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摆出破釜沉舟的架势，亲自坐镇天城堡指挥，决定第二天通过地道炸城，下令退者即斩，最先入城者记头功。
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下令点火。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靠近太平门一带的城墙出现了一个二十多丈宽的缺口，一时烟焰冲天，抢先冲向缺口的四百多名湘军全部死于烟尘之中。缺口两边聚集着数千名太平军将士，一时间炮弹、枪子、石块、刀箭都向缺口处飞来，湘军此时早已杀红了眼，呼啸一声，不顾前面危险，踏尸而过，乘机涌入城中。
湘军入城后，对天京实行了“烧”、“杀”、“抢”的政策，血洗天京城。首先对天京城进行焚烧。太平军大多依靠巷战，一幢幢房子就成了他们的据点，湘军为对付太平军，干脆把房子也烧掉了，并且把城中财宝劫掠一空。大火在天京城一共烧了八天，如若没有6月24日的大雨，大火不知道到何时得以平息。经过这番大火，天京城几乎成了一片废墟。
湘军入城后大肆屠杀生灵百姓。曾国藩在奏折中这样写道：“三日之内，毙贼十余万人，秦淮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王将、天将及大小酋目约有三千余名，死于敌军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及自焚者居其半。”
当然，这里面包含有曾国藩为邀军功而虚报数字的可能性，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湘军确实杀人如麻。湘军在把天京城攻下五天后，即6月21日，整个金陵城中，“尸骸塞路，臭不可闻”。在23日时，“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担又无窑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一人俱无。老者无不受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可见，湘军在天京城杀戮的很多都是平民百姓，并且其中的大部分是老、幼、病、残、孕者，极其惨无人道。
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参加攻城的每个湘军军官和士兵，上至曾国荃，下至无名小卒，全都发了大财。他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建筑物上的木料也拆下来，从城墙上吊出，用船运回湖南。顿时，整个长江中，千船百舸，联樯而上，满载从天京抢来的财物、妇女，日夜不停地向湖南行驶。曾国荃更是“老饕”之名满天下。
湘军在天京城还大肆强掳和奸淫妇女，使妇女的身心受到极大破害。赵烈文曾说：“妇女四十岁以下一人俱无”，可见湘军对待妇女之残忍。许多湘军将领都是好色之徒，总兵李臣典把天京城攻下一个月便一命呜呼，原因是“恃气壮气盛，不谨疾之由”。
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自己一手训练的湘军，是鼓励他们纵火杀人的。那么对于抢劫呢？他则是默许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天京不复存在了。太平天国也在这场炮火中作了历史性的永诀。六朝金粉，秦淮名胜，在这场血与火的洗礼中加进了更为沉重的历史内涵。不以成败论英雄，天京陷落了，太平天国灭亡了。
李秀成之死
曾国藩的湘军攻下天京城后，烧、杀、抢、掠，对天京城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对太平军的俘虏尽数杀戮，这在历朝历代的战争中都是罕见的。这其中，曾国藩擅作主张杀害太平天国将领忠王李秀成一事，尤其值得单独列出来记述。
封号为忠王的李秀成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幼年和父母一起“寻食度日”，生活十分艰难。1849年，二十六岁的李秀成加入了拜上帝教。1851年9月参加太平军。由于李秀成作战机智勇敢，他从一名普通的士兵很快晋升为青年将领。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杨秀清亲自提拔他为右四军帅。不久，又升为后四监军。同年10月，李秀成随石达开赴安庆抚民，因其“逢轻重苦难不辞”，“修营作寨，无不尽心”。所以，在1854年春，再提拔为二十指挥，派往庐州镇守。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军事将领。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6日，十六岁的幼主洪天贵即位。7月19日，湘军挖地道用火药炸塌城墙，冲入城内。太平军一万多人与湘军展开肉搏战，一部分战死，其余在混乱中突围。李秀成保着幼天王出逃，因幼主坐骑有疾，他便将自己的战马让予幼主，并掩护其突围，结果他自己因“马不能行”，在天京城外东南的方山被清军擒获。
