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大清体制内的改革者:曾国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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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看曾国藩玩转职场(3)

由于曾国藩上奏时,左副都御史文瑞、大理寺卿倭仁、通政使罗悖衍等也各上奏疏,陈述政事。咸丰帝还将通政副使王庆云、鸿胪寺少卿刘良驹及科道官上的奏折,交有关部门议行。因此,咸丰帝收到曾国藩奏折的时候,也奖许一番,称其“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湛嘉纳”,“折内所请保举人才、广收直言,迭经降旨宣示”,对折中“日讲”的建议,命礼部等衙门讨论切实办法。

当年四月初,曾国藩参照《会典》等书,将他拟定的日讲十四条上奏。随后,在荐举人才时,他举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可当重任。

传统中国当王朝更迭时,往往有政策的大调整。而一个王朝老皇帝崩逝、新皇帝即位之初,也有一番政策小调整。这就是说,在专制的统治下,由于皇帝的最高权威性,因此即使他在位期间有什么不适宜的政策,往往也难以纠正,只好等待新旧交替时调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尤其是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自我调整”的机制已很老化,上述情况更加明显。如明朝的嘉靖皇帝十几年不上朝,整天在宫中炼丹,与道士、宫女混迹一起。朝臣上的奏疏大多连看都不看,就“留中”了,也就是不交有关部门讨论执行。这位统治了四十余年的皇帝,给明朝带来了中衰。他的晚年,终于有一位天下后世都闻名的大臣上了一道疏,大骂皇帝一通,其中有一句说:“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意思是说天下人早就认为您不应当皇帝了。这个人就是海瑞。嘉靖皇帝看到这句气得浑身发抖,把奏疏摔在地上。不久,这位皇帝倒真的想辞去皇帝,当太上皇,并举海瑞疏为证。但这种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一切只好等待新君即位。

当年,曾国藩上奏了《应诏陈言折》《条陈日讲事宜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议汰兵疏》等。这些折疏所言之事似乎已不太新鲜,但出自曾国藩对清廷的忠耿之心、妙手之文,恳切、生动,跃然纸上。奏折揭示了人民的种种疾苦、钱贱银贵等情;官场黑暗、官吏无能、腐败、害民扰民之实况;还提出兵伍不精,徒费国用,建议裁汰五万绿营兵,以裕国用;并提出选拔有用之人,制定严格的培养、考察、升黜制度等。

这些奏折没有发生任何实际效果,甚至于皇帝看没看都难说。当时应诏上的折子也太多,咸丰虽值英年,又主动征求言路,但是国家问题太多,上奏提的问题又大致相类。所以,皇帝看得多了也就懈怠,哪能一一回复,大不了的,批个“知道了”,也就算不错了。

然而,当时的政治形势却急骤发展。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桂平爆发,短短几个月就接连打败清朝钦差大臣李星沅、广西巡抚周天爵的围追堵截,突出重围,扯旗北上,称王封制,成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同年3月,咸丰任命他的舅舅、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担任前线总指挥,任命顺天府尹邹鸣鹤为广西巡抚,协办军务。当时,赛尚阿的职位最高,与咸丰帝的关系也最密切。派他直奔广西前线,在朝野之中,引起极大反响,大家认为这次的形势可不一般了。

曾国藩更是着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发牢骚说,自己的多篇上疏、大臣们的纷纷奏章,皇帝多置于不问,或以“勿庸议”三字了之,或下一旨空文,而后“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不相与”,将“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表示不满。

“为国藩篱”的“血诚”,促使曾国藩于1851年5月上了一个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折。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自己是冒着极大风险上的此折,因为曾家受恩深重,自己身为二品大员,诰封三代,此时不尽忠直言,对不起国家黎民。他认为,新君登位,满朝谨小慎微,“唯阿之风”正在刮起,对青年皇帝不是好事,若是滋长了皇帝的“骄矜”,养成“恶直而好谀”的习性,可就是国家的祸事了。因此趁着元年新政,冒死把“骄矜之机关说破”,使皇帝“日就竞业”,使廷臣“趋于骨鲠”,以树立朝廷进取之风气。

