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觉得，我必须再次清晰地亮明我的立场了：“我和你的合作，都是从新闻的角度出发的。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在节目里播出。由于我们服务的是公众利益，所以我们也没有多少车马费给你。不过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正大光明。由于我们的节目，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特殊机构来找你，你是否和他们往来，这是你的权利，我不会干涉。但作为朋友，我觉得你还是应该谨慎。”
说完这话，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多余。说这些话的前提是，她不是一个情报专业人士，那么我这样说是为了保护她。但如果她本身是个情报专业人士，那我的这些话就纯粹是多余的了。
但说实在的，她到底是不是个专业人士，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她的真实身份，我不关心
读到这里，也许朋友们会感到不解，你和她打交道这么多年，怎么会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这其实也正是我问自己的问题。有一段时间，很多朋友提起我的这位朝鲜神秘嘉宾时，就会用神秘的语气说：“有一位朝鲜的特工上了《震海听风录》节目。”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会说：“连我这个发掘者都不知道她的身份，你们怎么知道的？”
我确实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与她的合作。对我来说，她的身份只有一个：我的嘉宾。
这么多年，《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两个节目，数千人次的嘉宾，职业、身份参差不齐，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当然，大部分嘉宾的身份都是公开的、真实的。但也有一些嘉宾的真实身份，未见得和他们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身份完全吻合。当然，大部分嘉宾出席节目的目的都是清楚的、单一的，但也有些嘉宾的目的并不单纯，有的也许有个人目的，有的也许有其背后的国家或组织的意图。
但对我来说，衡量他们能否上我节目的标准只有一个，即他们是否具有新闻价值。我服务的对象和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电视机前的公众和他们的知情权。
既然这样，只要具有新闻价值的，我都乐意邀请他们上节目，甚至经常是我亲自出马，展开各种游说和关系疏通工作。李玉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本书的前后章节里，大家都会读到我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特殊嘉宾们的往来故事。
当然，那些身份特殊的嘉宾们，出席我的节目，一定有其个人或组织的目的。但那也没关系，我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他们心里最真实的那部分声音掏出来，服务于我的公众目的，而不管其真实身份和动机是什么。
唯其如此，大家经常可以看到我在节目中“咄咄逼人”，也有观众批评我不够中立，粗暴打断嘉宾。我只是不愿把时间浪费在一些无聊的问题上，而是想直逼问题本质而已。
我为什么要接近朝鲜？
随着时间的推移，奇怪的是，我在朝鲜驻港机构的眼中，似乎变成了越来越不受欢迎的人。
我在本书的前面写过，2000年上半年，朝鲜驻港总领事馆成立之初，我是最早向香港和国际社会详细报道这个机构的记者，为此还一度与这个机构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也有不错的私人关系。
2002—2006年间，我经常受邀参加在香港举行的朝鲜问题闭门会议。在会上，经常可以看到朝鲜与韩国两国的外交人士，有说有笑，有时候用韩语（朝语），有时候干脆用中文。那一刹那，很难看出，这居然是两个互为敌对的政治实体的工作人员；更难想象，这两个政治实体在未来几年里，会出现如此“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
那一刹那，我的心里着实有一丝唏嘘，不仅为他们，而且也为我的祖国。今天的世界上，只有朝韩和台海两岸的人们，虽然同宗同族，同文同语，但却依然可以随时剑拔弩张……
2006年夏季的一天，一名朝鲜外交官忽然给我电话，邀请我们参加那年八月在平壤开幕的“阿里郎”艺术节。
“阿里郎”艺术节是朝鲜由国家主办的传统艺术节，在国际上颇有些名气。之所以有名气，不仅是由于这是朝鲜官方用来推广其国家形象的有效途径，而且更由于这一艺术节的组织精良。参加“阿里郎”艺术节开幕式的演员，往往多达十万人，但从远处的观众席一眼望去，那十万人的动作整齐划一，根本就像一个人在舞动他（她）的双手和双脚。
