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一个神秘朝鲜女人和她背后的纪要部门
就在我的节目与台湾、日本和美国的军方、政界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我的另一条沟通渠道，无意中却通向了美日的敌人——平壤。
说出来也许你不信，帮我铺设这条渠道的是一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中国话说得还有些不标准的朝鲜女人。
一、神秘的朝鲜？开放的朝鲜？
我与这个朝鲜女人的结识纯属偶然。但是，与这个朝鲜女人接触时间越长，我就越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她的背后似乎总有一些神秘而又消息灵通的人，她总有一些渠道可以通向平壤的某些部门，而她从平壤获得的消息，在我的节目里播出后，一段时间后也几乎都能被形势的发展所证实。
同时，随着我和这个朝鲜女人慢慢地熟悉并逐渐开始各种合作，一系列复杂而有趣的大国游戏，也开始在我的节目内外展开。
这一切，着实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一切也还得从2000年说起。
韩国影星：轰动香港的绑架案
2000年2月，朝鲜正式在香港设立总领事馆。报纸上的短短一条消息，令很多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家再次感到好奇。
毕竟，这个国家与世隔绝已经很久了。这个在外界看来十分神秘的国家，终于下决心在香港这个被称为“远东情报中心”的城市设立总领事馆，无论如何都是不同寻常的事情。
朝鲜选择在这个时候到香港设立外交机构，到底有什么目的？这个机构在香港又将从事什么活动？这是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
朝鲜在澳门的秘密活动素来很频繁。20世纪末，澳门几名年轻女子神秘失踪，有人指称均是朝鲜驻澳门的特工所为；涉嫌1987年参与炸毁韩国客机的朝鲜女特工金贤姬，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曾在澳门受训。但是，朝鲜在香港公开曝光的活动并不多。不过，仅一起1978年发生在香港的绑架案，就足以让所有的人对朝鲜在香港的活动提心吊胆了。
崔银姬，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当红影星，1978年1月到香港参加一个活动。
据坊间传闻，崔银姬当时接到一个“电影公司老板”的私人晚会邀请，欣然前往香港浅水湾的酒会地点。到了现场，一切都是那么得体、豪华，“电影公司老板”既热情又诚恳。
这位韩国当红影星并不知道，眼前这位热情而诚恳的“电影公司老板”，其真实身份是朝鲜特工。只不过，崔银姬来不及多想，很快就失去了知觉和记忆。
等她重新醒来，已是在公海的一条船上。朝鲜特工以这样的方式，将这位韩国当红影星从香港劫持，要带回平壤。崔银姬在船上依然感觉浑身无力，昏昏沉沉……
等她再次醒来，已经是在平壤的一个精致豪华的房间里了。她醒来后，环顾四周，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到底是谁绑架了她，把她绑架到这里要干什么。
这时，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欢迎您来到平壤，我叫金正日。”
话音未落，那个叫金正日的人已经走到了她的眼前。据说，金正日热爱文艺，十分欣赏崔银姬的才华和演技，“为了大力发展朝鲜的电影事业”，才不得已用这种方式将这位韩国首席影星“请”到了平壤。6个月后，她的丈夫申相玉也被以这种方式“请”到了平壤。
申相玉、崔银姬夫妇后来在朝鲜待了整整八年，其间为朝鲜拍摄了十几部歌功颂德的电影。直到1986年夫妇俩到奥地利参加一个电影节，躲进美国驻维也纳使馆寻求避难，才重新得以返回韩国。
这段历史在香港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也由此导致很多香港人对朝鲜在香港的活动心有余悸。
“朝鲜开设驻港总领事馆后，是否将使绑架活动系统化、规模化？”“朝鲜驻港总领事馆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开设驻港总领事馆后，朝鲜是否将把其在澳门的秘密活动转移到香港？”这是当时很多香港人心中的疑团。
神秘的朝鲜驻港外交机构
说起来，我是朝鲜驻港总领事馆最早的见证人之一。当时，我担任《亚洲周刊》的特约记者，是最早对朝鲜驻港总领事馆进行专访的香港记者。
2000年2月，我带着这样的问题，开始接近刚开设的朝鲜驻港总领事馆。那时的朝鲜驻港总领事馆，设在湾仔的一个商业大楼里。电梯门打开，若不是映入眼帘的金氏父子的照片，我完全不会意识到，我已来到朝鲜驻港总领事馆，一个令许多香港人为之色变的地方。
