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博学多识，著作等身，享有盛名，但谦虚低调，从不骄傲自满，自我吹嘘。晚年时，他还自责：“文章老不进，憔悴今可吊。”（《谢徐志父帐干惠诗编》，《诗稿》卷五十三）陆游认为，读书是名山事业，可传诸后世，而功名利禄是转瞬即逝的，“书生事业期千载，得丧从来未易评。”（《九月二十三夜小儿方读书而油尽口占此诗示之》，《诗稿》卷二十五）陆游常读经典书籍，通过读经书与古代圣贤进行心灵交流、精神对话，“残编幸有圣贤对。”（《独立》，《诗稿》卷五十六）“窗间一编书，终日圣贤对。”（《北窗》，《诗稿》卷五十七）从圣贤身上学习高尚道德、完美人格，寻求治国安邦之道。他读古书是为了尚友古人，汲取精神营养。“闭门谁共处，枕藉乐天诗。”（《自咏》，《诗稿》卷四十一）“幸有古人同臭味，不嫌儿子似迂疏。”（《读书》，《诗稿》卷二十一）读书读到忘我的境界，这种读书之乐是不喜欢读书的人体会不到的。陆游读书常常忘时，废寝忘食，忘却饥寒，“老来百事废，惟此尚自力。岂惟绝庆吊，乃至忘寝食。”（《读稿有感》，《诗稿》卷四十）“藜羹冷未啜，短褐忘严冬。”（《冬夜读书乐甚偶作短歌》，《诗稿》卷十六）读书忘老，“读书有味身忘老。”（《不寐》，《诗稿》卷四十八）《抄书》诗中笑语儿子，说抄书是“却老方”。“得书娱晚暮，遇药起沉绵。”（《书辜》，《诗稿》卷七十七）读书忘忧，“我于万事本悠悠，危坐读书忘百忧。”（《喜雨》，《诗稿》卷七十七）读书忘贫病，有养生之效，“岂惟洗贫病，亦足捍患难。”（《秋夜读书》，《诗稿》卷四十七）“老喜杜门常谢客，病惟读《易》不迎医。”（《读易》其二，《诗稿》卷三十三）“岂惟息烦心，亦足养病目。”（《发书画还故山戏书》，《诗稿》卷十一）有时，以读书消遣，可打发光阴，消除寂寞。“自笑若为消永日，异书新录《相牛经》。”（《石帆夏日》，《诗稿》卷六十二）“岂无案上书，可与共寂寞。”（《晴窗读书自勉》，《诗稿》卷四十九）读书有特殊的功效，陆游一生中受益无穷，享受无穷。
读何种书，与读者的境遇、心情密切相关。陆游穷贫病弱时读《周易》，忧愁闲寂时则读《离骚》，皆为挫折、困顿时以慰藉心灵。“病中看《周易》，醉后读《离骚》。”（《自诒》，《诗稿》卷五十四）“穷每占《周易》，闲惟读《楚骚》。”（《遣怀》，《诗稿》卷七十八）读书讲究方法，陆游强调对经典著作要精读，反复读，“书尽还重读，诗成更自哦。”（《燕堂乐偏一室颇暖尽日率困于吏牍此夜乃得读书其问戏作》，《诗稿》卷十九）陆游读书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每读必有心得，及时将所思所感写下来，其诗多读后感，明确标出“有感”的有许多，如《读稿有感》、《冬夜对书卷有感》、《冬夜读书有感》等。陆游强调读书要细心体会、钻研，不要轻率发议论，“有得忌轻出，微瑕须细评。”（《晨起偶得五字戏题稿后》，《诗稿》卷五十四）学问靠积累，陆游认为，只有经过勤奋苦学，坚持不懈，不遗余力，才能最终有所成就。“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冬夜读书示子聿》其三，《诗稿》卷四十二）学问没有捷径可走，不是可以速成的，欠“工夫”的学问，“少便成”的学问，很难说是真正的学问。他教育儿子认真治学，不要耍小聪明。“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示子通》，《诗稿》卷七十八）读书要有形而上的崇高追求。读书，尤其是读古书，最重要的是学习古人高尚的思想、精神、人格、情操，而不只是求得功名利禄。在道与器、道与术的关系上，陆游更重“道”。《梦中作》云：“富贵夸人死即休，每轻庸子觅封侯。读书历见古人面，好义常先天下忧。”（《诗稿》卷五十七）读古人书，是要学习古人的“义”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和精神。他批评“俗学何知溺秕穅。”（《老学庵》，《诗稿》卷三十三）曲学阿世、媚世媚俗的学问是玷污学问。