十万人如一人，这是何等的规模？这一规模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艰苦卓绝的训练？
“这样的组织和训练，在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一位欧洲外交官看了“阿里郎”表演后这样说。
“为什么？”我们每每以为这是由于西方人缺乏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所致。
“很简单，这么多人，你让他们每天不上班来训练，那谁支付他们工资？”欧洲人的回答很直白。
确实也是一个很直白的道理。难怪，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像这类的大型歌舞体操，在今天的中国也越来越难看到了。
然而，这也正是“阿里郎”艺术节吸引人的地方。世界各国的人们，仿佛就像追寻着一个即将绝迹的事物，对“阿里郎”艺术节及其表演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但对我们来说，这却是接近、走近朝鲜的极好机会。
说来可能有人不信，我们的节目要邀请美国政府官员易如反掌，但对近在咫尺、甚至与中国还有意识形态渊源的朝鲜，却一直难以靠拢。如果不是那样，就不会有前面描述的我与李玉珍的交往了——那目的也是为了要打开通往这个国家的一扇门。
但有了朝鲜驻港机构的邀请，我们进入朝鲜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2007年4月，我们首次进入朝鲜。虽然此次朝鲜之行本身乏善可陈，因为严密的“保护”之下，我们几乎不可能获得近距离获得真实新闻的任何机会。但那毕竟是我们第一次进入这个铁幕后的神秘国家，我们必须用心敲开这个国家的“心灵之窗”。
所谓敲开这个国家的“心灵之窗”，就是在获得其充分信任的情况下，逐步将其引导上与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平台。
当我这样娓娓道来的时候，您也许觉得我们做得很轻松，但落实在具体的日常细节中，不但我们自己，甚至就连我们的观众都会产生很大的困惑。
如前所述，2007年4月，我首次进入朝鲜。短短的一个星期，没有见到一个真实的朝鲜。我们的所见所闻，都是经过特别筛选的；我们的所吃所住，都是当时的朝鲜接待外国记者中最高规格的。
但我和同事还是试图挖掘一个真实、率真的朝鲜。
我们的朝鲜陪同一行两人，流利的中文，友好的态度，专业的服务都无可挑剔。在平壤一个政治旅游景点，朝鲜导游的英语居然还带有伦敦口音。一问之下才知，她没有去过英国，一口伦敦英语都是在平壤学会的。
但我还是想探寻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
“我们不可能学习中国的改革开放，”朝鲜同志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你们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时，已经与美国和日本改善了关系，所以你们可以放心打开国门。而我们的周围都是敌人，若打开国门，自己还没出去，敌人就已经进来了。”
说得似乎有道理，但仔细想想却又似是而非。
平壤的秩序良好，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事实。我的同事丢失了随身所带的5000欧元的现金，几个小时后居然还能安然找回，这也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情。回来后，我将这一经历告诉韩国朋友，他惊叹：“这事在韩国不可能发生。”
“他们不需要钱，那里不是市场经济，钱对他们没有意义。”一位香港朋友听后这样说。我迄今依然认为，这是一种偏见，至少是误解。
我们的朝鲜陪同可能身怀特殊使命，但他们的朴实和真诚，我们却能感受到。而这种朴实和真诚，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已久违了。
离开平壤前的那天晚上，我和同事开了红酒，与我们的朝鲜陪同畅怀豪饮，直到凌晨4点。那一晚，大家都觉得依依不舍，也都掏了心窝子。我忽然觉得，他们对世界其实很了解，完全不像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封闭，他们不是不愿为，只是不能为而已。
一样的聪明人，一样的明白人，只是大家身处不同的环境而已。
离开平壤的那天，为我们送行的朝鲜同志隔着机场的玻璃，向我们挥手告别。我忽然有种莫名的伤感，只是过了许久也不知道，伤感究竟来自何处……
姜昆对我的批评，点到要害
2010年4月的一天，我在云南大理主持一个论坛，其中的一位嘉宾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姜昆。
姜昆不但相声说得好，而且提出的问题也很尖锐和一针见血：“震海，我很欣赏你的节目，但就是有一点，我们周围的朋友对你都不理解，甚至还有点意见：你为什么有一阵那么热衷帮朝鲜说话？”
姜昆的问题，让我一时觉得不知从何说起。但我必须承认，他的问题触到了问题的本质。