为我开门的是一位姓金的朝鲜外交官，着装讲究，举止优雅，英文和中文都极其流利。
这就是那个被美国人称为“邪恶国家”的外交官吗？刹那间，我恍惚了……
金氏外交官与我同岁，因此我们交谈之下，有了许多共同的记忆和话题。
他早在1999年秋天就先期抵达香港，筹备开设总领事馆。总领事馆开设后，他留在香港，成了朝鲜驻港的第一位新闻和文化领事。
在金氏外交官的介绍下，我结识了朝鲜首任驻港总领事李道燮，一个当时已年近60岁的资深朝鲜外交官。
李道燮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和善、可亲。这在后来我与他的多次交往中，不断得到证明。
但作为记者，我还是有义务向他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这就有了2000年3月发表在《亚洲周刊》的这篇文章，当时还着实引起了一阵小小的关注甚至轰动。我在文章里写道：
关于朝鲜驻港总领事馆的情况，香港外交圈内有着种种传说，其中之一是：平壤只给该总领事馆很少一部分经费，领事馆要自负盈亏，得想办法筹措经费应付其在香港的庞大开支，因此该领事馆将难免从事非法活动。
针对这一传说，李道燮说：“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说法，我们当然是由政府支付所有的开支。如果政府不给钱，我们怎么在香港生活和工作？作为外交官，我们是不可以在香港从事非法商业活动的。”关于西方媒体指称朝鲜外交官在境外从事贩毒、洗黑钱和走私等活动，李道燮说：“也许会有个别朝鲜人从事这样的活动，但决不是政府官员。个别人从事这样的非法活动，在任何国家都有，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西方媒体将这一切说成是朝鲜外交官所为，这是别有用心的行为，目的只是抹黑我们国家。”
李道燮表示，朝鲜的社会制度是朝鲜人民根据那里的社会现实，自己作出的选择。同时，朝鲜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类似制度，是一种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西方国家将朝鲜称为“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是错误的。他说，朝鲜发展对外关系的准则是“友谊、和平、独立”，具体说来就是只同对朝鲜友好的国家发展关系。
以这一准则来指导朝鲜驻港总领事馆的工作，是否意味着朝鲜外交官在香港，将不与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官同行来往？是否也可用来解释2月28日的开张酒会上，只有三个国家的驻港总领事（其中两人还分别是外交领团团长）受到邀请？对此，李道燮的回答是：“我的工作，是发展朝鲜与香港的关系。”
这篇文章在《亚洲周刊》发表后，颇有些影响力，我和李道燮随后就成了熟人。
很多人都说朝鲜驻外官员死板、官僚，出入必须两人同行，但李道燮和那位金氏外交官当时给我的印象则截然相反。
很多次我都会在各国的酒会上见到李道燮，而每一次他都会对我说：“Please make a visit to our office.”（请到我们办公室来坐坐。）看那样子绝非客套的寒暄。
但总领事毕竟高高在上，我平时接触最多的还是和我同岁的金氏外交官。
“老邱吗？我是老金啊。”很多次，金氏外交官就这样直接拨通我的手机，“今晚有空吗？我请你吃饭。”
像这样的电话不止一次。
有一次，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约在湾仔的一个餐厅，共进晚餐。毕竟十多年了，那晚我们吃的什么，谈的什么，已经全部忘了。但熙熙攘攘的餐厅，人声鼎沸，这给我的印象很深。
一个靠窗的桌边，就我们两个，没有第三人在场。这个情景，与传说中的“朝鲜外交官两人同行”完全不同。
席间，金氏外交官的手机响了。
“喂，你好！是我，我在香港。对，那批货什么时候到？”他接手机时也不回避我。
“价格怎么样？你帮我把把关。行，就这个价吧。”他继续大声说道，那神情刹那间不像个外交官，倒像个商人。
但我一直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货”，一个外交官为什么要谈“货”的价钱。
我当然不便问，也不想问。有些事，知道太多不好。李道燮已通过我的报道，公开向香港承诺，不会在香港从事非法活动。
金氏外交官当着我的面那样大声讲话，有没有把我当朋友不知道，但至少没把我当记者。这一点，我还是蛮感激的。当然，我后来也没有报道这件事。
那是2000年的事了。那时，朝鲜与世界的关系还没有后来那么僵。
2003年2月16日早上，我忽然接到他的电话。
“老邱吗？我是老金啊。”依然是他那熟悉的语气和语调，“今晚有时间吗？我们在‘香港外国记者会’举行酒会，你来吧。”
