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译”
孔子说：“居住在有仁者的地方才是好的。如果选择不和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那怎么能说是明智呢？”
“析”
道德修养虽然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但是，人是社会的动物，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社会和周围环境必然对个体的道德修养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因而，孔子告诫人们要和有仁德的人生活在一起，以此来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否则，有可能容易变坏。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且，如果人们都向有仁德的人学习、靠拢，生活在一起，形成一个向善的良好氛围，就会使不仁之人无立身之地。即使有，也势必会使不仁的人陷入孤立、孤单的境地，对其造成一定的压力，使其不敢公然使坏或作恶。
4.2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译”
孔子说：“没有仁德的人不能长久地处于穷困中，也不能长久地居于安乐中。有仁德的人安心于行仁，有智慧的人认识到仁对自己有利而行仁。”
“析”
在孔子看来，有两种人能自觉地行仁：一是仁者，一是智者。有仁德的人注重精神上的自足和完满，把仁德视作自己的人生目标，能一心向仁，不会因为外界物质方面或地位方面的变化，如穷达，而放弃仁。聪明的人虽不以仁德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但他认识到行仁的好处，也会自觉地去做一个有仁德的人。因为一个人没有仁德，在穷困时就会为非作歹，犯上作乱，结果不是受刑罚就是性命不保；在安乐或富贵显达时，就会骄奢淫逸，无所不为，最后遭致破家或败亡。而行仁德，就能避免上述这些毁灭性事情的发生。总之，行仁德不仅带给人精神方面的满足，而且，也给人带来物质方面的收益。因而，自觉地做一个有仁德的人就成为他们必然的、理性的选择。
4.3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译”
孔子说：“只有那些有仁德的人才能喜爱某人，厌恶某人。”“析”
一个有仁德的人不是一个无原则之人，而是有着自己看待人的标准和原则。这个原则即是否行仁。也就是说，是否行仁是仁者好恶他人的标准。这与不仁之人以能否帮自己获得私利来判定他人好恶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不仁之人看来，能给予自己私利的人就加以褒扬，否则就恶语攻击。这不是真正的能好人恶人，它随时会因私利的变换而对相同的人作出不同的反应，也即有可能此时喜好某人彼时又憎恶此人。而仁德之人则不同，他坚持仁德的标准，而仁德的标准又是不变的，因而，他对人的判定是前后一致的，不会反复无常。这才是真正的能好人恶人。
4.4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译”
孔子说：“如果立志行仁，就不会做坏事了。”
“析”
本章可以和４。２联系起来阅读。４。２从反面讲了一个人没有仁德结局是悲惨的，或因犯上作乱、为非作歹而丧命；或因骄奢淫逸、无所不为而破家或败亡。本章则从正面讲述了一个人致力于行仁德，就不会做坏事，就不会因此招致破家败亡或丧命。相反，他会去立功立德立言，也即做一些有益于国家和民众的事，做一些发扬光大仁德的事。结果是不仅可以光宗耀祖，而且也使自己的人生无比灿烂辉煌。
4.5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译”
孔子说：“发财和做官是人人都盼望的，如果不用正当的方法去得到它，就不接受；贫穷和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如果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它，就不能摆脱。君子抛弃了仁德，那还算什么君子呢？君子没有一顿饭的时间背离仁德，在急遽苟且的时候是这样，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是这样。”
“析”
和后世的理学家绝人欲不同，孔子是肯定人的正常的欲望的。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想过富贵安逸的生活，都厌恶贫穷困顿的生活。这是正常的，人性使然。但是，通往富贵的道路有许多，摆脱贫穷的道路也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正当的方法去摆脱贫困，获得富贵；另一种是通过不正当的方法去脱贫致富。那么，应该选择哪种方法呢？孔子选择了前者。因为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不择手段去发财致富，去寻求显贵，那么，社会就会混乱、险恶、令人毛骨悚然。它大概完全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一个奉行丛林法则的社会。这不是一个人的社会，是一个兽的社会。这与孔子理想的社会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孔子选择脱贫致富要用正当的方法。而如果没有正当的方法，那就坚守清贫。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会有序和谐，充满仁义道德，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的社会。
4.6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译”
孔子说：“我不曾见过爱好仁德的人和厌恶不仁德的人。爱好仁德的人，那是再好也没有了的。厌恶不仁德的人，他行仁德只是不让不仁德的东西加在自己身上。有谁能在某一天用自己的力量行仁呢？我没有见过力量不够的，大概这样的人是有的，只是我没见到。”
“析”
在孔子看来，仁不是高不可攀的，只要立志行仁，每个人都能做到，不存在力量大小的问题。但是，由于孔子所处的时期恰值春秋大变革时期，权力与道德不是统一的，而是分立的；是处于较量中，而不是处于相互扶持中。此时统治者需要的不是道德，而是权力和武力，因为争权夺利中不需要道德。因而，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孔子说他没见过仁德之人也就不奇怪了。