确实，在有一段时间内，我在节目中比较多地帮朝鲜解释一些事情，似乎给人一种帮朝鲜说话的感觉。比如，我在各种节目的评论中，尝试站在朝鲜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比如他们面对美国封锁下的心态，以及目前所出台的那些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太理性的策略等。
“如果我们处于那样的环境下，我们又会怎么做？”我经常这样问自己。
我当时还有另外一些考虑，那就是：第一，朝鲜这个国家与世隔绝已久，而且也是与国际社会之间充满了不信任，因此我们需要慢慢帮这个国家找回与国际社会的互信，而帮其找回互信的第一步，就是先获得他们对我们的信任。第二，中国作为朝鲜的邻邦，尤其也是曾饱受帝国主义奴役的国家，我们既对朝鲜目前的一些做法有不同看法，同时又对他们深表同情，因此作为中国的独立媒体，我们应该做的，既不是单方面站在朝鲜的立场上，同时也不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而应该给朝鲜感觉是其走向世界的桥梁，给西方感觉是通向朝鲜的大门之一。
但现在回头来看，这样的想法显然有些天真了。从媒体日常运作的角度看，朝鲜驻港机构确实与我们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其公关工作做得不可谓不好。但由于体制的不同，这种互动常常让我感到很为难。
比如，朝鲜的新闻官经常会送来一些朝鲜国家媒体的电视影像资料，要求我们播放。由于我只是主持电视谈话节目，很难实际使用这些资料，所以一般我都会把这些资料转给我们的专题部同事，由他们决定是否或如何使用这些资料。
但在我的谈话节目里，朝鲜官方机构又往往会暗中角力，要求我的节目风格向着“更亲近朝鲜”的方向靠拢。这一点，在其对李玉珍参加我节目的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他们不喜欢你对我咄咄逼人的提问。”李玉珍好几次这样告诉我。
“他们是谁？”我试图搞清，“他们”究竟是李玉珍部门的人，还是朝鲜外务省。
“不是我的部门，我的部门的人对你很满意，”李玉珍说，“是外务省的人，他们认为你对朝鲜不友好，是故意那样对我咄咄逼人。”
于是，我很耐心、很详细向她解释，“咄咄逼人”是一种电视风格，我这个人其实还是很随和的。主持风格的“咄咄逼人”，是为了引起观众更大的兴趣。同时，由于“咄咄逼人”，才能给她更多“反击”和发挥的机会，在一来一往的过程中把朝鲜的立场表达出来。
电视，首先是一种娱乐工具，其次才具备其他功能，包括宣传功能，这也就是所谓的“寓教于乐”。
“我的这个风格，就连很多中国官员也不习惯，但他们还是能容忍我。所以请朝鲜同志放心啦。”我试图安慰她。
“我没有问题，”李玉珍又说道，“但他们认为，你这样做是对朝鲜有敌意。”
哦，天啊，文字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那他们认为对朝鲜友好的人，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呢？”我问，“总不能把我变成朝鲜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吧？”
“我都很理解，”李玉珍说，“但他们还是把你看成对朝鲜不友好。”
我开始明白，2009年以后，为什么朝鲜的很多官方活动，我渐渐不在邀请名单上了；我也开始理解，为什么李玉珍出席我的节目，会遇到来自朝鲜驻外机构的那么大的阻力了……
朝美在港秘密接触？
但在私下的场合，朝鲜外交官一方面对我的节目施加压力，并同时把我从邀请名单上删除，另一方面则又试图通过我，与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建立联系。那又是2008年的事情了。
你能想象吗？2008年，当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当朝鲜外交部门竭力阻止李玉珍在我的节目里与美国前官员对话的时候，朝鲜外交官向我提出了要求，希望我能帮他们与美国驻港总领事建立联系。
“你经常出席各国在港机构的酒会，能否找一个合适的场合，介绍我们与美国总领事见面？”朝鲜驻港的黄领事有一次这样对我说。就是这位领事，在李玉珍出席我的节目并与美国前官员对话后，气势汹汹地对我说：“你们要为破坏六方会谈负全部责任！”
当我听到黄领事对我提出这个要求后，一时间我也有点糊涂了。难道美朝想在香港接触？准确说，难道朝鲜想与美国在香港秘密接触？
从级别上说，黄领事的级别与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不在一个层次上：他只是朝鲜驻港的领事，在他之上还有总领事。但那一年，朝鲜驻港原总领事因病返朝治疗，后在朝去世，总领事位置一直空缺，黄领事实际上是署理总领事。
从这个角度看，黄领事对我提出与美国总领事见面的要求，显然绝非个人行为。
这里的背景是：从2007年开始，当六方会谈正在进行时，美朝双方在全球多个地方举行双边秘密会晤，这些会晤地点包括北京、纽约、柏林、日内瓦等。最重要的是，这些双边会晤的内容几乎都瞒着中韩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