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天人合一有多种不同说法作为其系统理论之支撑，如“性道合一”、“内外合一”、“德性合一”、“人生与天命合一”、“政教合一”（通过政教合一达于天人合一）等，然而它都以人文演进为基础。如性由天生，道由人成，这即是性道合一同于天人合一的内在原由。同理，德是后天的，性是先天的，德性合一亦即天人合一。内是心，外是天，内外合一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天人合一的一种表征了。必须指出的是，钱穆对道家那种要人回到原始自然、归真返朴的原初性天人合一观就持反对态度，根本原因当然也在他所谨持的儒家的人文演进观，终是他所坚认的唯一积极而合理的理念，以此演绎儒家的天人观，还极富理想性：“儒家则确守人本位，儒家之所谓天人合一，并不重要在由天来指导人，乃重要在由人来配合天。消极方面，尽我人事，至少不违背天。积极方面，还要运用人事来辅助天。孔子曰知天命，此俱有消极积极两面意义。中庸曰：赞天地之化育，则只言其积极方面。至少人类历史人文界之一切进展，实非天能为，而完全由人为之。即如生老病死是天，但儒家不本此来推出人生一切皆虚，儒家只求在生老病死中善尽吾生，此是人本位，此是知天命，此是赞天地之化育，此是天人合一。”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170页。这段话传达出儒家人本位基础上的配合天、辅助天的重要观念。钱穆在表达其一生最后彻悟的那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深切地把捉到了“人生”与“天命”合一的天人观核心：人生异于万物，就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这仍然是以人文演进观得出的天人合一。其所谓“人生”，实指大群人生，从小我到大我的自觉，是“自然”人跃进到“人文”人的重要一关；因而只有“大群人生”才能在自然界创出人文界，而人文演进对于大群人生如何在自然界创出人文界，则是十分关键而重要的。这里，钱穆再次显现了他的“协调动进”理念在天人观中的独特价值：也就是说，人文演进在实质上，必须是“天人合一的长期人生与整个宇宙的协调动进。”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第38页。才能达致那种钱穆式的人文核心的“人生与天命合一”的最高的天人合一境界。显然，钱穆在这里给我们的启发是：自然问题也即是人生问题，认识了自然，才能认识自己，人类世界的任何东西，无不属之于自然；人只有参与、同化、顺从并最终合一于自然，才是最终正确的道路：自然的“必然性”是绝对的，人生所有行为、造作都必须接受并同化在自然的必然性当中。钱穆决不认可西方那种视人与自然为两极的学说。
此处，我们想要表达的是：钱穆在其极为丰富的人文思想中特创的“人文演进”观，最终传达出他自己的心声：“我是一个文化乐观论者。”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第226页。前提是，只要人类在其持续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协调、合一于自然。本文通过一系列考察所得出的结论亦为：钱穆是一个真正的文化进化论者；由钱穆创发的三大范畴“人文演进”、“文化生命”、“协调动进”，已然构成一完整的有进化意义与价值的历史文化观。在现代新儒学中，它向人们昭示只有动态的、协调的并且以合于自然为原则的人文社会历史演进，才具有文明持续不断的“常道”之价值。人文演进观还展显出钱穆作为文化进化论者所已具有的超越的“世界史”眼光，这使他欣然认同科学进步是历史大势。余英时就曾指出过：“他（钱穆）对于所谓科学精神，是虚怀承受的，”“他早年为三民主义的设计所吸引，晚年甚至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提法也发生过兴趣，都是因为他希望看到某些传统的价值能够通过现代化而落实在政治社会制度之中。”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09－510页、523－524页。余英时还认为“钱穆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钱先生的系统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而且《国史大纲》即已显示了钱穆“绝大的见识”与“现代眼光”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99—500页。晚年访美期间，钱穆更是坦承要“接受世界潮流”，并说：“弟在此期间，亦深感到美国社会之种种缺点，以及美国前途之可虑，及西方文化之困难处。然以较之中国社会，无论如何，高出甚远。”钱穆：《新亚遗铎》，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30当然，需要看到的是，钱穆一方面确承认文化进化的价值，一方面仍是从传统的角度来肯认“人文化成天下”的，尽管它是在文明大势中的人文演进过程中实现的。
最后，我们想说的是，那些将钱穆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老套论调，其实只是似是而非地从表面看到钱穆曾对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所作的一些辩护言词，并没有深入到他的思想内涵中去求取精髓，其实钱穆对中国传统政制的看法，始终以“变”与“新”为进取格调：“中国传统政制，虽为今日国人所诟詈，然要为中国之传统政制，有其在全部文化中之地位……倘能于旧机构中发现新生命，再浇沃以当前世界之新潮流，注射以当前世界之新精神，使之焕然一新，岂非当前中国政治一出路。”钱穆：《政学私言》，重庆，商务印书馆，第9页。如果持老套论调的论者愿意观照钱穆的全部文献，特别是对钱穆晚年带有结论性的思想总结作一整体透视，相信他们会被钱穆的文化历史眼光折服。
