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大清体制内的改革者:曾国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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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墨绖出山(1)

曾国藩大胆改革传统兵制,他“以礼治军”“勤恕廉明”,加强对军队的思想教化和控制,所组建的湘军“赤地立新,特开生面”,走出了传统团练的窠臼,开创了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的先河。

“曾剃头”办团练

团练源于唐德宗年间。当初的统治者把乡民组织起来形成地方性的地主武装。这种武装形式很灵活,有战争的时候奉命出征,没有战争的时候就回府务农。玄宗用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之后,兵农分离,但各藩镇仍然延用团练的办法。清代前期,团练的情况也存在,但是大多是时聚时散。嘉庆年间,苗民在贵州、湖南两地发生暴动,凤凰厅同知傅鼐“乃日招流亡,附郭栖之,团其丁壮,而碉其要害,积十余碉则堡之”,后来平定苗疆时,团练的兵力和碉堡的战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白莲教教徒起义,白莲教运动波及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等省,持续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德楞泰和明亮上奏皇帝,请求用乡勇和碉堡如法炮制,嘉庆帝发布诏书命各地都用此方法,最后才镇压了白莲教起义。

因为以往有镇压白莲教起义的成功经验,所以当太平军兴起时,咸丰帝在积极布防的同时,还发布上谕要求各省团练乡民,企图使八旗兵和绿营兵在内的正规军与团练乡勇密切配合,一起镇压太平军的起义,于是在全国就掀起了第一个办团练的浪潮。由于丁忧或请假在籍的官吏对地方的情况较为熟悉,清廷就委派他们与地方督抚配合行动。前刑部尚书陈孚恩是被任命的第一个团练大臣,时间在咸丰二年八月,曾国藩就是第二个团练大臣,时间在这年十一月。接着这年十二月到咸丰三年二月,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累计任命了四十九名团练大臣。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太平军消灭了江南大营,清廷进一步意识到必须依靠地主武装才能取得胜利,在全国各地办团练的第二次浪潮又兴起了,清廷又先后任命了四十三个团练大臣。这九十二人中,官职由高到低,自前尚书至已革总兵不等,分布在十六个省份。由此可见清廷如何重视办团练事宜。

曾国藩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严厉打击民间暴动,原因是随着日益扩大的太平军势力,湖南境内各会党趁此机会纷纷涌出,平日受尽官吏欺压的百姓为反抗官府也都趁机组织了起来。是时,太平军虽已离开长沙,但挥师湖南是随时都有可能的事情,到时候湖南境内的各股反抗力量与太平军部队相结合,清政府在湖南的统治就将宣告结束。而且,即使太平军还没有进攻到湖南,各地民间组织的武装暴动也扰乱了整个湖南官场,让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此时的曾国藩,一面招募兵勇进行训练,一面集中兵力镇压各地起义,他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与太平军对阵。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担任了湖南省团练大臣,而后,他又在省城长沙设立了审案局,招募勇丁,揭开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序幕。

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曾国藩与郭嵩焘从家乡动身前往省城长沙,途经湘乡县城时,又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征调湘乡练勇一千名赴省城的扎令。正好这一千练勇由曾国藩带走,湘乡的岁泽南、刘蓉、王錱、朱孙诒也随曾国藩而去。这些人便是曾国藩初办团练的班底。

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曾国藩一行率带一千湘乡练勇赶至长沙。

未进城时,早有江忠源、左宗棠率带楚勇和乡绅及昔日岳麓书院的一班同学、同乡前来迎接。

来至巡抚衙门,张亮基在大开的中门外带领省署诸班官员大张旗鼓,迎接曾国藩一行的到来。从此,曾国藩以一文员侍郎之身分,开始了军伍生涯。

第二天,曾国藩即向皇上呈递奏折,要求在长沙建大团,成一劲旅,以剿灭“洪杨发匪”。

不久,便有五百里加急信马报达,咸丰亲批朱愉:“悉心办理,以资防剿。”随后即把带来的一千团丁编为两营,由罗泽南、王錱各带一营。从中抽调八十名精悍,组成亲兵队,由曾国葆统带。又组织一帮人马,十余名委员,在紧挨巡抚衙门的鱼塘口,新开了一个衙门,招牌上写着“湖南审案局”。委托过去岳麓书院的同窗,在籍江苏候补知州黄廷瓒负责。

初来长沙,曾国藩对未来的发展并无多大成算。自己上报给皇帝的奏折,要在长沙成一劲旅,与太平军对抗。但实际上,皇帝的原旨是让他到省城帮办湖南团练事务。团练并非正规部队,其职守也只是“帮办”,归根结底是帮着省里维持地方治安,关键之时率带团练守卫地方。因此,曾国藩初来长沙的差使是对付地方的小股暴动。

