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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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世上最快乐的事情

很多年前的一天,夕阳西下的黄昏,一个长胳膊长腿的瘦高女孩蜷坐在老屋的门槛上。她穿着毛蓝布长裤,紫花小褂,额前的刘海整齐而又浓密。她拱起的膝盖上摊着一本厚厚的小说,是那个年代风靡全国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因为夕阳斜照的关系,她的眼睛微微地眯缝着,皮肤也是微黄的,隐隐地现着一种菜色。那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毫无疑问女孩也是营养不良的人群中的一个。

那个黄昏,她的姨娘风尘仆仆从长途汽车站出来,一路打听找到了她的家门。姨娘的身影遮住了女孩眼前光线的刹那,女孩迷朦地抬起头来,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惊喜,把膝盖上的书页合上,让姨娘看清封面,然后问出一句话:“你看过这本书吗?”

这个蜷坐在门槛上的女孩就是我。那年我七岁,读小学二年级。

在我长大以后,姨娘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件趣事。姨娘笑着说:“蓓这个孩子真是书痴啊,我还是头一回百里迢迢坐着汽车去姐家做客,她见了我竟不知道叫我一声,问半句好,反把她看的一本书举着考我。”姨娘由此断定我不是个聪明伶利的孩子。

的确如此。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依然是一个不善交往、每到公开场合便感觉拘紧和蠢笨的人。书本让我的精神世界变得极其丰富,相对而言,物质的世界便不再重要,它可以远远退居其后,它的喧闹和嘈杂跟我没有太多的关系。

我十一岁那年,“文革”开始。“文革”剥夺了我们那一代人读书的权利,然而对于文字的渴望却像野火烧过春风中又生的草地一样,蓬蓬勃勃不可遏止。我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我家书架上仅有的几百本书,短时间内被我如饥似渴却又是囫囵吞枣地读了个遍。记得那书架上最齐全的一套书是初一到高三的语文课本,借助于课文后面的详细注释,我似懂非懂地读完了整个中学时代必须阅读的古代文选,至今还能够记得起其中的某些篇章。有几册《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是我最感兴趣的读本,因为它们,我清楚地意识到世界不仅仅是我生活的那个小城,它要广阔得多神奇得多也丰富得多,值得我们穷尽一生的努力去追寻和探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着了魔一样地渴望当一个地质师或是间谍,便是因为这两种职业背后的广阔背景和不可知的神秘。童年的阅读对人的一生影响至深。

我父母工作的学校是一家很不错的县中,县中图书馆在我童年的心目中曾经是一处圣殿一样的地方。“文革”开始的那一年,圣殿被打碎了,成千上万册的图书被揪出来示众,然后拖到操场上一把火烧毁。图书馆主任火中抢粟,偷偷运回家一纸箱书籍。主任的儿子跟我小学同班,因此我沾了他的光,我们像老鼠偷鸡蛋一样,把箱子里的小说书一本一本地搬运出来,在一双双黝黑的小手中辗转一圈之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回箱子中去。那个图书馆主任可能比较地“崇洋媚外”,弄回家的小说大都是世界名著,我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有很多的书,传到我手中的时候已经缺头少尾,看了半天都不知道书名和作者名。及至十年之后我上了大学,外国文学开禁,我在北大图书馆发疯一样地狂读名著时,时不时会在心里惊叫一声:这本书不是我小时候读过的吗?然后我深深地埋下头去,额头紧贴着书页,嗅着那股陈年张纸散发出来的潮湿的气味,心里涌出一阵老朋友失而复得的狂喜。也有一些书,童年时候莫名其妙地读过了,模模糊糊留下一点印象,成年之后想找到它复读,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它们就这样永远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像无数消失在我生命旅程中的朋友和家人。消失和永存,人的一辈子便是这样一点点地积累起来,积成一条蜿蜒在身后的长长的印痕。

十九岁,我在农场插队。一个飘雪的冬夜,农场宣传队集中在场部排练节目时,电忽然停了,礼堂里一片漆黑。一个只读了三年小学的农场工人对我们说:“我来讲个故事吧。”

他讲出来的是《茶花女》。时至今日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乡村,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的农场工人能够绘声绘色地讲述法国作家的一本小说。那个凄美的冬夜从此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我记得我落泪了。一生中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悲剧作品的魅力。几年之后,我买到了《茶花女》的小说,听过了《茶花女》的歌剧,看过了《茶花女》的电影,不止一次地聆听各种男高音领唱的华丽异常的《饮酒歌》。我从一切形式的《茶花女》中寻找那个雪夜的感觉,试图重温为玛格丽特命运流泪的幸福。然而再不可能了,人的一生不会两次趟过同一条河,所有最好的都是唯一的。

还是在那个年代,有一段时间我从插队的农场被借调到南京工作,一位好心的老师知道我喜欢读书,借给我一本《基度山恩仇记》。不是小说的全部,只是四卷本中的第一卷。老师千叮万嘱,此书切不可让第二个人看到,否则他会被加上“传播封资修毒草”的大罪名。我再三再四地向他作了保证。回到宿舍通宵看完了书,天亮之后我的人就傻掉了,我神魂颠倒,走路如同踩着棉花,恍恍惚惚,不知道今夕何夕,此处何处。我想我必须要找一个人分享我的狂喜,否则我会爆炸,会因为无法呼吸而憋死过去。思考再三,把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在脑子里过滤一遍之后,我选择了我的母亲,我想母亲总不会害我,让她不说出去,她肯定不会说的。我就去了邮局,挂号给我母亲寄出这本书,嘱她看完之后即刻再寄回来。后来我母亲寄还书的时候发表了什么看法,我已经不记得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的目的不是让她评论,仅仅是需要她分享一下我的快乐。

此后的好几年中,我的生活目标里增添了很重要的一条:疯狂寻找《基度山恩仇记》的后面三卷。我询问过很多的人,得到过无数次否定回答。唯其如此,得到这套书的念头越加炽烈,无形中竟成了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动机之一。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我在北大读书时,外国文学解禁,我和班上同学轮换着在海淀新华书店通宵排队,买到了好几套心仪已久的文学名著,我才得以和我的梦中情人相遇。那天我是一路小跑奔回宿舍的,我旷了一整天课,躲在宿舍里读这套四卷本的书,从开头读起。读完最后一个字,合上发散着油墨香味的书页,不知道怎么我有一种隐隐的忧伤和失望:我再找不回从前的迷狂和喜悦了!我已经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我读过了太多的外国名著,我不再单纯,有了跟从前不同的阅读品味,因此我不再可能感受到从前读这本书的快乐。人的成长过程原来是要用很多消逝的东西来换取的。但是,因为有了这一段不同寻常的曲折经历,我仍然把这本书视作我的珍爱。有一年,北京的一家出版社组织作家们为三十种外国名著缩写简本,开过来的书目上赫然有《基度山恩仇记》在列!我毫不犹豫在它的名字上打了勾。在我的灵魂中,其实已经把它认作一个有着肌肤之亲的朋友了。

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是想跟读者们交流一下读书的感觉。今天的时代跟过去当然大大的不同,但是我相信人类的灵魂没有改变很多,人们在优美的文字和崇高的心灵面前依然会感觉战觫,有一种惊颤和五体投地的崇拜。从前感动过我们的作品,今天还会感动更多年轻的读者。希望在你们的一生中也能留下一些有关读书的温馨记忆,将来在你们年老的时候,回味曾经读过的那些文字,承认这世上有一种美好是可以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