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宋朝往事: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巅峰对决
13137400000030

第30章 说一套,做一套

王安石哭笑不得。

很多年来,王安石见识过不少改革理论。但是,在所有这些改革理论指导下的改革都失败了。

范仲淹改革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有两点,王安石现在是深信不疑。

一是改革无禁区。

二是改革无理论。

改革其实就是盲人摸象。盲人摸象在王安石看来不是贬义词,而是褒义词。

盲人不摸象,一生都不知道象的模样,只有去摸了,才有可能知道。当然改革也是一样,不勇于尝试,不多次实践,对真相的认识只能局限于一隅。现如今,神宗怯于改革,裹足不前,就像是个摸了一小部分大象身体的盲人,永远不知道真实的大象长什么样子。

王安石开始苦口婆心。他告诉神宗,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是可做不可说的,有些事是可说不可做的。就拿祖宗不足法这事来说,就是可做不可说的。口号可以不提,事还是要做的。先帝仁宗也几次改革,原因是什么?就因为祖宗不足法,治国遇到危机了,才要改革的嘛。当然改革成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但要不改革,恐怕国事更不可为。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改革已无回头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这个国家,我算是看透了,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大胆改革,勇于创新,或许还能找到生路。所以现在啊,根本不是停下脚步调整整顿的时候。时不我待,真的时不我待啊。农业和农村改革推行了一段时间,从现在看,效果还是好的,农民能吃饱饭了,国库里也有了存粮。粮食是什么?是国家的命脉啊。老话说了,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现在的情况是边患未除,西夏和辽国时刻虎视眈眈,不尽快地增强国力,启动军事变革,国家的安全和长治久安就要出问题,就没有一点保障。所以皇上啊,高枕无忧的人间至境是人人向往的,但是高枕无忧需要以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为基础。没有我大宋的强大和富足却去高枕无忧,那真是一件危险之至的事情……说一千道一万,现在就是要坚定地将变法进行下去,切不可走回头路或者半途而废……

王安石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说得神宗哑口无言。

因为他突然觉得命苦。自己领导下的大宋竟然是个外强中干的国度,改革有可能生,不改革则死。

对于大宋的国力,神宗其实比任何人都清楚——倒不是虚弱到风一吹就倒的地步,而是吃皇粮、军粮的人太多,生生给吃穷了,吃没了。怎么办?看来不改革还真不行,起码接下来,官员人事改革、禁军、厢军军事变革都要展开,必须把大量人浮于事的部门裁撤掉,把那些冗兵冗员都精减了,腾出有限的军费真正用于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改革中去,腾出有限的财政开支用于官员队伍的素质教育中去,国家才有望繁荣富强——这一切,都需要深入改革。

这一切,也都要秉持“祖宗不足法”的理念,大胆前行才行。

最后,神宗和王安石达成妥协,“祖宗不足法”的口号可以少提,但改革还是要深入进行。神宗并且答应王安石不再疑神疑鬼,放手支持王安石去大胆改革。

现在这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皇帝悲凉地发现,自己已经忠孝不能两全了。事事循祖宗之法,那是亡国皇帝的做法;只有坚持祖宗不足法,才有可能让这个国家拥有明天。

哪怕是不确定的明天。

但是,王安石很快就失望了。

因为神宗是说一套,做一套。

的确,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往往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之所在,可一旦落实到行动上,却不是那么回事。

神宗就是如此。

比如在对官员的任用上,王安石强调要“久于其职”。王安石如此强调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大宋开国以来,官员任用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不久其任”。就是要折腾你,让你疲于奔命,让你不能专权谋变。于是,改官风盛行,有些官员甚至到任没几天就被改调他处。如此一来,人人都是“在路上”,大宋官场,成了一个巨大的流动驿站。

另外在军事官员的任免上也存在类似的任人不专的问题。大宋开国,赵匡胤一上来走的就不是常规的路子。他让那件黄袍披在自己身上后,一个王朝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开始了。紧接着赵匡胤以其非典型性思维,演绎了杯酒释兵权,从而“排除”了一个帝国臆想中的危机。不过真实的危机还依旧存在。西夏、契丹还有南方的那些小国,在随后的百年里,一直像定时炸弹一样,时刻令这个王朝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由此大宋采取的对策是将兵权收归中央,使将不知兵,兵不专将,一切以王朝的安全为第一诉求,至于战斗力怎么样,那都是题外话了。王安石为此尖锐地指出,“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这样的军事架构及指挥模式,焉能不败?

王安石由此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严重到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程度了,非改不可。

但是,神宗却不理会王安石一颗驿动的心,他意味深长地告诉后者,这是最重要的祖宗之法,不可改。

王安石糊涂了。祖宗之法难道还有最重要和最不重要之说?

不过很快,他就不糊涂了——因为,这是地地道道的帝王之术啊。“不久其任”就不能专权谋变。很好,很强大。只可惜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由于调动频繁,官员们在地方治理上多不敢有什么长期规划,只注重短期效应。甚至还有许多官员连短期效应都懒得去应付,只追求做一个太平官,一个碌碌无为的庸官。

王安石无法接受如此昂贵的代价。他希望采取的模式是,让官员“久于其职”,如此官员们在地方治理上才可能有长期规划,有助于稳定官心、民心、国心,同时那些滥竽充数的官员也会露出马脚——即便让他“久于其职”他也混不下去。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行政效率会上去,行政成本会下来,可谓一举两得。

同理,在军事变革中,也一定要做到将要知兵,兵要专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特别是将要专职、专才,千万别拿那些诗赋文章写得好的人去凑数——这是去打仗,不是去开赛诗会。

神宗发自肺腑地笑了。

他笑王安石到底书生意气,不知道其中的利害轻重。什么一举两得,在他看来,那叫一举两失!官员、将军们要是专权谋变,国家治理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在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上,神宗决定要以我为主,决不动摇。

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苏东坡又上书了。苏东坡自被贬到地方后,得了上书综合征。我上书,我存在。继上次上书神宗,痛斥王安石假变法、真营私不了了之后,苏东坡此次上书的主题更加宏大,干脆对此次改革中出台的富国强兵之策提出质疑。苏东坡在这封《上神宗皇帝书》里写道:“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同时苏东坡认为仁宗是好样的,是以德治国的楷模。他奉劝神宗要学习仁宗好榜样,学习他持法至宽、对官吏无为而治的精神,学习他“未尝轻改旧章”的谨慎作风,虽然仁宗一生无所成就,兴兵“十出而九败”,理财“仅足而无余”,却因为道德人心做得好,不仅去世之日天下同悲,而且死后也是尽享哀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治国的第一要义是德,强国的第一要义也是德。

神宗捧着这封信,心情竟是格外的好。虽然他不同意苏东坡在信中提出的以德治国的主张,但也没有感觉到反感。他突然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很固执。王安石是一种固执,苏东坡也是一种固执,司马光更是一种固执——自己大可不必陷身于其间,被他们所左右。什么叫帝王?帝王就是凌驾于众生之上,特别是凌驾于众生的思想之上。做不到这一点,他就不配称帝称王。

所谓王道无疆。没有超脱,哪来无疆?

神宗决定,就对王安石来一番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