二、“人文演进”——始于农业文明的人文观
为完整地展示钱穆的人文演进观，笔者须将他的中国文明始于农业文明这一核心观点及其传导给读者。在钱穆看来，人文化成、人文演进、天人合一，都始于这种农业文明基质。因而我们谈钱穆的人文演进观，必然要涉猎这一论域。
在中国现代史上，钱穆作为人文主义思想大师可谓包容广大，含藏丰厚；而其思想矿藏中的农学及其对中国农业文明的基本认识，却很少为人所探知。学界熟知的钱穆思想中的天人观，就是基于其对中国农业文明的基本认识之上的。然而作为一个思想起点，钱穆在他著作等身的文献中，始终将他对农业文明的认识贯穿于他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论述中。全面考察钱穆的农业文明观，不仅可以从中发现中国文化精神中最具始源性的农业基因，而且可获知这一基因对中国历史、文明及其成长所本具的重要功能与价值。
以农立国的时空条件及环境气候因素
钱穆对中国何以成为一个世界史上一个最为稳定的“大型农国”，有相当独特的思想史前提下的时空视角。例如他对中国人喜用“时”字，就作过不同层次的系统考察。他特别提醒人们：中国古人用此“时”字，其实相容并包涵了“常”与“变”之两义，因而《易传》称“时之为义大矣哉”。他还揭示了原始儒家思想与中国农业文明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孟子言尽心知性知天，亦可谓农业人生恰符合于此道。孟子又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时之为义大矣哉。孔子乃是圣之时者。孔子亦如一般农民，懂得一切人事无失时、勿夺时而已。欲求顺物性，顺天性，则必求适时。”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271页。勿夺其时，是此中的核心观念；顺天适时，是农业之本。钱穆坚信中国古圣贤一切大道理皆从农业与农民的实际生活中体会发挥而来。据此，钱穆对中国以农立国的时空条件作了一番考索：“中国以农立国，书（尚书）称：‘钦若敬授’，易序：‘治历明时’。敬授民时，即是敬授民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中国地处北温带，春夏秋冬，四季明晰，并分配均匀。四季又各分孟仲季，一年十二月，气候各有分别，并与农事紧密相关。故中国古人之时间观，并与生命观相联系。时间中涵有生命，生命即寄托于时间。时间属于天，生命主要属于人。中国古人所抱天人相通天人合一之观念，即本农事来。人中即寓有天，贵能以人事合天时，故曰：‘人文化成。’此化字即包有天有时间，人文即包生命，于自然中演出人文，即于人文中完成自然，故中国古人于同一事中即包有天时、地利、人和三观念。……就农业民族之观念，气候固极重要，但必兼土壤。气候土壤固极重要，但又必兼人事。苟不务耕耘，则天时地利同于落空。而耕耘则贵群合作。……稻麦之生长成熟，更见与天时地利人事一体相和。其事则必经历有时间之变，而变中必有常，可以资人信赖。故曰：‘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人事既尽，而天心亦即已在人事中。不尽人力，则天意亦不可恃。故中庸曰：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苟非有地，则天亦落空，故中国人必兼言天地。但苟非有人，人不能和，则五谷不生长，既无人文之化成，则兽蹄鸟迹，草木茂盛，只为洪荒之世。故中国人言天地，又必兼言人，而合之曰三才。此种观念，其实乃是一农业人之观念而已。”钱穆：《晚学盲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钱穆在这里不仅传达出农业立国的三个基本条件，即除时（天时）空（地利）这二个最为基本的外在性的前提条件外，还必须有人（人和）。这是中国古文献中常出现的基本观念，而实质上它是建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用钱穆的话来说，乃是一农业人之观念而已。
在钱穆看来，农业文明产生于河流灌溉之农耕区域；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可继之一地而反复不舍。正是较为适中的温带气候，为中国的农业文明提供了良好的生产条件。他在考察中国文化的起源时，首先将农业文明形成的地理气候环境纳入自己的视野：“旷观此世，人类所生，不仅在温带，亦有在寒带热带生长者。寒带人仅能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迁徙。不能安居，斯不能乐业。……人类最适生长在温带……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虽亦以农业产生文化，但尼罗河下流之泛滥，与巴比伦双河之灌溉，其占地面积，较之中国河、济、淮、江四大流域之广袤宽宏，差别太巨。故唯中国之农业文化，乃独出迥异于世界古今其它诸民族之上，而自有其非常特殊之成就。”钱穆：《晚学盲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4页。 “农业文化”这一概念，已在这段话中出现。安居而乐业作为农业文化的最主要的人文特征，钱穆是反复强调的，他还总结了四个字：安、足、静、定。但钱穆同时也认为：和游牧、商业文化比较，农业文化偏向于保守，但却注重“顺”与“和”前提下的物我一体。
重要的是，钱穆不仅指出了温带地理条件之于中国农业文明的独特性，他还比较了中国与其它文明古国的环境条件，从而得出了令中国人骄傲的结论：中国农业文化所取得的特殊成就，远在世界古今其它民族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