4.7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译”
孔子说：“人所犯的错误，各有不同的种类。考察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就可以知道他是仁还是不仁了。”
“析”
孔子的人学是实用人学，因而，他非常重视对人的辨识，并给出了一些具体的辨识方法，如听其言观其行等。本章孔子讲述了另一种独特的辨识人的方法，即通过考察一个人所犯的过错来识别他是有仁德之人还是无仁德之人。因为有仁德之人和无仁德之人的本意和出发点是不同的，一个为仁，一个为私利，故而，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也就大不一样。孔子之所以高度重视对人的辨识，其目的正如前面所说，是为了减少假人和伪君子，还社会真诚和善良。
4.8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译”
孔子说：“早晨明白了道，当晚死了也可以。”
“析”
孔子所谓的“道”指的不是宇宙的本原和普遍规律，而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准则和社会政治的最高原则。在孔子看来，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未能“闻道”，都不知道仁为何物，那他的一生是浑浑噩噩、毫无意义的，等于是白活，虚长年龄。而一个人即便只是早上“闻道”，晚上就死去了，那他的人生也比前一种人有意义得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人生有无意义在于能否脱离生物性或野蛮性，融入到伦理性的文明世界中去。并且，社会需要的不是生物性的人，而是伦理性的人，被文明或文化浸淫过的人。而一个由伦理性的人组成的社会必将是一个文明、开化、和谐、崇尚礼制的社会，一个孔子理想的社会。
4.9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译”
孔子说：“士人立志追求道，但又以吃粗饭穿旧衣为耻辱，这种人不值得和他谈论道。”
“析”
古代世界科技和生产力低下，教育机构少，国家也无力供养大量不事稼穑的士人，因而，士人的数量应该说是比较少的。这些为数不多的士人应该追求道，追求人生和社会的终极价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如果他们都不去追求道，都沉湎于声色犬马，那么，这个社会是一具行尸走肉，是不会长久稳固的。但是，如果他们在追求道的同时，沉湎于声色犬马，热衷于物质方面的享受，也会妨碍对道的追求，忘却自己肩负的使命。并且，一边追求道，一边沉湎于个人享受，其是否真正追求道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个真正追求道的人，“得意忘形”，一心沉醉于道中，忘却了自己的物质需求，也不会在意自己能否有高档的享受。再延伸开去说，做一件事情总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得到一些的同时总要放弃一些。追求道也一样。道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衣食是物质层面的东西，两者是不一致的，因此，在追求道的同时，就势必顾及不到衣食方面的享受。
4.10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译”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规定要怎样做，也没规定不要怎样做，只要合理恰当就去做。”
“析”
这段话听起来让人觉得君子处理天下事似乎很随意，没有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实则不然。君子不是没有原则性，而是原则性很强。他对原则理解得很透彻，牢牢把握住其精髓和本质，在处理事情中能很好地加以贯彻，也即他没把原则当做死的教条，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原则，作出相应的决断。我们知道古代社会是人治社会，社会能否得到有效治理完全依赖人。原则性强又能通权达变的君子，正是社会所需要的，也是社会得以长治久安的保证。教条主义者是不能处理好政务的，反而会把事情搞砸。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到君子的水平，因而，通权达变往往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这也是人治社会的一大缺陷。不过，当政者素质的提高仍是社会得以治理的一个重要保障。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仍不可忽视它的作用。因为它们同为治理好社会的两个轮子。
4.11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译”
孔子说：“君子考虑道德教化，小人关心田地；君子关心法度，小人只算计利益。”
“析”
君子作为社会的领路人，志向远大，胸怀天下，考虑的都是国家和社会的大事，以及如何为国家和民众谋福利，绝不为自己谋一丝一毫的私利。因为如果他们都迷航了，那么，这个社会必将陷入迷茫、混乱中。而小人只关心个人的、眼前的利益，很少去思考如何为国家和民众谋福利。
4.12
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译”
孔子说：“依据利益而行动，会招致很多的怨恨。”
“析”
古代社会科技和生产力低下，民众聚族而居，是个熟人社会。因而，在这样的社会，民众注重血缘道德，习惯于互帮互助。因为这不仅降低了生产的成本，有助于共同生存和发展，而且，能加强相互之间的和睦关系，稳固社会秩序。如果在这样的社会，一个人只追求个人的私利，与人争利，无钱不做事，必招致其他人的反感，自己陷入孤立的境地，很难在这样的社会生存下去。因而，孔子说，做事情不能只考量利益，要依据道义。如果道义上行不通，就不要去做；否则，强为之，将会招来很多的怨恨，得不偿失。当时间的车轮驶入近现代社会后，科技和生产力发达，争利成为普遍的现象。如何在争利中保持社会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的一大课题。
4.13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译”
