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之浒兄和挽淑学妹：
你们好！你们是否感到突然，怎么从未联系的人会给你们写信？这是因为上个月我拜读了《夜阑，涛声依旧》（美国纽约柯捷出版社2007年2月版）这部大作后深受感动，对它的作者萌生敬意，觉得有话要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以前光听说挽淑嫁了一个右派同事，据说这个丈夫多才多艺，后来听说两口子又调到江苏老家工作，别的更多的情况就一无所知了。我只是在心中默默祝愿他们今后在南方能够幸福平安。直到前年挽淑来银，我们同学在附近一家清真餐厅欢聚，饭后挽淑又来寒舍作片刻停留，我才知道了更多的有关你俩的往事；同时也知道之浒写了部回忆录。从那时起，我就盼望能读到这部大作，何时能结识这位北大的才子，我的同行呢？
直到今年春天，我从张迎胜张衍芸夫妇处借得这部大作后，才满足了我这个愿望。我先是一口气通读了一遍；放置半个月后我又读了一遍，这次是认真地细读了，真可谓慢嚼细咽——我要好好地享用这顿精美的精神大餐。
我与之浒兄素昧平生，是你这部披肝沥胆，直言骨鲠，用血泪写成的大作，一下子把我拉进了你的心灵世界，亲近了你，了解了你，感到那么的熟悉和亲切。我与你青少年时期有大致相似的经历：你长我三岁，我自小在上海长大，上海沦陷也曾暂避苏北泰兴几年；抗战胜利后回沪上了小学、初中，你上的是缉椝中学（后改为市东中学）我上的是真如中学（后改为延安中学），中学毕业我也考入免学费免伙食费的中专上海制药工业学校；我没有你的才学和幸运，你工作四年后考上了北大，我中专毕业分来宁夏，工作五年后考入宁大，与挽淑同班且同组。以后的经历和遭遇就不尽相同了。我也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那时我们中专有几位同学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专不定右派分子），我当时属于不谙世事的庸众，又背着父亲历史问题的包袱（父于1956年秋遭逮捕，1957年释放，到1984年上海市公安局才“纠正”错案），夹着尾巴做人，所以基本平安无事。你在运动的中心北大，因仗义执言，为谭天荣他们呐喊助威，而招来祸端，被光荣地戴上“右派”桂冠——一直戴了十六年！你有海外关系，早被组织定为“控制使用”对象，还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不是撞到枪口上自己找死吗？从此，一个二十二岁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成了一个不是敌人的“敌人”，以戴罪之身发配“苦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的同心县劳动改造，开始了身心备受煎熬的苦难岁月。
你来宁夏正赶上全国实行“低标准，瓜菜代”、闹饥荒的日子。我那时在银川的一家药厂工作，对你书中关于饥饿的描写有切身的感受。1960年底我父亲就惨死于甘肃河西走廊的玉门镇青山农场（1960年9月为了“净化”上海，政府将“有问题”的人驱赶到大西北来，美其名为“建设”大西北）。为了迁移母亲和两个年幼弟弟的户口来银川同我一起生活，我曾经自己去了那个地方。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再谈。所以，我对你初到同心县王团庄在苦难中挣扎谋生的回忆，有切肤之痛的体会。当我读到你因饥饿而形销骨立，“我的整个髋骨和过去见过的人体骨骼标本中的毫无二致，多恐怖！”的时候，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接着，又读到：一个回族小姑娘站在你的窑门口眼巴巴地盯着马肉——那是你用锋利的藏刀从一匹死马身上解下的腿肉，你因风俗习惯的忌讳（回民不吃死去的畜禽），没敢给她，她回去后当晚就饿死了，次日黎明你目睹了下葬的情景。读到这里，我的心也跟你一样颤栗起来……之浒兄，我佩服你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谋取生存的意志和本领，使自己能幸存下来；我也要感谢你在捣墩子当食堂管理员能秉公管理，使不断死人的势头得到遏制（那位区农垦局领导的大胆引荐功不可没），保住了不少乡亲的性命。
1961年8月当地小麦喜获丰收，你和乡亲们才渡过难关。随后农场撤销，你分到县文卫科小学教师中等师范函授站工作，当上了一名函授教师。你一如既往地克尽厥职，翻山越岭，为散居各处的小学教师面授语文教学，一次半个月竟跑了四个公社！好景不常，在社教运动中你又成了运动的靶子。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你还资助过一名同心中学刚考上宁大的学生——可能是我的同学张耀吧？5元钱虽然不多，但那时你艰难竭蹶，每月的生活费才32元。从这件小事中足见你的菩萨心肠！你所在的同心中学（函授站设在同心中学内），我知道1958年后陆续调来不少外地的教师，那年秋季就来了好几位从上海来的，有陈国材、柯则夫、卢恒昌、马炳龙、周昭亮、陈诏等人（柯则夫、陈诏二位我认识，他们80年代先后回沪。1985年我出差上海，陈老师请我吃过饭；柯老师在家养病，我曾去他家看望）。这些优秀教师的到来，像春风春雨似的给贫瘠的黄土地带来勃勃生机，是同中这群渴求知识的穷孩子们的福分，他们从此可以在一流的良师的带领下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向文化的高峰攀登。我的同学张耀就是一个受益者。之浒，你完全应该是良师中的一位，毫无愧色毫不逊色的一位；可是因为戴着右派帽子，没有教书育人的权利，只有“囚徒”般做苦工的义务。《九死一生的炼狱》这章让我看得老泪纵横，有好几处因泪眼模糊，只得中断阅读。