陆游常带着怀疑精神、批判精神读书，不是不加怀疑的全盘接受。“万卷虽多当具眼。”（《冬夜对书卷有感》，《诗稿》卷五十五）。强调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分析鉴别。《读老子》云：“《阴符》伪书实荒唐，稚川金丹空有方。”（《诗稿》卷四十四）不相信《阴符经》和葛洪炼丹术的学说。
勤读书，善读书，但陆游绝不是书呆子死读书，读死书。他强调“书外工夫”、“诗外工夫”，亦即向生活学习，感悟生活，从生活中得到灵感，正确处理好向书本学习与向生活学习的关系。他说：“莫道终身作鱼蠹，尔来书外有工夫。”（《解嘲》，《诗稿》卷六十八）他教育儿子，“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示子通》，《诗稿》卷七十八）学以致用，读书要进得去，更要出得来。陆游懂得学与行即知与行的关系，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反复强调要“躬行”、“力行”。他提醒自己，“善言铭座要躬行。”（《自诒》，《诗稿》卷七十）教育子孙，“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其三，《诗稿》卷四十二）“人人本性初何欠，字字微言要力行。”（《睡觉闻儿子读书》，《诗稿》卷二十五）“力学”与“力行”的关系，首先要“力学”，“学虽在力行，要是从此始。”（《感遇》其四，《诗稿》卷六十四）而更重要的要“力行”，学以致用。
读古书，却不是钻进故纸堆，发思古之幽情，做学问也不是逃避现实，为了学问而学问。陆游始终关心现实，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潘耒《（日知录）序》云：“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之通儒之学。”⑤陆游的学问就属于“通儒之学”。身处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他读书做学问时刻不忘“匡时”、“救世”，《冬夜读书有感》其二云：“胸中十万宿貔貅，皂纛黄旗志未酬。莫笑蓬窗白头客，时来谈笑取幽州。”（《诗稿》卷二十八）读书不忘复国大业，爱国热情跃然纸上。
作为一介书生，陆游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积极用世，立志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可热情、抱负在严酷现实面前一再受到打击，消极时，他也发出读书人的感叹，对读书的意义产生怀疑，“拾萤读书定何益？”（《秋风曲》，《诗稿》卷十五）“万卷诗书无用处。”（《秋夕露坐作》，《诗稿》卷三十七）“劝君莫识一丁字，此事从来误几人。”（《杂感》，《诗稿》卷三十六）这些是牢骚话，也是封建社会正直读书人屡遭挫折，有志难伸的心灵写真。
学者治学，品德人格至为重要。首先，立身要正，人不正，则学术亦不会正。陆游《自勉》诗云：“养气要使完，处身要使端。勿谓在屋漏，人见汝肺肝。”（《诗稿》卷七十）治学重功底，讲究基本功的训练。陆游反复强调：“学先严训诂，书要讲形声。”（《示子通》，《诗稿》卷六十七）“签帙方重整，声形且细穷。”（《读书》，《诗稿》卷十七）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是治学根基，根基不牢，便做不出真正的学问，便会流于世俗之学，学问成为无根之游谈。
古代学者多重视抄书，陆游也不例外。凡遇善本，他必设法亲自抄录，或请人抄录。“书编屡绝铁砚穿，口诵手抄那计年？”（《寒夜读书》其二，《诗稿》卷十九）抄书成为他生活的常态。
陆游是严谨的学者，他经常亲自校书，“闭户闲雠插架书。”（《闲中戏书》，《诗稿》卷二十）“校雠心苦谨涂乙。”（《读书》，《诗稿》卷十四）陆游勤苦校书，严谨认真，一丝不苟。