李秀成同陈玉成一样是广西滕县人，因为他非常重信义而远近闻名，并擅长用兵，军中无人不佩服他。李秀成被捕后，被曾国荃审问，李秀成回答说：“别再白费力气了，给我纸笔，我写出来就是。”他坐在囚笼中，每天写七千多字，一共写了十天的时间。据说，曾国藩曾承诺，若李秀成投降就不杀他，而且，李秀成在他的供状中也已经表示愿意投降，答应只要饶他不死，他可让太平军停止战斗：“蒙九帅（曾国荃）恩给饭食，中堂驾由皖来，当承讯问，我心悔已迟，是以将国中一切供呈。我为姓洪之将，外众将兵俱是我辖，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全投降，而酬高厚，以对大清皇上，以赎旧日之罪。在我主在邦，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在外，我不能卫天国，又听我兵害民，皆我之罪也。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将，再有反复变心，仍正国法，如办不成，亦正国法。若中堂不信我有此本事，仍镇在禁，容我写信劝去。我在皖省居中，好办两岸之事，请示中堂，意下如何。”虽然李秀成写下了这样的悔过书，但曾国藩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也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最终，李秀成被凌迟处死。
李秀成为什么没有逃过劫难，曾国藩为什么出尔反尔？归结起来，大概有以下理由：
李秀成的名望是首因。洪秀全死后，李秀成实际上已经代替了洪秀全的地位。如果不把他杀了，一旦让他脱逃掉，他依然会领导几十万仍在各地战斗的太平军，这对朝廷是不利的。而且，对于这位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曾国藩也不可能掌握对他生杀予夺的大权，而只有朝廷才有做出决定的权力。
其次，是由于太平军将士对李秀成的拥戴。《太平天国战纪》中曾经有这样的记载：“松王陈得风已降国荃，见秀成在虏，向之拜。国荃叱之，得风曰：‘吾为母而降，事泄当死，蒙王不杀，今无以为报，故拜耳。’秀成被杀，年四十。”李秀成虽然已经落入了湘军手中，其手下将士仍然非常敬重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秀成对将士的影响力。
第三个原因，就是李秀成对天京之战的一切都了解得很详细，而曾国藩的奏折大都偏离事实，在诸如天京城守兵、财富、湘军的烧杀掳掠等问题上，李秀成都了解得非常清楚。一旦他将这些事实泄露给朝廷，曾国藩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灾难。这是曾国藩杀李秀成最重要的原因。虽然李秀成写了十天的供词，每天写七千多字，但是最终保留下来的才有两万多字。那么，另外那部分供词到哪里去了呢？很明显，那些内容被曾国藩删节了。
清军在抓到了李秀成后，曾国藩在《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贼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中这样写道：“至伪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五夜，提折萧孚泗亲自搜出，并搜擒王次兄洪仁达。7月20日，曾国荃亲讯，供认不讳。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29日，朝廷在给曾国藩的上谕中说：“其逆首李秀成、洪仁达等，均系内地乱民，不必献俘；第该逆等罪恶贯盈，自应槛送京师，审明后尽法惩治，以泄神人之愤。著曾国藩遴派妥员，将李秀成、洪仁达押解来京，并咨明沿途督抚，饬地方文武多派兵役小心护送，毋稍大意。”
从朝廷给曾国藩的回复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清廷要求曾国藩将李秀成、洪仁达押送京师，沿途要小心护送。然而，曾国藩为了掩饰自己在天京城的事情，却给朝廷玩了一个小小的把戏，即在朝廷的谕旨下达前就处死了李秀成。
不做第二个赵匡胤
攻克天京，曾国藩兄弟功勋盖世，为了显示天恩浩荡，天京城内余烬未熄，尸骸尚存，清政府就对这班功臣们颁发了赏赐。曾国藩官封太子太保，授爵一等侯，世袭罔替。曾国荃官封太子少保，一等伯。其他攻城的将领也都有爵尉封赏不等。汉人封侯，清朝仅此一例，兄弟同日封伯侯，可以说是旷古无有的殊荣，曾国藩对清廷感激涕零。
然而就在殊荣背后，清醒冷静，目光深邃的曾国藩还是看到了自己危机四伏。
曾国藩出身贫寒，只是汉族的一个中小地主身份。这在重满轻汉的清朝，其地位是相当低下的。他之所以后来能平步青云，跻身六曹，除了有自身的努力外，主要是靠穆彰阿的举荐和提携。道光皇帝死后，穆彰阿被罢，曾国藩也就失去了靠山，所以在整个咸丰年间，他一直都很不得意。创建湘军之初，就不断受到某些大臣的攻击，在攻克武昌之时，又失巡抚一职，后来一直没有得到他梦想的封疆大权，致使处处碰壁，心灰意冷，几乎愤然不问世事。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瓦解，不得不转而依靠湘军，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慈禧掌权以后采取了更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外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迅速扩军，其嫡系部队由二万速增至五万。各路湘军总数三十万人，曾国藩能够直接指挥的就有十二万之多。三千里长江无一船不挂曾字旗。这就不能不使清政府心生疑惧。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历代君王都是如此。
