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大清体制内的改革者:曾国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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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太平天国走上末路(2)

曾国荃摆出破釜沉舟的架势,亲自坐镇天城堡指挥,决定第二天通过地道炸城,下令退者即斩,最先入城者记头功。

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下令点火。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靠近太平门一带的城墙出现了一个二十多丈宽的缺口,一时烟焰冲天,抢先冲向缺口的四百多名湘军全部死于烟尘之中。缺口两边聚集着数千名太平军将士,一时间炮弹、枪子、石块、刀箭都向缺口处飞来,湘军此时早已杀红了眼,呼啸一声,不顾前面危险,踏尸而过,乘机涌入城中。

湘军入城后,对天京实行了“烧”、“杀”、“抢”的政策,血洗天京城。首先对天京城进行焚烧。太平军大多依靠巷战,一幢幢房子就成了他们的据点,湘军为对付太平军,干脆把房子也烧掉了,并且把城中财宝劫掠一空。大火在天京城一共烧了八天,如若没有6月24日的大雨,大火不知道到何时得以平息。经过这番大火,天京城几乎成了一片废墟。

湘军入城后大肆屠杀生灵百姓。曾国藩在奏折中这样写道:“三日之内,毙贼十余万人,秦淮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王将、天将及大小酋目约有三千余名,死于敌军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及自焚者居其半。”

当然,这里面包含有曾国藩为邀军功而虚报数字的可能性,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湘军确实杀人如麻。湘军在把天京城攻下五天后,即6月21日,整个金陵城中,“尸骸塞路,臭不可闻”。在23日时,“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担又无窑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一人俱无。老者无不受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可见,湘军在天京城杀戮的很多都是平民百姓,并且其中的大部分是老、幼、病、残、孕者,极其惨无人道。

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参加攻城的每个湘军军官和士兵,上至曾国荃,下至无名小卒,全都发了大财。他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建筑物上的木料也拆下来,从城墙上吊出,用船运回湖南。顿时,整个长江中,千船百舸,联樯而上,满载从天京抢来的财物、妇女,日夜不停地向湖南行驶。曾国荃更是“老饕”之名满天下。

湘军在天京城还大肆强掳和奸淫妇女,使妇女的身心受到极大破害。赵烈文曾说:“妇女四十岁以下一人俱无”,可见湘军对待妇女之残忍。许多湘军将领都是好色之徒,总兵李臣典把天京城攻下一个月便一命呜呼,原因是“恃气壮气盛,不谨疾之由”。

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自己一手训练的湘军,是鼓励他们纵火杀人的。那么对于抢劫呢?他则是默许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天京不复存在了。太平天国也在这场炮火中作了历史性的永诀。六朝金粉,秦淮名胜,在这场血与火的洗礼中加进了更为沉重的历史内涵。不以成败论英雄,天京陷落了,太平天国灭亡了。

李秀成之死

曾国藩的湘军攻下天京城后,烧、杀、抢、掠,对天京城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对太平军的俘虏尽数杀戮,这在历朝历代的战争中都是罕见的。这其中,曾国藩擅作主张杀害太平天国将领忠王李秀成一事,尤其值得单独列出来记述。

封号为忠王的李秀成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幼年和父母一起“寻食度日”,生活十分艰难。1849年,二十六岁的李秀成加入了拜上帝教。1851年9月参加太平军。由于李秀成作战机智勇敢,他从一名普通的士兵很快晋升为青年将领。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杨秀清亲自提拔他为右四军帅。不久,又升为后四监军。同年10月,李秀成随石达开赴安庆抚民,因其“逢轻重苦难不辞”,“修营作寨,无不尽心”。所以,在1854年春,再提拔为二十指挥,派往庐州镇守。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军事将领。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6日,十六岁的幼主洪天贵即位。7月19日,湘军挖地道用火药炸塌城墙,冲入城内。太平军一万多人与湘军展开肉搏战,一部分战死,其余在混乱中突围。李秀成保着幼天王出逃,因幼主坐骑有疾,他便将自己的战马让予幼主,并掩护其突围,结果他自己因“马不能行”,在天京城外东南的方山被清军擒获。

