什么女性的特点。可是她的性格却具有女性的特征，非常多情善感。她在为朱尔斯担心。“我把自己奉献给他，却不料给他带来的伤害反而更甚至拒绝他。想到这些，我就禁不住浑身颤抖。我正在致他以死命，我带给他的欢乐是以他的生命为代价的。想不到我扮演了《驴皮记》中的一个角色。”而很奇怪的是她居然接受了巴尔扎克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在性生活中的毁灭性角色。
回到诺汉特后，她写了另一部小说《印第安娜》。由于这一次桑多没有介入，经过一番磋商以后，作者署名最后定为乔治·桑，也就是她那为人所共知的名字。
《印第安娜》一书使她名声大噪。书的序言就她的一贯主张作了说明。她这样写道：印第安娜“象征着妇女——一个弱小的生灵。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作者所宣泄的那久被压抑的——也可以说是被人类法则所压制着的激情，体现了选择与需要的矛盾冲突；她是爱的化身，不顾一切地迎头冲向文明世界设置在它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换言之，桑坚持认为，妇女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性生活，如果她不能得到爱，她就有权利更换自己的对象。她也反抗那些使妇女成为丈夫的奴隶的法律。不幸的是，可怜的桑自己虽然接二连三在地替换情人，次数之频繁使她简直就成了一位女唐璜，但她从未得到满足，无论是肉体上或感情上都是如此。不论是德·缪塞还是肖邦都是那样弱不禁风，有气无力，最后总是奥洛尔压倒了他们。在性生活方面，似乎一开始就把事情给弄糟了。她在一部小说中写道（在描写感情方面，她的小说总是自传体的）：“在他极度兴奋、达到满足后，我沉沉地躺在他身旁，我似乎感觉到一股激情，一股瞬间的肉体上的迫切欲望在体内躁动，……我处于一种痛苦的坚忍状态下拼命与之抗争，我清楚地知道他已没有力量使我镇静下来。”一方面，她抱怨男人们的兽性，另一方面，她又渴望得到强悍的情人。她要用手指甲掐进他的皮肉，同时也“领受一下他那厉害的锐齿是什么滋味”。我们猜想，尽管她****旺盛，但从未达到过极度兴奋的高潮。
为她写传记的安德烈·莫罗斯将她反对双重范围的思想作了如下概述：“人们可以在公正、人性、神圣的名义下，用‘忠实’的礼教习俗将一个女人束缚起来，而这种忠实，对一个男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种毫无意义、荒缪可笑的东西。”
由于大陆传统的坦率，桑反抗的心理因素已经显然易见。与她同处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玛丽安·伊文思即以后的乔治·艾略特，起先主要是一位道德主义者。她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家庭（她父亲经营着一座庄园），她自小在英国中部的乡村长大。因为孤独，她对她哥哥艾萨克产生深厚的感情，在她整个成长时期，她一直在寻找可以依靠的人。她哥哥订了婚，从她生活中离开以后，她经历一场感情上的危机。她与她父亲住在卡文特雷时（她母亲在她很小时便已去世），有机会结识了跻身于知识界的邻居查尔斯·布雷以及卡洛琳·布雷，这对她后来影响很大。布雷曾写过一部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哲学著作。玛丽安读了这部书后就抛弃了自己原来的符合福音书的正统观念。布雷兄妹根据她那硕大的头以颅相学了不起的发展成就推断了她的才智。他们几乎迫不及待地要去请颅相学家给她看相。在他们家里，玛丽安结识了不少激进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