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所言“近代化国家”，当然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意义上的。由此，牟亦极力倡导民主政治，尽管他的民主政治有着很强烈的儒家治道意义。牟宗三还匠心独运地从“中西哲学之会通”来探究中西思想中的个体：“重视原子性原则也就是重视个体性，这是英美思想中最独特的一点。虽然在哲学方面谈原子论或多元论似乎不十分究竟，但其在社会政治方面的作用不可轻视。就是比较重视全体的也不能抹杀这个原子性、个体性。中国人喜欢讲全体，常喜言天地万物为一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但要知道这些话的真正意义，这些思想其实是彻底的个体主义，彻底地尊重个体，并不像我们所了解的一讲全体就把个体抹杀，这都不是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这是一般人的误解。”牟宗三：《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对中国思想中的“个体”及个体与整体之关系，不同程度的误解是存在的；然而牟宗三似乎夸大了中国思想“其实是彻底的个体主义”。在西方，自由民主思想范畴中的个体主义，确实是其现代性的一个标志。
总体上看，熊十力的两位弟子，在学理上，牟是借康德哲学来彰显儒家心性的超越性，而唐则更喜欢黑格尔，受黑格尔影响巨大。尽管二人都有强烈传统情怀，但他们至少在哲学层面上又是同具现代精神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念，是一抽象普遍的理性，个别真实的生命不免失落，这就不如儒家的心性之学，主观的说是心，客观的说是性，绝对的说是天，来得通体圆满。以道德理性为核心内容的人文精神在他的哲学里，既占据着最高的层次，又负有统摄其他各种学问的重大使命。他将道德人文精神比作树干，其他各种学问只是叶片与花朵。
四、
下面我们要看看张东荪、张君劢的现代观。张东荪曾潜心研究中西文化差异并寻求实现民主理想的“中间媒介物”，提出中国实现民主社会的步骤，即发展经济、促进产业革命从而实现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与民族国家主义、进而实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梁漱溟曾高度赞扬张东荪极富现代意识的《知识与文化》一书，称“在他所著《知识与文化》一书，较论中西学术不同之故，曾有极可贵之阐明。”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页。可见张东荪亦是在中西比较的透视中形成了自己的现代性思想主张的。
张君劢则可视为现代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谈到立国之道时提出了中国的现代化方案：修正的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之下的计划经济，其方案主旨在调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现代社会的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问题的思考，仍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其价值即体现在这一思考是建立在扎实的中西印比较哲学基础之上，而且他的这一比较是较为系统的。从他的下面这段话中看出他对西方的制度文明是颇为首肯的：
盖今日西方制度，是起于文艺复兴之后，已有了四五百年的历史，生活是日日在改进中，制度时时在演进中。我敢说，生活观念不变更，新制度是不会随之而起的。
我们的生活是旧式的，而西方制度之采用是由于外界压迫的结果；所以结果制度自制
度，生活自生活。兹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欧洲的现代国家，无一不是法治国，因为国家统治国民，非靠法律不可，非以法律为标准不可。不管是宪法，不管是命令，一字即有一字的拘束力。我国人民素来对于政府所颁布的法律命令等，视若具文，当做官样文章；而政府之执行，其有利于己的法律、命令、公文，便严厉执行，其不便于己者即以能文的手段把他搁开。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印欧文化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
张君劢分明看到了欧洲的现代国家，“无一不是法治国”；他由此而倡导国人须养成好的生活习性，他极其深刻地认识到，有了好的生活习惯，然后才能产生与之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与文化。而文化的最深层面则是人生观，故此他倡言这样一个命题：“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张君劢：《人生观》，见《中西印哲学文集》，台湾，学生书局，第914—915页。而科学对他而言，则是人在面对自己生存对象时的一种知解性把握，因而他不仅倡言科学，而且主张要有一种实验的态度：“现在大家皆知尊重科学，而科学之最要特性即在其正确性，一步一步地求其数字的表现，再试之于实验，以求其答案。国人在思想上最笼统、最广泛，你和他谈数字，他表面上不便反对，而实则终不相信。”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印欧文化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这是对国人缺失实验态度与数字精确性的一种深刻的现代性批判。在政治上他也赞赏英国的宪政：“反过来看看西洋。英国宪政维持几百年而不隳，尽管世界潮流日在变动之中，英之宪政还是有毅力地有活气地进行下去。”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印欧文化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他尤其反对国人的那种只知享清福的懈怠，在他看来，这种懈怠是有文化因素的：“我曾推究中西两方关于家庭、教育、政治，何以西方的能持久而我不能之原因。其唯一之关键即在我们误于享福二字。譬如一个帝王，在其初登基时，未尝没有清明气象，等到政治上稍有光明，便又走上享福的路子，如唐明皇之由开元而至安史之乱，即是如此。”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印欧文化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9页。由此，张君劢极主改造国民生活风气，且要注重这一改选之方法：“我以为关于国民的生活习惯，如上文所谓由私而公、由巧而拙、由虚而实、由懈怠而不懈怠、由通融而守法，把这五点当做全国人生活的规律，再加上一种组织，互相勉励，何患我国风气不能改造？所以改造生活风气，应注意下列之事项：（一）让社会自动地提倡，而不必由政府办理。盖由政府经手，又成了官僚的、形式的，政府稍不注意，其所属即把他当做官样文章看，或生轻视的态度。（二）此新生活的规则，应无党派的界限，不论其为极右派或极左派，大家共同努力，由各党各派共同来提倡，不为一党一派所包办，可免彼此倾轧之恶习。”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印欧文化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这已然是一种现代观的思想导引了。当然必须看到的是，张君劢所持的是一种典型的不废传统精髓而又能接轨于现代的观点，他以为如人类道德者，在进化史中就有变中不变的因素存在：“然试读一部人类进化史，在因时因地之变迁中，自有其尊重人类价值人格尊严与团体生活中之仁爱正义忠恕和好与公平竞赛之诸美德。吾侪之为人类者，诚以‘民胞物与’之言互相勉励，则人与人之相处，自进而向上，反是者其以技巧以谋略为制人之工具，人生惟有流于诈谋欺骗，而惨无人道。我以为人类道德在其日变之中有不变者在，不变之中有日变者在，……然其向于‘真’‘善’之目标以前进，则历历如在目前。”张君劢：《我之哲学思想》，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张君劢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21页。这当然也是新儒家们普遍所持有的一种价值取向，然重要的是这一取向是不失于现代立场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