湖南地面本来就“不靖”,受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也就更加不安宁了,“匪类”起事遍地皆是。至长沙不久,道州便发生天地会何贱苟等首领宣布起义,围攻县城。曾国藩即派王錱、刘长佑、李朝辅率湘乡团勇前往镇压。但队伍刚出发,忽接衡山草市刘积厚起事,杀死地方官,响应太平军。曾国藩又命王錱转回头去镇压刘积厚。可是命令刚发出,又有攸县的黑红会、桂阳的半边钱会、安化的串子会、永州的一柱香会起事。尚有被太平军打散的清军,也混在造反队伍里,四处抢劫。几天里,呈报到审案局的急件就有一大堆。

做过十几年京官,终日同经书、诗文打交道文员,虽官至二品,那曾见过这般阵势?况且手中仅有那千把未经训练的军队,由几名书生率带,真是顾了东顾不得西,一时弄得这位衔命出山的湖南团练大臣焦头烂额。

但是曾国藩却有他的办法和手段。他招集审案局委员及团丁,下令对地方不良分子一律处以重典,不论是盗贼、土匪、游勇,捉一个杀一个,谁捉一个,赏银五两。为了杀一儆百,他还命人制作一批木笼,类似于囚车,把拿获的土匪枷于木笼游街。游罢街也不取出,直至游死、饿死为止。于是,没过多久,湖南百姓士子都知道长沙出了个残忍酷毒的团练头子曾国藩。许多人向省里告状,说审案局是阎王殿,连审案局里的一些委员也表示不再干这伤天害理之事了。

张亮基却极力支持曾国藩的行动,他认为“宁失之于严,不失之于宽”。张亮基与曾国藩一个心眼,湖南地方对曾国藩的残酷杀人没地方告了。大家知道,因为“杀土匪”,告到咸丰那里也无济于事,皇帝恨的就是“土匪”太多。所以告曾国藩的状子没有了。于是,曾国藩每天的主要工作是命令杀人,凡捉到的都是“匪”,因此也用不着审问,只要“验明正身”,便立即斩首。于是,张亮基上折奏报咸丰,说曾国藩“有胆有识,刚强干练”。

曾国藩见数月以来,以严刑酷法对待骚乱确有成效,于是变本加厉,拟定“格杀勿论”、“就地正法”的告示,盖上“钦命帮办团练大臣曾”的紫花官印,让团丁四处张贴,弄得长沙城及湖南全省一片恐慌。

曾国藩向咸丰帝奏报,他任湖南帮办团练大臣之后,不满四个月由他直接领导的审案局就杀人137名;由他批示各县“就地处决”者更多,他给亲友的信中所写杀人之数远不止此数。因此他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抨击,人们送给他“曾剃头”、“曾屠户”的诨号,表示对他的愤恨。

曾国藩初办团练以杀人为营生,赚得个“曾剃头”的恶名。张亮基作湖南巡抚之时,处处让他放手去干,他还混得下去,但不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武汉失守,湖广总督徐广缙被革职,张亮基调往武昌,接了湖广总督的空缺。湖南巡抚由布政使潘锋署理。不久,原湖南巡抚骆秉章又重任旧职,布政使是徐有壬,按察使是由外处调来的陶恩培、都新。后调来的这三个人,完全不能接受曾国藩的做法,因此,曾国藩的日子日益艰难。

“亦官亦绅”的尴尬

曾国藩久居官场,对官场那一套早已看透,但他出面督办团练时,是没有“名分”的,这势必与旧的体制发生磨擦与矛盾。这种矛盾与磨擦大体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他的非官非绅的身份与地方官的矛盾;二是督办团练的做法与官场旧习的矛盾;三是湘军的建立发展壮大取代了正规军,因而与国家旧体制的矛盾。第一种矛盾使曾国藩感到办事不灵,第二种矛盾使他有“越俎代庖”之嫌。

这一时期的湖南巡抚是张亮基。张是江苏铜山(今徐州)人,举人出身,颇受云贵总督林则徐赏识。因林密荐,不到二年间四次升迁。道光末署云贵总督。

曾国藩最初出山办团练,是以丁忧侍郎的身份来“入局”的。丁忧是为他母亲守丧。按儒家的礼制,无论官做多大,必须尽孝道,为父母守丧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在此期间,朝廷要开去官缺,但仍享有原官品级的待遇,服丧期满,再到中央重新任职。也就是说,曾国藩有的是二品侍郎的虚衔,他这个“官”是虚职。同时,他又有“在籍”的身份,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于原籍,曾国藩在家乡守丧,因而又有了乡绅的身份。但他这个乡绅的身份也是虚的,因为他一旦服丧期满,又要离开湖南重返官场。而那些退休的官员才是真正的乡绅。就此而言,曾国藩的“亦官亦绅”都是虚衔,这就是他经常谈起“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原因。而好友刘蓉却有另一层说法,他说:“我看这句话要倒过来说,应该是‘亦官亦绅,办事必成’。侍郎公曾经有为官的身份,在朝廷上的影响绝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而侍郎公如此体贴民情,与我们这些书生能打成一片,也不是一般当官的人所能做到的。现在这支上万人的队伍,主要还得靠侍郎公。”