李秀成同陈玉成一样是广西滕县人,因为他非常重信义而远近闻名,并擅长用兵,军中无人不佩服他。李秀成被捕后,被曾国荃审问,李秀成回答说:“别再白费力气了,给我纸笔,我写出来就是。”他坐在囚笼中,每天写七千多字,一共写了十天的时间。据说,曾国藩曾承诺,若李秀成投降就不杀他,而且,李秀成在他的供状中也已经表示愿意投降,答应只要饶他不死,他可让太平军停止战斗:“蒙九帅(曾国荃)恩给饭食,中堂驾由皖来,当承讯问,我心悔已迟,是以将国中一切供呈。我为姓洪之将,外众将兵俱是我辖,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全投降,而酬高厚,以对大清皇上,以赎旧日之罪。在我主在邦,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在外,我不能卫天国,又听我兵害民,皆我之罪也。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将,再有反复变心,仍正国法,如办不成,亦正国法。若中堂不信我有此本事,仍镇在禁,容我写信劝去。我在皖省居中,好办两岸之事,请示中堂,意下如何。”虽然李秀成写下了这样的悔过书,但曾国藩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也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最终,李秀成被凌迟处死。

李秀成为什么没有逃过劫难,曾国藩为什么出尔反尔?归结起来,大概有以下理由:

李秀成的名望是首因。洪秀全死后,李秀成实际上已经代替了洪秀全的地位。如果不把他杀了,一旦让他脱逃掉,他依然会领导几十万仍在各地战斗的太平军,这对朝廷是不利的。而且,对于这位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曾国藩也不可能掌握对他生杀予夺的大权,而只有朝廷才有做出决定的权力。

其次,是由于太平军将士对李秀成的拥戴。《太平天国战纪》中曾经有这样的记载:“松王陈得风已降国荃,见秀成在虏,向之拜。国荃叱之,得风曰:‘吾为母而降,事泄当死,蒙王不杀,今无以为报,故拜耳。’秀成被杀,年四十。”李秀成虽然已经落入了湘军手中,其手下将士仍然非常敬重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秀成对将士的影响力。

第三个原因,就是李秀成对天京之战的一切都了解得很详细,而曾国藩的奏折大都偏离事实,在诸如天京城守兵、财富、湘军的烧杀掳掠等问题上,李秀成都了解得非常清楚。一旦他将这些事实泄露给朝廷,曾国藩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灾难。这是曾国藩杀李秀成最重要的原因。虽然李秀成写了十天的供词,每天写七千多字,但是最终保留下来的才有两万多字。那么,另外那部分供词到哪里去了呢?很明显,那些内容被曾国藩删节了。

清军在抓到了李秀成后,曾国藩在《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贼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中这样写道:“至伪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五夜,提折萧孚泗亲自搜出,并搜擒王次兄洪仁达。7月20日,曾国荃亲讯,供认不讳。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29日,朝廷在给曾国藩的上谕中说:“其逆首李秀成、洪仁达等,均系内地乱民,不必献俘;第该逆等罪恶贯盈,自应槛送京师,审明后尽法惩治,以泄神人之愤。著曾国藩遴派妥员,将李秀成、洪仁达押解来京,并咨明沿途督抚,饬地方文武多派兵役小心护送,毋稍大意。”

从朝廷给曾国藩的回复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清廷要求曾国藩将李秀成、洪仁达押送京师,沿途要小心护送。然而,曾国藩为了掩饰自己在天京城的事情,却给朝廷玩了一个小小的把戏,即在朝廷的谕旨下达前就处死了李秀成。

不做第二个赵匡胤

攻克天京,曾国藩兄弟功勋盖世,为了显示天恩浩荡,天京城内余烬未熄,尸骸尚存,清政府就对这班功臣们颁发了赏赐。曾国藩官封太子太保,授爵一等侯,世袭罔替。曾国荃官封太子少保,一等伯。其他攻城的将领也都有爵尉封赏不等。汉人封侯,清朝仅此一例,兄弟同日封伯侯,可以说是旷古无有的殊荣,曾国藩对清廷感激涕零。