终于看到《年近“不惑”结婚》这章，心里才觉得好受一些。从1957年10月到1973年3月，右派帽子整整戴了十六年！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熬到了尚未成家的中年。你曾发誓：“不摘帽子不回家，不摘帽子不结婚”。此时，你可以回家拜望老母和考虑结婚的终身大事了。十三年后，在上海母子相见的一幕，让我读后再次感动得热泪盈眶。你和挽淑的结合，真是你俩的幸运和福气，可谓郎才女貌，天作之和。
挽淑，在宁大时你给我的印象是寡言少语，不善言谈，性格温柔，没有女孩的娇气，劳动好，能吃苦耐劳，真不知你是那么的内秀外刚，满腹锦绣文章。你独具只眼，慧眼识璞玉。其实，你和之浒的结合是早晚的事，周昭亮、陈诏、李惠仁这几位老师成人之美，出谋划策，促成了婚事。你俩珍藏了当时的情书，还有周老师对挽淑第一封回信的精心评注，起名《＜新寡魏君与江郎书＞浅批》，竟比原信的文字多出一倍，并学司马迁的笔法在文末作了“周太史公曰”的结语。挽淑，你势单力薄，怎么能敌得过对方的强大攻势？周、陈、李诸位秀才均是过来人，又是情场老手（陈熟读红楼，深谙风月），之浒有他们做高参哪有不胜之理。挽淑，你快缴械投降，乖乖地做江夫人吧！（一笑！）我想，珍藏这些信件和文章很有意思，它是你俩婚姻史上的一段佳话，我读后也感到欣慰。婚后，之浒对待你和前夫的孩子如同亲生，给以“三倍的父爱”，这就最后解除了你心头的顾虑。
你俩在同心中学终于有了一个充满温馨的可爱的家。好事多磨。不久一纸调令下来，要把你们“调整”到生活和教学条件较差的豫旺中学，当时挽淑正临近分娩。足见某些领导的居心叵测，不近人情。对于你俩，这又算得了什么，说走就走，没有二话！1975年9月中旬，二子才生下两个来月，你们全家老小就上路了。70公里的盘山路，一路的颠簸，总算到了豫旺，安了新家，一直呆了七个年头。正像你们的一位高足杨占武后来所说：“传道授业解惑的历史一翻开，他人生的苦难便不再只是苦难。从此，一群‘读书的种子’便与他结缘。后来的一颗颗政坛上的新星、一个个学术界的骄子，便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启蒙，并最终奠定了安身立命的基础。”他深情地发问：“难道人才的成长只有破蛹化蝶、‘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样一种模式？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莘莘学子与饱受生活重压、人生的考验已达极致的老师的相遇，便会产生如此壮丽的景观？”写出这样一篇斐然美文的占武老弟就是一个直接的受惠者。之浒，挽淑，你们有这样的学生难道还不值得骄傲吗？
1979年，你们双喜临门。年初盼来了北大的错案改正决定，接着又喜得贵子。从此你们的命运发生大的逆转。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如周生贤等），终于调回了故乡，在淮安市报社和电台当上了编辑、记者，成了我的同行（我1972年调宁夏人民出版社从事文艺编辑工作）。告诉你们，我并不羡慕你们二位在各自的新闻岗位上荣获那么多的奖项和荣誉称号，令人钦羡的是你们培养了三个那么优秀的孩子！他们虽然出生寒门，父母命途多舛，历经坎坷，但他们以父母为榜样，自小就那么懂事，那么孝顺，那么自强不息，如今个个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有锦绣般的美好前程。这是你们最大的欣慰和骄傲。退休后丰富多彩的生活，也令人称羡。你们学会了电脑，在互联网上遨游，不再耳聋眼瞎；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外地旅游，前几年你们去了南通海门的故乡，作了一次“寻根”之旅，又接受在美国工作的老大夫妇和攻读博士学位的老三的邀请到美国探亲和旅游，“逛城市，去乡村；访名校，上超市；看航天，吊古迹”。看了《美国见闻录》这章，真是大开眼界，羡煞人也！
之浒兄，我最佩服你的是，在当时那样恶劣的环境下竟然保存了那么多原始资料（批斗会的发言记录和右派友人包括林昭的信件），这是极为难得的。不知你是否知道，你的同学钱理群将当时批判你的两次发言连同对自己行为所作的一个痛心疾首的检讨一块发表了，标题是“示众”（《随笔》2008年第2期）。他承认：“这是怎样的卑劣的行径和罪恶！”我认为他的检讨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他说的很对：“反右运动，以及建国后的一个又一个运动，都是对人性内在的邪恶的大诱发，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大厮杀，逼迫着每个人既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迫害，又参与对他人的迫害。可以说，体制异化了人性，异化了的人性又支持着体制。”
我在这封信的开头，说有两个愿望，大作已经拜读了。我们何时能见面呢？在银川，还是在淮安？都行，我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祝
俪安！
光汉
写于汶川大地震后的全国哀悼日
2008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