陆游重视鉴别图书真伪，如《跋中兴间气集》、《跋孟浩然诗集》等；或鉴别版本优劣，如《跋齐驱集》、《跋王辅嗣老子》、《跋李太白诗》等，皆洞察入微，言之有理。他对所藏书籍往往详加考订，辨伪指谬。《跋唐卢肇集》云：“子发尝谪春州，而集中误作青州，盖字之误也。《题清远峡观音院》诗，作青州远峡，则又因州名而妄窜定也。前辈谓印本之害，一误之后，遂无别本可证。真知言哉！《病马》诗云‘尘土卧多毛已暗，风霜受尽眼犹明。’足为当时佳句。此本乃以‘已’为‘色’，‘犹’为‘光’，坏尽一篇语意，未必非妄校之罪也。可胜叹哉！”（《文集》卷二十八）指出妄校致误。《跋柳柳州集》云：“此一卷集外文，其中多后人妄取他人之文冒柳州之名者，聊且裒类于此。”（《文集》卷二十七）指出二书均为托名伪作。又订《新唐书》之误云：“皮袭美当唐末遁于吴越，死焉。有子光业为吴越相，子孙业文，不坠家声，至袭美四世孙公弼，以进士起家，仕庆历、嘉柘间，为韩魏公所知，虽不甚贵显，亦当世名士也。方吴越时，中原隔绝，乃有妄人造谤，以谓袭美隳节于巢贼，为其翰林学士。《新唐书》喜取小说，亦载之。岂有是哉！比《唐书》成时，公弼已死，莫与辨者。可叹也！”（《跋松陵倡和集》，《文集》卷三十）又指出沈括《笔谈》之误，云：“按国史，野，陕人。沈存中《笔谈》以为蜀人，居陕州，不知何所据也。予在蜀十年，亦不闻野为蜀人。《笔谈》盖误也。”（《跋魏先生草堂集》，《文集》卷二十八）陆游读书治学重“专”，又重“博”，强调治学必先广博，然后由博返约。他在为友人朱敬之所作的《万卷楼记》中阐发了“约”与“博”的关系：
学必本于书，一卷之书，初视之若甚约也，后先相参，彼此相稽，本末精粗，相为发明，其所关涉，已不胜其众矣。一编一简，有脱遗失次者，非考之于他书，则所承误而不知。同字而异诂，同辞而异义，书有隶古，音有楚夏，非博极群书，则一卷之书，殆不可遽通。此学者所以贵夫博也。自先秦、两汉，讫于唐、五代以来，更历大乱，书之存者既寡，学者于其仅存之中，又卤莽焉以自便其怠惰因循，曰‘吾惧博之溺心也’，岂不陋哉？故善学者通一经而足，藏书者虽盈万卷，犹有憾焉。而近世浅士乃谓藏书如斗草，徒以多寡相为胜负，何益于学？呜呼！审如是说，则秦之焚书乃有功于学者矣。（《文集》卷二十一）强调善学者要精“通”一经，但要“通”一经，又必须“博极群书”，批评不愿博览群书者，只是懒惰的借口，是浅陋之见。他主张精读一本书，以一本书为中心，广泛阅读其他书，目的是为了将这一本书弄“通”，约必须博，博又为了约，由约及博，由博返约，博不是泛滥无归，约不是狭隘浅陋。如果不博览群书，则一卷书也不可能通晓。这是治学的基本规则。
陆游心系学术，忠于学术，严格遵循学术批评规范。对研究对象，他鲜明地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不做空泛之谈或模棱两可之论，更不是一味溢美，丧失学术立场。《跋中兴间气集》二则云：
高适字仲武，此乃名仲武，非适也。评品多妄，盖浅丈夫耳。其书乃传至今，天下事出于幸不幸固多如此，可以一叹！淳熙甲辰八月二十九日，放翁书。
高适字仲武，此集所谓高仲武，乃别一人名仲武，非适也。议论凡鄙，与近世《宋百家诗》中小序可相甲乙。唐人深于诗者多，而此等议论乃传至今，事固有幸不幸也。然所载多佳句，亦不可以所托非其人而废之。（《文集》卷二十七）直言批评此书“议论凡鄙”，但也指出其中多载佳句，未可全盘否定而废之。
《老学庵笔记》卷七记述秦桧跋《后山集》，“谓曾南丰修《英宗实录》，辟陈无己为属”。陆游详辨孙觌诋议之非，认为秦桧“但误《五朝史》为《英宗实录》耳，至其言辟无己事，则实有之，不可谓无也”。陆游与父亲均遭受秦桧排挤迫害，诗文中亦多处抒发对秦桧的愤恨之情。但他是史家，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坚守史德与史识，仍实事求是地严肃记述考辨。体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
陆游对学者治学有严格的要求，认为不是什么人都可随便从事学术研究的。他以注杜诗为例说：“近世注杜诗者数十家，无一字一义可取。盖欲注杜诗，须去少陵地位不大远，乃可下语。不然，则勿注可也。今诸家徒欲以口耳之学揣摩得之，可乎？”（《跋柳书苏夫人墓志》，《文集》卷三十一）当时注杜诗者数十家，皆无任何学术价值，全是学术垃圾，陆游直言批评，嗤之以鼻。他对自己同样提出高要求，说：“书家以钟王为宗，亦须升钟王之堂，乃可置论耳。尔来书法中绝，求柳诚悬辈尚不可得，书其可遽论哉？然予为此意非独触人，亦不善自为地矣，览者当粲然一笑也。”（同上）对他人要求高，得罪他人，对自己要求高，则不善于自留地步。可见陆游心在学术，而不是将学术视为追名逐利之工具。