曾国藩听了这话,并没有表态。他作为湘军统帅是很自然的事情,也不用推辞。倒是刘蓉说他“亦官亦绅”,真正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他的双重身份,让他感觉到了自己的优势。

曾国藩何以有“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感慨呢?原来,曾国藩在长沙初练湘军的时候,由于他本来处于一种非官非绅的地位,可实际上却干着官和绅的事情,这样就必然要侵犯到他人的权利。再加上他想马上实现澄清天下的抱负,对官场积习深恶痛绝,不知道迁就别人,因而跟人矛盾很大。起初,张亮基调任湖南巡抚后,以巡抚大员身份,请曾国藩出山。曾国藩当时虽回绝了张的邀请,但后来出山的原因之一是认为张是可以合作之人。事实上,张亮基在湖南担任巡抚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胡林翼等人从中斡旋,曾、张之间的关系大体上保持一致。但张一离开湖南,曾国藩就感觉在长沙与地方大僚不好处,因而不得不移师衡州。曾国藩显然很怀恋这段同僚相处的时光。张调任山东巡抚的当年重阳节,曾国藩给张写信,详细道出自己“越俎代庖”的苦衷。曾国藩说:“听说仁兄已调往山东,从此毗邻京城,坐镇泰山,大展宏图。只是在目前两湖整肃吏治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各项建设初有起色的时候,仁兄却突然奉调离职,这不仅使刚刚开始的各项工作无法继续,而且即使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为仁兄的调离而感到惋惜,他们怅若所失,顿失依靠。”

曾国藩讲的“顿失依靠”,实际是道出了自己的苦衷,因为他与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关系还没有“磨合”好。

这个时期,曾国藩的双重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优势,反而给他添了不少麻烦。本来地方团练大臣们的地位就很尴尬,他们既不是地方大吏,又不是钦差大臣,只是辅佐地方组织地主武装,协同维护地方秩序。这个举措是清政府的应急手段。而曾国藩却一味蛮干,以钦差大臣自居,支持他的张亮基一走,新任巡抚和地方官便认为他多余了。地方大员对曾国藩不支持,文武官员也就更不配合,不久便发生了争端,几乎闹出了大事。

事情由曾国藩越权干预绿营兵引起。

清朝常例,绿营兵由总督统辖,由各省提督统带,负责训练等事务。团练大臣只能管辖团勇,对地方绿营军营务更无权过问,可曾国藩却通过塔齐布对湖南绿营军加以干涉。

塔齐布是满洲镶黄旗人,姓陶佳氏。初由火器营护军提升为二等侍卫,于咸丰元年(1851年)派往湖南任都司,在助守长沙之战时升为游击。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见塔齐布生性忠勇,剽悍骁健,无旗人和绿营军官中的腐败习气,很是看重他,于是聘他为教师,训练团勇。塔齐布对曾国藩唯命是从,认真做事,很得器重,二人交往愈加密切。

曾国藩训练团勇很严格,有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同时还要与绿营军一道会操,虽长沙盛夏酷暑之时,也不许停止。曾国藩不许练勇停止会操,绿营兵也就得陪练勇训练,绿营若不参加,何谈会操。于是,便引起湖南绿营骄将情兵的反对。长沙协副将清德早对曾国藩干预绿营不满,于是便利用部队的懒惰情绪,拒绝听从曾国藩的命令,不再参加与团练的会操,也不再听曾国藩的训话。

一次会操时,曾国藩发出了会操的命令,只有塔齐布率领所部前往,其余驻长沙的绿营兵拒绝参加,还群起指责塔齐布谄事曾国藩。曾国藩大为恼火,以清德惰于操练、临阵退却参劾之。清德不服,赴湖南提督鲍起豹处申诉,反控曾国藩以炎热气候强令军队操练,虐待士兵,塔齐布令绿营与练勇会操是破坏营制。

鲍起豹跟清德是一个圈子的,自然会护着清德,惩处塔齐布了。绿营兵在鲍起豹的纵容下,更加嚣张,乃寻衅挑起纠纷,鸣号列队攻击塔齐布的军队。曾国藩出来干预,鲍起豹挑动军队包围塔齐布的营房,捣毁了营房、居室。并攻入曾国藩的团练大臣公馆,枪伤了他的随员和护兵,几乎击中了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