其实如今贵为甲侯，权绾两江，声动四海，名重五岳的曾国藩也不是没有想过做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赵匡胤。但就条件来说，无论是政治条件还是军事条件，他当时都不具备：首先是政治上，他虽然因为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而获得地主阶级人士的一致赞扬。但其威望远没有达到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程度。其次在军事上，虽然眼下湘军兵力在苏、浙、赣、皖南等地，占绝对优势。但官文、冯子材、都兴阿都环伺四周。尤其是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虎视眈眈，只要湘军稍有反叛端倪，他们便会四面包围。还有湘军内部的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位列督抚，战功显赫，对曾国藩的不满情绪早已暴露，而朝廷又竭力笼络，有意扩大内部裂缝，从而达到分化湘军的目的。李鸿章虽然与曾国藩的关系亲密，但他对曾国藩并非一片愚忠，他只会与其共荣，不能与其同辱。一旦曾国藩起兵，李鸿章只会按兵不动，坐观战局，一有不利，立刻便会倒戈。
对于这些情况，曾国藩看得比谁都清楚。尤其是他也看清了自己的九弟曾国荃，即使起兵能侥幸成功，黄袍加身也难保这个心高气傲，倔强狠恶的曾老九，不会做烛光斧影千古之谜的赵光义。
因此，考虑再三，权衡得失，曾国藩只能走自剪羽翼的道路，以清除清政府的戒心，保住自己功臣之名，侯爵之位，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为此，曾国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裁撤了一部分湘军。其次，又奏请朝廷停解厘金。接着又陈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这三项围绕兵权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大大消除了清政府的戒备，缓解了他与清政府的矛盾。
这样，曾国藩在占领天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将自己嫡系五万人裁撤一半，仅留下二万人驻金陵（天京，今南京）、芜湖、金柱关等地。为了重振封建教化，笼络江南士子，曾国藩又下令修复江南贡院，并于当年举行乡试，得到了江南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拥护。
太平军成就曾国藩
德国著名剧作家、诗人歌德曾经说，曾国藩是时代的产儿，如果他早生二十年或晚生二十年，他都将是另一种类型。其实，这话从历史的角度说明了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成就了他。常言道：时势造英雄。其实，英雄也好凡人也罢，都离不开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三国时期善于相人的许子将曾预言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同样是这一个曹操，生逢太平治世或者乱离之世，就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英雄固然也造就着时势，以他们不同于平凡人的所作所为影响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这种影响力的大小与强弱，以及能否发挥其影响力，都要首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
曾国藩如果早生二十年或者晚生二十年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类型？这已经不容许也没有必要去假设了。历史将他推到了不早不晚的这样一个时代，使他的中晚年（也就是最有作为的时期）碰上了大清王朝最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把他推到了与太平天国殊死斗争的前台。
毫无疑问，从咸丰二年（1852年）墨绖（dié）出山，以一介书生练兵征战是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是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了他，造就了湘军，不然他的人生真的会是“另一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