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1909—1995）是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作出巨大贡献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其哲学成就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发展的新水平，其影响力具有世界水平。英国剑桥哲学词典誉之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他立于现代角度，倡言儒学的“第三期发展”； 何为“第三期之发展”呢？用牟宗三的话来说，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尽管有着极高深的思想和形上原则，但又不仅仅表现为一思想一原则，而是始终与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相连贯的。换句话说，儒学既以历史文化为其立言根据，又反过来为历史文化的现代发展所运用。问题是，自满清入关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儒学遭到了前所未有之厄难，民族生命一直未能复其健康之本相。因此，按照牟宗三的观点，如想求得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前提就是立于现代而复兴儒学。
比之唐君毅，牟宗三对马克思主义误解更深，然即便如此，他亦肯认科学民主的先进性，以为正是“民主政体”的政治意识“开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意识。”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同时，他也能充分理解：“经济是人之物质生活一面，故共产党主张唯物论亦易为一般浅近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出之于马克思口中的社会主义而益之以唯物论，则是以激荡人心，加重人之革命性。”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正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他力主儒家当前的使命即“开新外王”（儒家内圣外王之学，内圣即是内在于每一个人都要通过道德实践做圣贤工夫，外王即外而在政治上行王道），新外王是把科学民主的内容包纳进来了。因而牟宗三将德性主体转出知性主体，称之为“良知的自我坎陷”；这一著名的牟氏命题，极受当代学界重视，牟宗三的主旨是在现代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要知道这实际上是上通千古、下开万世的大事业，也只有熊十力的弟子能有这种气魄与心志。正是强烈的现代意识，导致其写下了《历史哲学》一书，并作出了“良知的自我坎陷”的命题。牟宗三希企得到一种兼具中西哲理的历史哲学眼光，《历史哲学》一书甚至辟出一章专谈“平等与主体自由之三态”；他还强烈地感受到，对中国而言，须有政治上自觉地站起来而成为有个性的个体。
一、反省自身文化
要立于现代而复兴儒学，首先要反省自身文化。对牟宗三而言，这种反省一个无法缺失的参照系即西方文化，特别是近三百年来的参照尤其重要。他曾深为感叹地说：
清代三百年是中国民族最没出版的时代。在明亡之时，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仍很优越，西方在十七世纪以前，无论科学技术、哲学、艺术均不及中国，至少并不高于中国。可是在文艺复兴以后，科学技术、哲学、艺术大大地发展了。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出技术科学，掀起工业革命。牛顿以前的西方科学是纯理科学，此时又有技术科学的新发展，于是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至今西方科学早已取得领导世界的地位。政治方面，有人权运动。宗教方面，有宗教改革。可知十七世纪后的西方在文化各方面，都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是一个开展畅通的时代。反观中国此时，沉沉昏睡，民族生命歪曲了、衰弱了，逼使考据学得到畸形的发达，而文化生命亦歪曲了、迷失了。因此，在清末西方列强相继侵略之时，显得不堪一击。中国的文化生命民族生命的正当出路是在活转“生命的学问”民趋近代化的国家之建立。中国第一次面对西方，是在南北朝隋唐时代，面对的是印度的佛教文化（对中国说，印度亦可说属于西方）。而现在第二次面对的是西方的科学、民主与基督教的文化。科学与民主，尤其是民主，是近代化的国家之所以为近代化者。我们须本着理性、自由、人格尊严的文化生命来实现它。科学，须有求知的真诚来引发。这两者虽在历史上首先出现于西方，然我们之作此，严格言之，实无所谓西化，尤其无所谓“全盘”。就算是因它首先出现于西方而属于西方，亦只算是先进后进之别，我们借鉴它，学习它，仍然是各自作各的本份内的事，不能算是西化。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9—90页。
这段十分重要的话，代表了牟宗三对待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他之所以不赞成提“西化”，实乃因民主、科学、自由、人格尊严等等，都具有人类普遍性特质。此中尤为重要者，在他极为大胆地提出了文化的“先进后进之别”、故学习西方是“本份内的事”。这里我们仅举其对黑格尔评价之一例：“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里面从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即从宪法处，说中国文化发展的缺陷，却说的很对。其他都不对。黑格尔说中国人没有主观的自由，没有主观的自由就是没有个体的自觉，所以不是一个公民，公民的意义没有出现。中国人有天民、黎民、庶民、羲皇上人，没有公民。公民有义务有权利，每个人是个个体，有权利，同时有义务。权利就是那些基本人权，这是个现代化的观念。西方近三百年的文化就是创造这个，就是自由民主，这贡献很大。”牟宗三：《四因说演讲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如此立于“现代化的观念”来评价西方人权的创造性贡献，如此强调个体、强调“公民”的现代意义，这在新儒家中实属罕见。