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深入到钱穆人文演进观的内在理路时，我们发现能够从中抽绎并圆成一逻辑系统，而且这一系统多个层面的建构保证了它的合理性：一是将“自然中本涵蕴有人文”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257页。，“人文本身即是一自然”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13页。，“文化亦即自然之一态”钱穆：《中国思想史》，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249页。作为人文演进观的前提条件。必须指出的是，这三个命题用现今的解释学语言，即可表述为自然人文互涵说或自然人文同体观。二是“人文演进即是一自然演进”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235页。，“人文亦必由自然中演出”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257页。，这一说法则显然将前一层面的人文自然同体观引入到一种必然的动态演进观中了。三是钱穆所揭示的人文演进自身拥有的一种自然趋势：“人文兴建，依然是一种自然趋势。”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7页。以今日之眼光看，这可视为是一种人文生态观，所谓人文生态观，是指人文世界中种种活动与建构必有一种自然趋势在无形中起规律支配作用；钱穆虽未使用“人文生态”一词，但却寓有此意，此乃其高妙之处。四是“人文中不能排除自然”钱穆：《晚学盲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这是高于第一层面的人文自然同体观的一种人工境界的人文自然合一化，这种高层次的合一化，早已充分证明人文进化仍无可避免的融在大自然圈中，其思想启示及价值当在强调“征服自然”将给人类带来悲剧性的灾难。五是他极为强调的人文中的心灵世界是自然展演所达到的最高可能之境界，亦是演进观的“真意义与其可贵之真价值所在”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214页。。总括起来，这五个层面恰好构成一个内在理路的非常严谨的逻辑序列，然而这一逻辑的序列内容在从大量散见文献中抉发而出时，我们已然发现，其所同时演绎出的人文价值取向与意义也就透显于其中。这对钱穆的探询者来说当然是颇感欣慰的。
由“人文演进”而确立的人文本位观
钱穆强调人文本位，其实也是由其“人文演进”观所决定的。他毕其一生心力来理解并探索中国文化的思想根源，并非全然为了自己的偏爱，实际上他更寄望于为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一种文化上宏观提示。因而他在逝世前两年（1988年）于《国史新论·再版序》中对自身学术思想之评价倒是恰如其分：每若守旧，实求维新。他所得出的“中国乃一人文本位之文化”钱穆：《晚学盲言》（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6页。的结论，在学理上，乃由“人文生命”的延续、“人文日新”的变化等一系列思想所支撑。首先，钱穆将人类生命延续之本身纳入人文范畴：“禽兽之生命延续，乃一自然。人类之生命延续，则属人文。”钱穆：《晚学盲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2页。因为作为一个类的人类生命之延续伸展，能够“由一小生命而推扩绵延成为一广大悠久之大生命，此是人文生命”钱穆：《晚学盲言》（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7页。显然，钱穆所言“人文生命”，本是不违离自然而又对自然生命的超越。钱穆已充分认识到，这种超越是在人文演进过程中通过孕育、包涵、融摄而完成的。诚如其所说：“由自然世界孕育出人文世界，但人文世界确已超越了自然世界，然并不能否定自然世界之存在。由动物生命孕育出人类生命，人类生命确已超越了动物生命，但亦不能否定动物生命之存在。由男女异性孕育出夫妇关系，夫妇关系确已超越了男女异性，但亦并不能否定男女异性之存在。人文演进中，被孕育者，转成为能超越者，而被超越者转成为被包涵者。融摄已有之旧，来创生未有之新。被融摄的不能决定能创生的。而能创生的也不能否定被融摄的。”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第15页。正是基于被孕育者转成为能超越者，而被超越者转成为被包涵者的逻辑关系之上，所谓“融摄”、“创生”才有可能，而这一切显然是在钱穆所说的“人文演进”中完成的。钱穆以为只有儒家对此看得十分清楚，儒家由此而极力倡导“赞天地之化育”。钱穆似乎更愿从天地大自然的“继续”之功能视角切入儒家的这一理念：“由天性中成长出人性，而更由人性来成长此天性。中庸说赞天地之化育，其实事实例即在此。……天地自然最大功能，便是能继续。所以也可说：天地大自然乃是一至善。人能赞天地之化育，辅助自然来尽其能继续之大功能，此是人文道德一最高标准。”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264—265页。可继之谓善，人文即继自然而来，这是钱穆一直坚守的人文本位根本理念之前提。须知，人文本位理念首要的强力支撑即指人文生命或文化生命对自然的合理延续，关键是，这种合理延续又是建立在“人性之灵”所涵具的文化生命上，可见，钱穆一生孜孜不倦地倡导“心灵生活”与“文化生命”，是独具慧眼：
人类能于命外别见性，于肉体生活之上别见有心灵生活，于自然生命外别具有文化生命，此是人性之灵，异于万物处。但亦仍自自然来，故曰尽性可以知命。若不能善尽其心灵生活，善尽其性，则亦不能知肉体生活之最高可能之所在。由肉体生活中能发展出心灵生活，而达于其最高可能，此始是天命之真意义与可贵之真价值所在。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214页。