又是突然间的邀请，很不符合国际惯例，但我们对朝鲜永远有着不一般的宽容。
那天的酒会，是为庆祝金正日诞辰而设，地点在“香港外国记者会”，一个很多西方人出没的地方。
朝鲜居然挑了一个西方人出没的地方举行酒会，我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勇气。
那时，第二次朝核危机已经爆发，但朝鲜与世界的关系似乎还没有那么糟。
我应邀前往，尽兴而归。
几个月后，他忽然调回国了，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
两年后的一天，我忽然在电视里看到他。他在平壤机场打着伞，迎接美国六方会谈的代表团团长希尔。
我知道，他调回后，在朝鲜国内受到了重用。据说，他在外务省美洲司担任重要职务。
那时，朝鲜与世界的关系已发生了很大变化。
像我和他那样的两人单独进餐的事情，在我与他的继任们之间，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危机快闪中：神秘的朝鲜女人
2002年10月，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访问平壤。在与凯利交谈中，朝方忽然透露，他们正在进行核浓缩铀的提炼。
凯利大为紧张。他立即启程回国，向白宫报告了这一“最高机密”。
白宫震怒，立即要求平壤停止核计划。平壤当即反击，坚称是和平利用核能。
六年后，亦即2008年的秋天，凯利在华盛顿连线出席《震海听风录》节目。他在节目里对我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平壤当时是故意向我透露这一消息的。”
这一危机爆发至今，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作为制止这一危机的外交手段，六方会谈也几起几伏。
其间，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团长的位置，由凯利交给了希尔；希尔卸任后，担任了美国驻韩国大使；几年后，希尔卸任驻韩大使职务，回国退休，但朝核危机依然如故。
其间，朝鲜在2006年10月、2009年5月和2013年2月，接连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在与世界就弃核问题讨价还击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实际的核拥有国。
其间，朝鲜曾宣布愿意对核计划“去功能化”，还一度炸毁了核计划的冷却塔，并邀请各国记者前往观摩。但后来证明，这一切仅仅是烟幕而已。
其间，金正日病逝，整个朝鲜哭得地动山摇。但时隔两年，2011年年底为金正日扶灵的8个人中，已有5人被撤职或枪决，尤其是金正日姑父张成泽的突然被捕和被处决，令世界震惊。
上述一幕幕，穿越了十几年的时间，但回忆起来，却仍像快闪的镜头，让世界错愕、茫然、纠结。
就在这一连串快闪的镜头间，一个有点神秘色彩的朝鲜女人闯进了我的工作中……
事情仍得从香港说起。
2007年2月，纪念金正日诞辰的酒会如期在香港举行。
但奇怪的是，素来在朝鲜驻港总领事馆邀请名单上的我，这一年却没有收到邀请函。我心无城府，打电话到总领事馆询问，对方表示这次不对媒体开放，但鉴于和我的特殊关系，可以补发邀请函给我。
我依然心无城府，收到邀请函后欣然前往。我不知道，对媒体人来说，有时心无城府是不是一种品质。出席我的节目的嘉宾，有一些是各自国家接近权力圈子的人物。我经常对我的嘉宾说，各自的国家机密各自守好，被我一不小心在节目里问出来，我概不负责，我只对我的观众负责。
我抵达酒会现场的时候，现场大概已经有了二三十个人。对朝鲜在港机构的酒会来说，这已算不小的规模。
“你是不是凤凰电视台的邱先生？”一个声音从身后飘来，有点东北口音，但一听还是知道是个外国人。
我回头，发现一张笑意盈盈的脸，一个60岁左右的妇女。
我笑脸回应，很快就聊上了。
她告诉我，她早年从朝鲜出来，在港居住已近40年，与丈夫一起从事船运业务，来往于朝鲜、韩国与中国之间。她的丈夫是中国人，是东北某市的政协委员。
出身朝鲜，业务来往于朝鲜、韩国和中国之间，依然能自由进出朝鲜，她身上的这几个元素开始让我心动。最关键的是，我从她身上，感觉到了一种政治的气场，而这与她的船运业务好像没什么关联。
大概是第六感觉吧，我至今回想起来，也不知道我当时的这种感觉来自哪里。
2007年时的我们，虽然有很多可以引用的韩国和西方的资料，但依然缺乏来自朝鲜的第一手消息来源。对这个“铁幕”后的封闭国家，我们充满了对第一手真实信息的饥渴。
我已忘了后面和她聊了些什么，也忘了酒会是怎么结束的，只记得酒会现场又来了几个大佬级人物，有娱乐公司的老板，也有赌场业的经营者。
当然，我也记住了她的名字：李玉珍。
第二天一早，我就拨通了她的电话，开门见山地邀请她出席节目，介绍朝鲜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