出于“济世以匡主德”的大目的,曾国藩进行了这次冒死的犯颜直谏,几乎因此而丢了前程甚至是脑袋。

这次上疏的内容的确也是不比寻常的,他是直接给皇帝提意见,是揭皇帝的短。其宗旨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批评咸丰苛求小节,疏于大计,对广西前线的将帅安排不当;第二方面是批评咸丰文过饰非,不求实际;第三方面批评咸丰骄矜,出尔反尔,刚愎自用,骄傲自满,言行不一。

据说,曾国藩的这个疏稿不仅呈给了皇帝,而且他怕又像上几篇奏稿那样,石沉大海。在上朝时曾把要害之处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背了出来。

自广西金田起义后,前线的风声越来越紧,咸丰的朝会也就很多,所议内容多也是战争之事。在一次朝会上,曾国藩跪奏了那篇稿子的主要内容。

开始一段,他跪奏了“防琐碎之风”,举的例子是皇帝自继统之后,往往以小节归咎大臣,因小失大。而广西的军事用人,也是因小失大,筹借中皆有失误。

曾国藩操着不易听懂的湖南口音,唯恐皇帝听不真,说得很慢。朝堂上的百官清清楚楚地听到曾国藩句句指责的是皇帝本人,因此鸦雀无声,不知道会如何收场。

咸丰听完了第一段,克制着火气,又往下听。曾国藩第二节讲的是“杜文饰之风”,举的例子是皇帝广开言路,但对群臣所奏,大抵以“知道了”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以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曾国藩先批评皇帝处理广西军务失措,又批评皇帝开言路是做样子。

随后,曾国藩又跪奏了第三节“防骄矜之气”,指责咸丰“饰非拒谏”“娱神淡远”“恭己自怡”“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

曾国藩在百官面前如此指责咸丰皇帝“骄矜”“虚文”,而且举出了一大堆例子,至高无上的天子尊严受到了挫辱。于是,龙颜大怒,大喝:“狂悖!”“该当何罪!”马上要令军机拟曾国藩之罪。

幸亏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出班跪求,说他罪该万死,但冒死直陈,出于对国家的愚忠,原视皇帝为舜尧,自古“君圣逆直”,望免其罪。咸丰这才没有加罪。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咸丰初期的主要作为,表现了他不同于一般官宦的抱负和远见,同时也显示了他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望。从清廷到湖南家乡,许多人都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请曾国藩将他的上书呈转。曾国藩在复信中说:现今世风日下,而官吏们又狭隘酷烈,内观身世沉浮无有涯期,外观满眼民生日蹙。实际道出的是他自己的感受。

当曾国藩没有上书指陈咸丰缺失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抄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同乡老朋友刘蓉、郭嵩焘、江忠源、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敬佩,曾国藩在湖南的威望也就日高,这对他后来组建湘军,吸收人才有很大作用。

曾国藩的“犯颜直谏”虽未成功,但影响极大,他的“鲠声”在清朝官吏中传扬开来。尤其在湖南的知识分子中,如刘蓉,罗泽南、郭嵩焘、江岷樵、彭玉麟、朱尧阶、欧阳兆熊、江忠源等人都一齐夸赞曾之“大疏所陈,动关至计,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说此举可“慰天下贤豪之望,尽大臣报国之忠!”

面对机遇保持理智

一个人一旦忙碌起来便会忽略掉很多东西,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赴京就职以来,为了仕途前程,曾国藩已阔别家乡整整十二年。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的祖母病故,他闻讣后即欲南归,但未能成行。第二年春天,星冈公身患重病。曾国藩闻讯后除写信给父母、几位弟弟详商治疗办法后,他决定一定要回家探望,但是,身为官场中人,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他在给弟弟们写的信中说道,自己回家有三难:一是无钱;二是家眷众多,回不回都不好办;三就是回家就必须暂时离职,假期期满等候补缺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