孔子说：“能用礼制和谦让来治理国家吗？那还有什么困难呢？不能用礼制和谦让来治理国家，又要礼制干什么呢？”
“析”
在孔子看来，一个社会确立了礼制，也就确立了等级秩序。古代社会的流动性很弱，一旦每个人遵从这种秩序，各安其位，社会就会运转有序。但是，这种等级秩序僵化呆板，固化了不平等，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持久紧张，因而，有着天然的、内在的脆弱性。为了弥补这种缺陷，避免其危害社会的稳定，就必然要求在上位者重视道德修养，人与人之间讲谦让，大家一团和气。需要说的是，古代社会的等级制表现为制度上的不平等，社会依靠道德和宗教来减弱这种不平等带来的不稳定，保持社会的均衡、协调。现代西方社会存在着金钱上的不平等，社会依靠法治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
4.14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译”
孔子说：“不担心没有官职，只怕自己没有立得住脚的学识；不担心没有人知道自己，只要能求取足以使别人知道自己的本领就行了。”
“析”
如何谋取官职应该是孔子经常思考的一大问题，因为孔子培养弟子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入仕为官。在孔子看来，谋取官职有正道和邪道。正道就是首先要完善自己的道德，培养自己的才干，提高自己的学问，使自己达到胜任官职的条件。这样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取官职，而且，这样获取的官职很牢固。邪道就是既不完善自己的道德，也不努力掌握本领，一味靠钻营逢迎，溜须拍马，想以此进入仕途。虽然孔子坚持求官的正道，反对邪道，但是，在现实生活依靠溜须拍马的人却更易进入仕途，平步青云。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大悲哀。
4.15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译”
孔子说：“曾参啊，我的学说由一个基本的理念贯彻始终。”曾子说：“是。”孔子出去之后，其他弟子问曾子：“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的学说，就是忠恕罢了。”
“析”
什么是忠恕呢？宋儒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道：“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也就是说，仁是既要尽心尽力助人，也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宽恕待人。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忠恕，都能尽心尽力，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那么，这个社会是何等美好，何等和谐。这大概也是孔子梦寐以求的社会。
4.16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译”
孔子说：“君子懂得道义，小人只知道利益。”
“析”
古代社会是个血缘等级社会，它靠道德和等级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味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引起物质主义的泛滥和物欲主义的放纵，就会破坏等级秩序，腐蚀伦理道德，引发社会的混乱。因而，在科技和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为保社会稳定和谐，势必要限制求利的行为和阻止争利的冲动，即要求人们重义轻利。同时，也会对重义轻利的人给予好的道德评价，即为君子；而对于重利轻义的人则给予负面的道德评价，即为小人。这种道德评判的倾向性必定深刻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引导、强化个体重利轻义，进而使得社会形成普遍重利轻义的氛围。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讲，任何一个能长久发展的文明社会都不会没有正面的社会价值和文明理念，都不会让物质的东西完全凌驾于精神的东西之上，都会大力弘扬这些精神性的东西。这是社会发展规律性的东西。在现代西方社会，虽然商品经济发达，争利成为普遍现象，但是，社会高度重视文明理念的宣扬和道德的培养，使其成为社会发展最强有力的支柱。
4.17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译”
孔子说：“看见贤人，就应该想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就应该自我反省（自己有没有和他类似的毛病）。”
“析”
在以道德评判为主的社会，加强道德修养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因为这事关一个人在此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本章孔子给出了道德修养的另一种方法，即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前面说过，孔子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社会很复杂，存在着贤人和不贤者。一个力图在道德方面有所精进的人，一方面要尽量接触贤人，学习他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使自己各方面有所长进；另一方面，遇到不贤者，不要仅仅是鄙弃，还要以他为镜子，反观自己，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总之，这种理性对待贤与不贤的态度，就会使自己大有收获，不断向一个道德完满的人靠近。
4.18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4.19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4.20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4.21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译”
