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艺术馆的大厅里飘浮着咖啡的香味——在我参观过的所有西方艺术馆、图书馆、博物馆，咖啡香总是丝丝缕缕地弥漫在每一道门厅、每一层楼梯、每一弯穹窿间，让你感受着艺术之外的日常和悠闲，以及把辉煌的历史和庸常的世俗连结在一起的和谐。我看到大厅一角聚集了奇形怪状的一堆人：一半是四五岁、六七岁的孩子，一半是他们的父母。他们中有的只穿卡通图案的短袖汗衫，有的却严严实实套上了毛衣或牛仔的外套。孩子们盘腿坐在五颜六色的海绵座垫上，父母们却在肥大的屁股下支一个简易小马扎，坐得别扭而且辛苦。有人干脆放弃了座位，在外圈站着，双手抱臂，或者以手支颐，一样的屏息静气，满脸严肃。在人群中央，是一副用木架支起来的大幅画作，画的是热带丛林的景象：树、草、花、溪流、长颈鹿、斑马、鳄鱼、老虎……单线条勾勒的植物和动物热热闹闹地挤在一起，象是中学生对地理书插图的简单临摹。站在画幅前的中年人却是典型的艺术家派头：秃脑袋、大肚腩，松松垮垮的圆领汗衫和夹克，左手的五指间夹了数十根彩色粉笔，一边眉飞色舞地对听众讲述着什么，一边交替使用指缝间的粉笔，为画布上的花草和斑马、老虎们涂上花花绿绿的颜色。稚气十足的画面倾刻间漂亮起来，生动起来：鲜花怒放，绿树成荫，长颈鹿仰脖吞食树叶，斑马在溪边低头喝水，老虎在草丛中警惕地盯住爬上岸来的鳄鱼……艺术家面前的小观众们开始兴奋，有孩子晃晃悠悠地站起来了，也有孩子控制不住地尖叫，手指着画面摇摆身体，或者跺脚。
我先生拉我走，去看楼上的现代艺术展。我却对眼前的一幕感到好奇，想看看这些大人小人到底在做什么游戏。
艺术家模样的人忽然抓起一块湿布，把他刚涂上的彩粉嚓嚓地抹个干净。然后他扬着指缝间的粉笔，弯下腰，笑容可掬地对孩子们说了些什么，眉眼和语气中充满热望和诱惑。我听不懂说话，凭直觉知道他是在鼓励孩子们走上去为画面重新涂色。于是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高高地举起了手。艺术家一迭声地称赞他：“好！很好！你是个勇敢的孩子！”
在我站在人群外围好奇观望他们的十多分钟时间里，我曾经对孩子们的身份做了多种判断。我起先认为他们是一群学美术的小画童，被父母带着来上绘画课，就像中国很多辛苦学画的孩子一样。后来又猜他们是幼儿园组织的集体活动。再后来又觉得不是幼儿园，是随父母逛艺术馆的孩子被偶尔召集到一起，上一堂免费的艺术教育课。所以，当那个胖胖的母亲一步跨过去，小心挽起儿子的手，把他带到画幅面前时，我震惊地发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这是个看不见世界的盲童，他甚至不能独立走过座位到画布间的短短距离！
艺术家问他：想给什么涂上颜色？盲童回答：花。艺术家递给他一支红色的粉笔。盲童摇头，不接，他要自己挑选颜色。他的小手在艺术家手心中的一大堆粉笔中摸索，小心地选择，甚至一支支拿起来放在鼻子下面闻它们的味道。最后他严肃地选中了其中一支，是黑色的。他居然挑了一支黑色的！他在艺术家的妥帖帮助下，给画上的花朵涂上了黑色。他被母亲引领着走回座位时，满脸洋溢着成功的喜悦，额头和鼻尖都闪耀着晶亮晶亮的光。所有他的观众——艺术家、孩子们、家长们、围观的人们，无一例外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举手的是一个智障女孩：双眼分得很开，嘴巴微微地张开着，走路的步态摇摇晃晃。她选择了长颈鹿。她一笔一笔认认真真为长颈鹿涂上了鲜亮的绿色。也许绿色是她最喜欢的颜色？最喜欢的颜色给了她最喜欢的动物，多么开心！她放下粉笔，自己先为自己拍手，笑得口水都淌出来了。
那个聋哑孩子是比较聪明的一个，看他的眼睛就能明白他是有想法的小人。他走到画架前，用手语跟艺术家进行了一番沟通，然后他选择褐色和浅黄色的笔为班马穿上花衣。斑马的花纹应该是黑白两色吧？奇怪，它穿上聋哑孩子为它设计的黄色时装，居然也很漂亮啊，而且神气得像活了一样，像要走下画布用舌头温顺地舔那孩子的手……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孩子走上去，给画上的动物们涂抹着奇怪的颜色：红红，黄黄，蓝蓝。所有漂亮的颜色都是他们精心挑选出来的，是他们认为应该这样的。所有的颜色又都被那个有权威的艺术家所肯定，所鼓励，所赞许。漫长的时间里，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奇特的一幕，一直到目光模糊，鼻腔酸热。离开他们的时候，我的脑子里恍恍惚惚想到了很多个名词：福利、慈善、教育、素质、义务……最终盘据不散的只有一个字：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