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一个晴朗的下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孙见喜同志（最近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贾平凹之谜》一书）陪同，我前往西安南郊的一家医院，看望了贾平凹同志。
一进病房，见门左侧的一张病床上，面壁蜷伏着一个病人，对面的两张病床空着。闻声，这个病人警觉地翻身坐了起来，他就是平凹同志。他微笑地说，上午同室病友的东西被偷，故下午假寐，保持警醒。这是一间极普通的病房，同室两位病友午后外出未归，正适合我们聊天。我先探问了他的病况，并代表宁夏的友人向他表示问候，他连声说：“谢谢，谢谢！”这时，我仔细打量了他，觉得他比八年前来银川时略胖些，显得成熟老练多了。1982年，平凹来银川时才二十九岁，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清瘦、拘谨、朴实的青年，烟瘾很大，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我谈起了那时的印象，他说现在身体不如当年了，烟也抽得少了。说着，他掏出金丝猴烟递给我一支，又从床底纸箱里拿出柑橘请我们吃。因为这次来不是专访，我们便无拘无束地聊了起来，话题就像粉蝶似的在花丛间任意翩跹。
我们谈起了三毛今年年初给他的那封信（见2月5日《文汇报》）。信中，三毛竟如此叹服平凹作品的深刻，一再敬称平凹为“大师”。对于这位才华横溢的台湾女作家的早逝，平凹表示深深的惋惜。我问他三毛去年来西安，你俩是否见过面，他说：“没有。”接着，他说不久前香港某报记者曾访问过他，话题往三毛上引，问三毛是否“单恋”，他笑着回答：“不知道，那就要问三毛本人了。”
说到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他对文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奖，感到高兴，打算写信祝贺。我说，你的《浮躁》也不错，见喜同志插话道，他的这部小说虽深刻但不合时宜。对这一说法，平凹微笑不语，不置可否。我知道平凹的长篇创作有《商州》、《浮躁》、《妊娠》，而《浮躁》是他的力作，且评论界反响也较大。在这部长篇中，他抓住当前时代中的浮躁情绪，写出了改革中人们的某些复杂心态，表现了作家拥抱现实的热情，在表现手法上吸收了外国结构主义的一些东西。这个长篇未能获奖，实在不知何故。他说，“现在越写越不知如何写好了。”我感到，他说这话绝非矫情，而是很真诚的，因为他不愿意重复别人，也不愿意重复自己。他在文学创作上勇于创新、试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爱“扑腾”，追求作品的大气魄、大境界。像他这样一位年龄不到四十岁的作家，已出版了近四十本集子，在我国当代作家中是罕见的，足见他的勤奋和努力。更可贵的是他并不因此而满足。他说，80年代初那些年，创作刚起步时，每月有几篇作品问世，现在回过头来看，不免天真、幼稚，精力有些浪费了。我说：“不能这样看，没有当年的创作之勤，哪会有今日的成熟。”见喜、平凹点头称是。
平凹是山里人。他在陕西商州山区生活了二十年。1972年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省出版社工作。1980年调《长安》文学月刊，1983年从事专业创作。早年的习作，几乎都是记录他在故乡时的生活，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山区农村新人新事的生动画面。1978年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满月儿》是他的成名作，从此创作便一发而不可收。1982年访问宁夏时，他已结集出版了十余本小说、散文集。1982年，对他的创作是个至关重要的一年。陕西的文学评论界，主要是“笔耕”文学评论组的评论家对平凹的作品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评说，对他触动很大。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思想修养和生活积累的不足。经一度沉默和冷静思索后，决心重回生他养他的商州大地，“再去投胎”！他“欢得像风中的旗子，浪中的游鱼”，商州成了他的大本营、根据地。他开始用现代意识重新审视商州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印象相当强烈。即便是他写过去，也是“意在面对现实，旨在提高当今”。于是，他写出了《商州三录》，写出了《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写出了《远山野情》、《天狗》、《黑氏》、《古堡》等商州系列小说，引起文坛的刮目相看。他说过，“是商州使我得以成熟，而这种成熟主要的是做人的成熟。”
平凹经常思考的是如何把道德、历史和现代意识这三者糅合在一起，他常常写一阵子，主意、结构就想变一变，力图写出较满意的作品，这大概就是他的艺术追求。“我现在正在构思一篇球形结构的作品，”说着他拿起一个柑橘，“从中横切一刀，再剖成八瓣，从上半的八分之一写起，再写对称的另外八分之一，然后再依次写新的八分之一瓣，最后浑然一体。”我还不完全理解他的“球形结构”，然而却赞赏这种探索精神。平凹喜爱川端康成、泰戈尔、福克纳、海明威、马尔克斯和略萨等外国作家，在他病房的枕边就放着一本1979年的《世界文学》杂志，时时浏览。他曾说：“读大师们的作品，只能是借鉴而不能仿制。”平凹涉猎甚广，兴趣多样，经常阅读文、史、哲、医等方面的书籍，可谓“杂家”。此外，他还爱好绘画、书法、音乐、戏剧等，以此充实自己。他深知：“文学创作上的大度，兼容并蓄，广泛吸收，才可能有好的作品、大的作品出现。”
1984年，他写过一篇回忆自己创作道路的文章。从1971年创作准备算起，到1983年从事专业创作止，十三个年头十三个台阶。他把自己比作一个拽着碌碡上台阶的攀登者。现在，又过去了八年，他又登了八个台阶。他不无感慨地说：“我的出路只有上台阶，只有沿着台阶往上走。”我衷心希望这位“绝权欲、弃浮华”，甘于寂寞的作家，永不停步，永不满足，坚持攀登，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作品。
谈了近两小时，不知不觉已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辞别时，平凹送我俩到楼下。路经院中花圃，我提议合影留念，他和见喜同志欣然同意。于是，在一株繁茂的玉兰树前，我们三人轮流为另外二人按下了快门……
1991年4月
（载1991年7月21日《洛阳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