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历史的走向如何，梁漱溟（1893—1988）一生留下思想印迹是不会磨灭的。尽管上个世纪他已被人们视为文化守成论者，甚至是最为逼近中国传统的儒者；然而在现代新儒家人物中，若论观念的先进性，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的诚心悦服，非梁漱溟何人可属之？艾恺写下《最后的儒家》，仅就此书名而言，亦可见出其感叹之深意。为了印证他所仰慕的这位“最后的儒家”，他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不远千里从美国特来华专访了梁先生，从而有了这本《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更让我们亲切地听见了这位长者的真实心声。艾恺在此书的序言中如此对梁漱溟作了个总体评价：“就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序，第4页。梁漱溟一生的心血思虑都聚焦于两个问题上，这就是中国的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诚如艾恺所言：“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美]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第3页。
一、生命体的进化
受现代进化观的影响，梁漱溟极为看重人类生命的特殊性，他在其晚年写下的《人心与人生》中，专门辟出一章节来谈“人类生命之特殊”。在他看来：
人类生命是宇宙大生命从低级生物发展出来的顶峰。
发展前进不已者今唯人类耳。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页。
他认为整个宇宙就是一个若大的生命体。而从生物的进化史来看，从生物的出现一直到人类社会的出现乃至进化，此一脉相续而来，都是这个若大生命体无止境的创造而已。换言之，一切生物，不过都是这个大生命体的自然表现而已。所以他的结论是：“说宇宙大生命者，是说生命通乎宇宙万有而为一体也。”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页。但，梁漱溟想着重说的并不在此，而是要揭示出人类生命之特殊性。他极为睿智地说道：“生命发展至此，人类乃与现存一切物类根本不同。现存物类陷入本能生活中，整个生命沦为两大问题的一种方法手段，一种机械工具，寝失其生命本性，与宇宙大生命不免有隔。而唯人类则上承生物进化以来之形势，而不拘拘于两大问题，得继续发扬生命本性，至今奋进未已，巍然为宇宙大生命之顶峰。”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页。陷于本能必失其生命本性，而这个“本性”，在梁漱溟那里乃极为重要的与宇宙相通的前提，失去本性意味着与宇宙大生命体有隔而不通。梁漱溟深信：“生命本性则趋向乎通。生物进化即从局向通而发展，亦即向于灵活主动而不断地争取。”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54页。这一强调：生物进化即是从局向通而发展，实质上是强调：“唯人类生命根本不同，只见其进未见其止，其通灵之高度谁得而限定之耶。”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这是高度夸赞人类生命的独特性，而这一独特性恰似使进化如有目的有计划地前进。如其所说：“生物进化初非有目的有计划地前进，第从其一贯争取灵活若不容已之势而观之，恰似有个方向耳。然在进程中始终未曾迷失方向者亦唯脊椎动物有人类出现之一脉。其他物种所以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正不妨说是种种歧误之先后纷出。”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
究其实，所谓“通”、所谓“灵活”、所谓“不隔”、所谓“恰似有目的有计划”等等，无非是在预示着“心”的进化之出现。因而，梁漱溟讲生命体的进化，最终仍落实在心的进化上了。不过，他仍愿以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明“心”的出现：“从生物进化史看去，总是心随身而发展的，身先而心后，有其身而后有其心。”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页。对深信辩证法的他来说：“事物的发展总是渐次量变而有突然质变。依重理智于后天之人心出现，正是一绝大突变，其特征在人心之能静，在其有自觉于衷。”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页。须知，对梁漱溟来说，心的进化表征了生命体进化的一个最高峰。他的结论是：
如我所见，所谓生物进化原只进化得个心。……自极低等之生物以至人类，从心之作用极微极弱而之极著极强，于是吾人可以了解心之为心为何如一物。《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80—982
基于此，他干脆断言：“心与生命同义；又不妨说：一切含生莫不有心。”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他洞见了“心”的生活就是一种精神生活，而精神离不开物质，恰如心离不开身。梁漱溟说道：“心是灵活向上的。人心要缘人身乃可得见是必然的；但从人身上得有人心充分表见出来，却只是可能而非必然。现成的只此身，人心不是现成可以坐享的。此即是说：心寻常容易陷于身中而失其灵活向上。”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218页。这就逻辑地引出了道德生活。因为“人或向上或堕落，大有可以进退伸缩者在。此其所以然就在身心两极之分化。人之一言一动乃至一念之萌，皆来自身心无数次往复之间。头脑心思大大发达了的人类，自是应当心主乎其身的，但事情却不必然。往往心从身动，心若无可见者。必若心主乎此身，身从心而活动，乃见其为向上前进；反之，心不自主而役于此身，那便是退堕了。”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页。显然，对梁漱溟而言，进入到精神的进化即“心”的进化，才有了实质性的“道德”意义；他深心发问道：“敢问道德之真如何？”“德者，得也；有得乎道，是谓道德；而‘道’则正指宇宙生命本性而说。”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学林出版2006年版，第216页。可见梁氏的这一道德观内在地关联着他的宇宙生命观。
有必要指出的是，正是在谈到身与心的关系是时，梁漱溟又一次高度赞扬了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家马克思、恩格斯资藉于科学论据以阐发其理想主张，不高谈道德而道德自在其中。因为在理论方面，它使伦理学的观点从属于因果性的原则。”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学林出版2006年版，第218页。他以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高明之处。
二、个体自由与社会发达之辩证
梁漱溟的现代观建基于其进化理念，而这一理念又深刻地内涵着他的个体自由与社会发达之辩证的思想。此处特显光辉的是他对西方科学民主的根本认识。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指出：“西方的学术思想，处处看去，都表现一种特别的彩色，与我们截然两样，就是所谓‘科学的精神’。”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页。同时，他极富批判眼光地提示：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字：“中国‘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划然为两阶级，就生出所谓尊卑来了，也必要严尊卑而后那条路才走得下去；西方一个个人通是‘治人者’，也是‘治于人者’，自无所谓尊卑上下而平等一般了。于是这严尊卑与尚平等遂为中西之两异的精神。”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364页。但究竟是什么造成这种“严尊卑”与“尚平等”的不同呢？
梁漱溟晚年在与艾恺的对谈中，多次提到了中西伦理之间的不同处。他以为中国自孔子以后，是为了伦理而伦理，纯粹的一种伦理，既不是神的系统，也不是法的系统；这造成中西文化特色实质性的不同。在梁的眼中，中国文化的特色体现在极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恰好与西方那种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特色相反。其实，中西文化如何看待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是造成其特色不同的深层原因。梁漱溟至少是以哲学的直觉洞察到这一点，而且在其早期著作中就看得出他的这一发现。这确实是令人钦佩的。梁的犀利笔法，让人至今也感到尖刻：
照中国所走那条路，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在个人也不得自由。
在西方人那条路便不然了。他那条路本来因要求权利，护持自由，而后才辟出来的，而即走那条路也必可以尊重个人自由。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