透过对孟子这一性、命之别的深度理解，钱穆坚信，儒家主张的人文本位，乃因人可与天地参，与天地并；乃因人类创出了精神界即“心世界”，故宇宙间一切善，皆能从人文演进而来。显而易见，正因有了延续不断的人文演进，才会有延续不断的“人文日新”。然而更为关键是，既然以人为本位，那么个体修身而“日新其德”就成为一个重要起点：“日新其德，自求进步，……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从各自的修身作起点，而终极境界则达于天下平，使人人各得其所，还不算是博爱之至吗？”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第79页。钱穆还说：“上自三代，下迄汉唐，中国人文传统，亦各有其日新又新之景象。然乃日新于平安，非日新于斗争。”钱穆：《晚学盲言》（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8页。对钱穆而言，人文的日新又新，归根到底又由于人文本身便涵具着人之思想行为的主动性，钱穆极有见地地指出：“人文所与自然不同者，最主要的便是他有一个主动，由自然展演而为人文，即是由随动中展演出主动来。”钱穆：《湖上闲思录》，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7页。主动与“随动”的分别，显示出钱穆的独特眼光，他由此而再三强调自有人类社会历史以来，人文演进总是由少数杰出人士来引导向前的，儒家的希贤、希圣并视道统尊于治统，缘由即在只有圣贤才能对“顺动”把握得当。基于此，钱穆始终坚认中国传统文化理想，既以人为核心，更以圣人为核心之核心，这是典型的儒家人本位观念。钱穆曾在美国耶鲁大学讲学时，与耶鲁大学的一位史学教授争论过历史到底应以“人”为中心还是以“事”为中心，钱穆坚持历史必以人作中心。在一篇重要论文《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与文学》中，他通过“身生”、“心生”；“自然心”、“人文心”等基础性概念的确立与“事因心起，心为主而事为从”的中介性层面，得出了中国历史精神，实际只是中国文化精神，重在人，不在事，而尤更重于人之心，惟人心乃人事之主的最终结论。他还曾以文化大传统中的历史事变为例，坚称文化大流之本身就是人；人是沉潜在这大流的底层（如中流砥柱），而事只是如大流之波浪浮在表层。中国传统文化看重人本身，还因历史命脉必须靠人。钱穆以其人文本位的观点指出：从中国历史看，不论治乱兴亡，总有一批批人在不断地维持着传统之“道”。显然，这便是以人为本位的中国历史精神。钱穆在晚期著作中，极称儒家的理想人生乃是一种人文本位的人生，儒家的理想文化乃是一种人文本位的文化。他颇富激情地指出过：立人极则永不失人类立场，此乃儒家人文本位之大传统精神。“因此中国史可说是一种人文本位的客观的记录。”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第127页。他眼中的文化史同时是人心演进史。
不过钱穆也在随时告诫人们，人的主动并非可“宰制天地，替代自然”，他从周易的义理中觉悟到：“人文主动，本亦从自然随动中演出，而且他自有一个极限，其最后归宿仍必回入自然。……要在争取主动中间仍不违背了顺动之大法。在创进文化大道上，要依然不远离了自然规律。”钱穆：《湖上闲思录》，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8页。而且，正如钱穆所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其主要长处，在求自然与人文之融和协调，在使人文演进之不背自然而绵延悠久。”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261页。如果说，自然本身即蕴涵着人文；那么人文则不能违反自然而独立存在。问题是人类总难随时保持绝对的“顺动”，故“人类文化不能无病”；因而，文化的发展，“如洪水般，只有善导，不能堙塞”钱穆：《中国思想史》，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249页。钱穆“善导”说的提出，本身即为一高超的人文智慧。据此，钱穆极度强调人文演进中的“协调动进”，人文本位，在根本上是以人与社会动态发展的协调动进为前提条件的，钱穆曾反复强调过这点；而正因为这一前提条件的确立，钱穆还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人文为自然展演之最高点；人文之最高演进，即是自然之最高可能。这其中的启示意义就在：人毕竟是大自然的局中之人，然而他虽从自然而来，却又总是通过自身去透视自然，同时又通过自然去发现自己生命深处的东西，于是就有了人文演进的文化与历史。
由“人文演进”而生发的文化、历史演进观
人虽本于自然，却有着几乎是无穷的可塑性，可以不断地完善化。人自有其精神本体之“性灵”及情感本体之“心”（钱穆的“情”本论是极为丰富的，），而作为心性本体之基本功能就体现在“人心能互通，生命能互融，这就表现出一个大生命。这个大生命，我们名之曰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钱穆：《人生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人文演进到一定地步，生活由于“心”的历练与运使，心的功能也不断进步，同时对“心”生活的重视也超过了“身”生活。钱穆明确指出：“人类自有了文化生活，自有了政治社会组织，自有了农工商技术生活逐渐不断发明以后，它早已逃离了这些危险与顾虑。我们此刻所遭遇的问题，急待解决的问题，十之九早不是关于身生活的问题，而是关于心生活的问题了。……显言之，这是一思想问题，一理论或信仰问题，一感情爱好问题，这是一人类文化问题。”钱穆：《人生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思想理论当然属“智”的范畴，而感情爱好则显属“情”的范畴，当然在钱穆的思想世界中，情不等于“欲”；因而钱穆丝毫没有回避“情”在人文演进的的意义，而且直接提出“人文社会之演进，决然起于情而不出于欲。”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217页。显然不同的是，西方社会哲学理论则是强调“欲”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的。但站在儒家人本位立场的钱穆更愿将同情与互感，看作是社会人生所不可缺者，用钱穆的话来说，同情互感是“协调动进”的基础，这当然有儒家大同理想的思想根基。其实即便今日之西方思想中极为盛行的博弈论，也在逐步深入到“协调博弈”（和谐互利）的话题当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