孔子说：“侍奉父母，（如果看见父母有不对的地方），要委婉地加以劝止。如果他们不听从，还是要对他们恭恭敬敬，不违抗，虽然忧愁，但不怨恨。”
孔子说：“父母在世，不出远门；如果要出远门，也必须有一定的地方。”
孔子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留下的规矩和准则，可以说是做到孝了。”
孔子说：“父母的年纪，不可以不记在心中。一方面因他们长寿而高兴，另一方面又为他们年高体衰而忧惧。”
“析”
在为政篇有四章讲述了孝，这里也有四章讲述了孝，其中４。２０和１。１１相同，应是重出。在４。１８章，孔子指出孝就是要对父母绝对、无条件地服从。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家国同构，并以此延伸出忠孝一体，也即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扩大。对父孝，就是对君忠。统治者借助于孝这种人类最自然的情感，使人们更自觉、更顺从地去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同时，君权统治也从孝这种自然情感中为自己的“合法性”找到了依据，从而巩固了国家的统治秩序。这大概是孔子强调孝要绝对服从的原因吧。４。１９章强调父母在世不远游，这在科技和生产力低下、社会封闭的情况是容易做到的，而且，在科技和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也需要人们陪伴父母左右。这在当今科技和生产力发达、流动性增强的情况下，却有相当的难度。而且，科技和生产力发达使得人们不必时时陪伴其左右。不过，身在外，心系父母，还是应该的。正如４。２１章所言一样，“父母的年纪，不可以不记在心中”。
4.22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译”
孔子说：“古人不轻易说话，是耻于自己做不到。”
“析”
在孔子看来，古者或者说古之贤者能说到做到，言行一致。如果他们做不到，就不说或者少说。因为如果自己做不到，还胡吹乱侃，就会失信于人，给人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以后他人就不会再信任你，自己的威信也扫地。这对普通人来说应当这样，对当政者来说更应注重。因为一个失信于民众的官员和政府，在推行其政策时，会事倍功半，甚至只能以强力行之，结果民怨沸腾，危及自身的生存。
4.23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译”
孔子说：“以礼来约束自己，而犯过错的人是很少的。”
“析”
礼能使人循规蹈矩，不越雷池一步，不犯过错，有助于稳固社会秩序，但是，种种的道德规范或者说泛道德主义对人的束缚却很大，导致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极易扼杀人的创新精神，结果是科技和社会的发展都极其缓慢。这种社会稳则稳矣，却失去了创新力。
4.24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译”
孔子说：“君子要说话谨慎，做事敏捷。”
“析”
古代社会科技和生产力低下，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重视远超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主要表现为道德性的关系。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注重道德性规范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一个做事敏捷的人保持低调才是生存之本。如果一个做事敏捷的人不谨言慎行，反而四处宣扬，就必招致嫉恨，招致失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4.25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译”
孔子说：“有仁德的人是不会孤单的，定会有人来和他做伴。”
“析”
在一个道德性规范社会，一个有仁德的人即使身处偏远的地方，也因其仁德的感召力，而一定会有人和他亲近。一个没有仁德的人即使身处闹市，也因其缺仁德，而遭人唾弃。同理，一个有仁德的当政者会受到民众的拥护，一个无仁德的当政者会被民众抛弃。由此可以看出仁德所具有的力量。需要说的是，对一个国家而言，仁德毕竟是种软性的力量，它需要有硬性的力量作后盾。如果没有硬性力量作后盾，行仁德虽能积聚人望，但会招致有实力国家的嫉恨，最后因实力弱而亡国。只有有硬性力量作后盾，软性的力量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孔子却忽略了这一点，导致四处碰壁。而当今的美国却深谙其道，以不断发展着的硬实力来推行其软性的东西。
4.26
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译”
子游说：“侍奉君主如过于烦琐，就会招致侮辱；对待朋友如过于烦琐，就会遭到疏远。”
“析”
在一个道德性规范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最主要的关系。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该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那么，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恰当合理的呢？孔子认为要适可而止。也就是说，无论是你侍奉的君主，还是你交往的朋友，不要频繁地对他提出意见，即便是忠告，也要适可而止；否则，君主和朋友不高兴，有可能招致侮辱，遭到疏远。这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固然能与君主和朋友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很难把握适可而止的度，有可能导致为保持这种良好的关系而不敢对其提出正确的意见，明哲保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是害友误君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