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大清体制内的改革者:曾国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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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做人要学曾国藩(3)

曾国藩认为一生当求稳慎,不可过急。他于同治二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行前的这些叮咛,因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正在“剿捻”前线的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接战,而自己壁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饷道。吴楚军经过与粱国之战后,锐气大挫,且饥饿不堪,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周亚夫又坚壁不出,只得引军而去。这时,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一举而破吴楚大军。曾国藩在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并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做“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风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曾国藩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良为至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说:“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故须极力追求,处处用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极力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他叮咛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诚请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他又嘱咐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曾国藩所说的“浪战”,指胜负不分情况下的战争。即或有小胜,或仅小挫,浪战都带来严重恶果,土卒不但因浪战而疲困,且因浪战而对战事玩忽。与其如此,不如坚而守之,弁(biàn)勇身心强健,斗志昂扬,一战可胜。这就涉及战争中求胜的快与慢的问题。不浪战,或坚守不战,似乎胜之甚慢。实际上,养足精力,看准时机,战而必胜,虽慢实快。否则,欲速反不达。曾国藩这个于稳慎中求进取的战略,可说是他的战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强调“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蔽,此善于用气者也。”这些例子说明:当两军对垒,善静者善养己之锐气,躁动者必将再衰三竭,虽未战而静者已先胜一筹。所以,曾国藩说:“凡行兵,须积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左传》所称再衰三竭,必败的道理。”在没有现代化武器,打仗只有刀矛,全靠体力,全凭勇气的情况下,曾国藩的“静”字法,无疑是有合理内核的。自然,曾国藩的“静”字法,并不是消极疲沓,被动挨打。他指出“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者如水,静者如山”。静时如山之屹立,不可动摇;动则如水之奔腾,不可遏止。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则。他说:“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这里所说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从战争谁正义谁不正义的角度说的,而是指具体战役战斗中,谁先动手,何时动手的问题,即战役战斗何者为主、何者为客的问题。所以他说:“古之用兵者,于‘主客’二字精审也。”何谓主客?曾国藩罗列道;“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如何处理主与客?他说:“凡出队有宜速者、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做主,不喜做客。”他评论湘军将领说:“近日诸名将,多礼堂好先去寻贼,李希庵好贼来寻我。休、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劳,养精以应敌,又可静以审势,乘机以破敌。所以,曾国藩认为,以主待客是致敌而不至于敌的最稳健的方略。“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潦,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壕而应之,则是反客为主,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壕,则我常为主,这就是所说的致人而不被人致。”

曾国藩甚至把这套“主客论”进而推到了战略问题上。他批评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向荣、和春只专注金陵一隅,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在江北,连与江浦、六合紧连的和州、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安庆、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在江南,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未严加控制,以巩固大营的后方,这叫做全失内外之势。与此同时,向荣、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近者数百里,远者二三千里,援军四驰,转战不归”,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几被全歼于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张国棵大败于浦口,周天培部全军覆灭。仅这两次战役,共损失“兵勇一万数千名,精锐失之过半”,这叫做全失主客之势。江南大营的内外、主客之势之所以全失,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向荣等“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

总之,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静动问主客问题,这些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这不但是他行军打仗的原则,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

花未全开月未圆

做事,谨慎是良药,常言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对于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做领导的,鲁莽行事是大忌,万事小心为好。俗话说:三人成虎。一言不慎就会招来祸端。与其以后招来麻烦,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谨慎从事,谨言慎行。英国有一家惠勤公司在一次商业谈判中,由于谈判人员一时大意将一重要的商业秘密泄露出去,几乎导致该公司破产,这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应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辱;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寻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和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是一个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的人,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著地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同时,又说,“立德最难,也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世的。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我辈勉力追求的只是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马上希望自己成为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他常说:“尽力在我,成功在天。”一个“尽”字,反映他对“三立”追求的热烈、执著、坚韧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这与“尽力在我”的执著追求显然是矛盾的。

曾国藩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叫“花未全开月未圆”。

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花全开便是凋落的征候。他自誓:

“我蒙受祖先的荫蔽,身居高位,与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可见,他求福求禄,只是“不可享尽”,在享福中注意一个“俭”字;他要权要势,只是“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一个“当”字。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开月未圆’7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办法之二,叫“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曾国藩总结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练,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天命”,在曾国藩看来,是至高无上,而又不可知的东西。今天来认识“畏天命”,当指不要违背已被人们认识的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用曾国藩本人的话说,“畏天命”,则“不敢丝毫代天主张”;“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这样,才可以“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

办法之三,叫“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