陆游治学，心细如发，一丝不苟，经常“咬文嚼字”，追根究底，一个字词都不放过，都要弄明白。如：
老杜《哀江头》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城北。”言方皇惑避死之际，欲往城南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然荆公集句两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为舛误，或以为改定，皆非也。盖所传本偶不同，而意则一也。北人谓向为望，谓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惑避死，不能记南北之意。（《老学庵笔记》卷七）陆游认为“望城北”即“向城北”，与“忘城北”意思一样，是写惶惑避死不能记南北之情状。王安石集句将杜诗“忘城北”写成“望城北”，既不是“舛误”，也不是“改定”。杜诗此句一作“望城北”，一作“忘南北”，“望”或作远望解，亦通。陆游解释是一家之言，自圆其说，虽未必成为“定论”，但其认真态度是可贵的。
陆游认为没有扎实的功底，广博的学识，充分的知识积累，不应轻易动笔著书。他在《〈施司谏注东坡诗〉序》中谈到早年自己在蜀中任职时与范成大一起讨论东坡诗的情况。东坡诗“援据宏博，旨趣深远”，任渊不敢注解，陆游也不敢注解。陆游写此序文时，上距与范成大讨论东坡诗时已二十五年，以陆游的学识，加之几十年来对东坡诗的研读，应是可以为之作注的，可最终陆游仍不敢动笔。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实事求是。可见，陆游对自己要求甚严，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绝不护短，更不会不懂装懂，草率著书，欺世盗名。这种态度是值得特别表彰的。
做学问，不只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陆游更强调实践。他有一种科学精神，重实验，亲身体验，不盲从，不迷信书本和“常言”。《老学庵笔记》卷二云：
淮南谚曰：“鸡寒上树，鸭寒下水。”验之皆不然。有一媪曰：“鸡寒上距，鸭寒下嘴耳。”上距，谓缩一足，下嘴，谓藏其味于翼间。
陆游对习见的大家都不怀疑的“鸡寒上树，鸭寒下水”谚语亲自观察验证，发现所言并不符合事实。他不耻下问，向有生活经验的老媪请教，原来是音近而误写，意思全错了。这种治学精神在不重科学的古代更难能可贵。
陆游治学颇具“当代”意识，现实关怀，注重从“当代”立场认识和评价历史。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爱国情感，如《跋〈花间集〉》云：
《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邪？（《文集》卷三十）这实际上是以古言今，旨在针砭时弊，认为士大夫应以国事为重，拯民于水火，而不应沉溺于个人的娱乐享受。
作者对治学之弊有清醒的认识，善于发现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指出，以利于学术健康发展。他以时人注解杜甫诗为例：
今人解杜诗，但寻出处，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阳楼》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此岂可以出处求哉？纵使字字寻得出处，去少陵之意益远矣。盖后人元不知杜诗所以妙绝古今者在何处，但以一字亦有出处为工，如《西昆酬倡集》中诗，何曾有一字无出处者，便以为追配少陵，可乎？且今人作诗，亦未尝无出处，渠自不知，若为之笺注，亦字字有出处，但不妨其为恶诗耳。（《老学庵笔记》卷七）他认为杜诗的优劣不在于是否字字有来历，而在于意蕴是否丰富深刻，时人解杜诗亦不应只寻出处，那样便是没有真正认识到杜诗的绝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