基于此， 牟宗三还深论道：“黑格尔说中国人没有‘主观的自由’。什么叫‘主观的自由’，就是通过个体的自觉，你那个自由才能显，不通过个人的自觉，那个自由摆在那里，永远不能和我们面照面，那就是潜伏在那里。”牟宗三：《四因说演讲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这显然是在强调一种对自由的充分的个体自觉意识。值得一提的是，他用了“潜伏”的自由这一观念；既是潜伏的，当然是要你将其张扬出来。然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反省，导致他作出了这样的论断：“在东方通过大皇帝一切政治典章制度的合理的安排，在西方是要通过个体的自觉来奋斗争取的。……中国只有治权的民主，没有政权的民主，安排合理也没有用。这个自由光是合理安排没有用的，一定要通过每一个个体的自觉、奋斗，这样你才能成一个公民，……一定要成为公民，要成公民就要通过个体的自觉，就要有主观的自由，就是这个自由要面对我这个心灵的自觉而呈现。这个在辩证中就叫做‘FREEDOM FOR ITSELF’。”牟宗三：《四因说演讲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前面用了“潜伏”这一概念，他似乎觉得不够；要说透，就须用上“未法律化的”概念，如其所说：“中国的百姓是在潜伏状态中的自由民，即是未法律化的自由民，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即不是有明确权利义务的公民。”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自由与法律的关联，显现了牟宗三的睿智与深刻。
对此，他继续反省了中国文化：“历来儒者都不满意家天下，这问题尤其在亡国时特别明显，而一直得不到解决。君主专制虽由法家开出至秦汉大一统而完成，但在西汉二百年多年间，家天下的君主专制仍未成定型，至少在舆论、一般人的意识中尚未成定型。……但每至亡国时，尤其亡于异族时，这问题总会出现，因为家天下究竟是不合理的。讨论这种问题要靠理学家、思想家，文史家是不行的。……一如现在我们反省中国的文化。以前曾屡屡次次反省，可见这是个高级的问题。”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但时时反省仍是必要的，特别在文化转型期尤其如此。牟宗三显然看到：“理学家向往三代的王道，顾、黄、王批驳家天下，但却又想不出表更好的办法来，由此可见政治形态想向前进一步是非常困难的。从尧舜到夏商周三代是贵族政治，经过法家的工作而成为君主专制，一直维持到辛亥革命。”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可想而知，政治形态的转型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极其困难的。难能可贵的是牟宗三对法家对社会转型开出的政治格局评价甚高：“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有三个主要关键：第一个是周公制礼作乐；第二个是法家的工作完成了春秋战国时代政治社会的转型；第三个是由辛亥革命到现在所要求的民主建国。由此可知法家的工作及其所开出的政治格局的意义是很重要的，因此需要仔细的了解。”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法家开出的政治格局是“废封建，立郡县”，牟宗三以为这是法家配合春秋战国时代政治社会之转型要求而完成的。法家人物在他看来，有很强的现实感，因而能够担当时代重任。
以中西比较的视角来反省中国文化，使牟宗三在总体上希企建构新的“文化生命”系统来面对现代中国的问题。而对待中国文化前景，他似乎比其学兄唐君毅更为乐观，唐氏有更深痛的“花果飘零”之感；而他看好中国文化历来就有的“高度融摄能力”。他乐观地说道：“在积极的进取方面，中国民族具有独特的优点，那就是消纳外来思想外来文化的高度融摄能力，从而我们亦可说中国是一大海绵，仿佛对什么都能吸收接受。试看人类的历史，有哪一个民族真能如此？中国二千年来的历史正好比长江出三峡。弯弯曲曲好像总在郁闷着。然而实可说是大酝酿。一出三峡，便直通大海了。”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此中实有一种大气魄涵盖其中，更有一种乐观精神通贯其内。
二、文化生命观与历史哲学的开掘
“文化生命”是牟宗三哲学系统中的核心范畴之一，他以此来透视中国文化与历史并构建起自己的哲学原理。他有一套对历史的“理解模式”和独特的概念体系；科学民主及制度客观化的新价值观使其文化生命观多少具有世界史的现代意义。但儒家的道德视野仍占据其核心层面。他极力强调：作为中国文化生命特征的“综和的尽理精神”求尝不可开出西方那种“分解的尽理精神”。他的文化生命观及其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历史哲学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一个反省及吸取王夫之、黑格尔理念的一个独特产物。作为一个具有文化使命感的现代儒者，牟宗三能够站在现代立场上来展开“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这一话题，而这一话题，也正是其《政道与治道》一书的新版序，这一序言的开篇他就提及“关于现代化的基本观念取出基于此书”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新版序“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第1页。而儒家的当前使命就在“开新外王”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新版序“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第8页。须知，牟宗三所谓“开新外王”，亦即其所谓“现代化”的标志：
新外王要求‘藏天下于天下’、开放的社会、民主政治、事功的保障、科学知识这就是现代化。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新版序“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第15页。
将开放、民主、科学全都罗列在内，可见其观念之先进性；然重要的却是可行性路向，如果仅仅把现代观与文化观直接地关联起来，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