然而就在殊荣背后,清醒冷静,目光深邃的曾国藩还是看到了自己危机四伏。

曾国藩出身贫寒,只是汉族的一个中小地主身份。这在重满轻汉的清朝,其地位是相当低下的。他之所以后来能平步青云,跻身六曹,除了有自身的努力外,主要是靠穆彰阿的举荐和提携。道光皇帝死后,穆彰阿被罢,曾国藩也就失去了靠山,所以在整个咸丰年间,他一直都很不得意。创建湘军之初,就不断受到某些大臣的攻击,在攻克武昌之时,又失巡抚一职,后来一直没有得到他梦想的封疆大权,致使处处碰壁,心灰意冷,几乎愤然不问世事。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瓦解,不得不转而依靠湘军,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慈禧掌权以后采取了更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外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迅速扩军,其嫡系部队由二万速增至五万。各路湘军总数三十万人,曾国藩能够直接指挥的就有十二万之多。三千里长江无一船不挂曾字旗。这就不能不使清政府心生疑惧。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历代君王都是如此。

其实如今贵为甲侯,权绾两江,声动四海,名重五岳的曾国藩也不是没有想过做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赵匡胤。但就条件来说,无论是政治条件还是军事条件,他当时都不具备:首先是政治上,他虽然因为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而获得地主阶级人士的一致赞扬。但其威望远没有达到能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程度。其次在军事上,虽然眼下湘军兵力在苏、浙、赣、皖南等地,占绝对优势。但官文、冯子材、都兴阿都环伺四周。尤其是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虎视眈眈,只要湘军稍有反叛端倪,他们便会四面包围。还有湘军内部的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位列督抚,战功显赫,对曾国藩的不满情绪早已暴露,而朝廷又竭力笼络,有意扩大内部裂缝,从而达到分化湘军的目的。李鸿章虽然与曾国藩的关系亲密,但他对曾国藩并非一片愚忠,他只会与其共荣,不能与其同辱。一旦曾国藩起兵,李鸿章只会按兵不动,坐观战局,一有不利,立刻便会倒戈。

对于这些情况,曾国藩看得比谁都清楚。尤其是他也看清了自己的九弟曾国荃,即使起兵能侥幸成功,黄袍加身也难保这个心高气傲,倔强狠恶的曾老九,不会做烛光斧影千古之谜的赵光义。

因此,考虑再三,权衡得失,曾国藩只能走自剪羽翼的道路,以清除清政府的戒心,保住自己功臣之名,侯爵之位,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为此,曾国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裁撤了一部分湘军。其次,又奏请朝廷停解厘金。接着又陈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这三项围绕兵权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大大消除了清政府的戒备,缓解了他与清政府的矛盾。

这样,曾国藩在占领天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将自己嫡系五万人裁撤一半,仅留下二万人驻金陵(天京,今南京)、芜湖、金柱关等地。为了重振封建教化,笼络江南士子,曾国藩又下令修复江南贡院,并于当年举行乡试,得到了江南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拥护。

太平军成就曾国藩

德国著名剧作家、诗人歌德曾经说,曾国藩是时代的产儿,如果他早生二十年或晚生二十年,他都将是另一种类型。其实,这话从历史的角度说明了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成就了他。常言道:时势造英雄。其实,英雄也好凡人也罢,都离不开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三国时期善于相人的许子将曾预言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同样是这一个曹操,生逢太平治世或者乱离之世,就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英雄固然也造就着时势,以他们不同于平凡人的所作所为影响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这种影响力的大小与强弱,以及能否发挥其影响力,都要首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

曾国藩如果早生二十年或者晚生二十年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类型?这已经不容许也没有必要去假设了。历史将他推到了不早不晚的这样一个时代,使他的中晚年(也就是最有作为的时期)碰上了大清王朝最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把他推到了与太平天国殊死斗争的前台。

毫无疑问,从咸丰二年(1852年)墨绖(dié)出山,以一介书生练兵征战是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是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了他,造就了湘军,不然他的人生真的会是“另一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