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译”
孔子说：“用仁德治理国家政事，就像北极星那样，居于一定的位置，而群星都会环绕着它。”
“析”
在权力—道德型社会，为政以德，即德治是最佳的统治形式，也是必然的选择。因为统治者讲究仁德，并以道德教化民众，虔心向善的民众必愿意追随他，诚心接受其统治，他的统治必事半功倍。如果在位者暴虐妄为，草菅人命，自身扰乱了社会秩序，这样的统治者必遭民众唾弃，他的统治也必是事倍功半，自然也不会长久。总之，在一个以道德来评判一切的社会中，统治者以自己的善德来感召天下，天下人必效仿有德的统治者，这样就可以无为而天下治了。同时，在这样一个事事讲道德的社会里，也必对统治者形成一定的约束，促使他们以德来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
2.2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译”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
“析”
道德实用性是孔子思想的显著特点。在孔子看来，一切的事物都有强烈的道德实用性，都可以用于道德教化。譬如《诗经》，孔子就认为它“思无邪”——纯正，是进行道德教化的好材料。其实，这在古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盛行的地区也如此，不单单是中国。强调道德实用性的目的是力求让人们在所学所思所行所言方面，无一脱离道德的要求。如此浸淫，一个人自然也就成为安分守己的人，社会的基石也就稳固了，人们也就不会因为道德缺失而纷争。这在科技和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有重要的意义。
2.3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译”
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顿，民众能免于犯罪受罚，心中却没有羞耻之心。而用仁德来引导，用礼制来整顿，民众不仅有羞耻心，而且也遵循礼仪规矩了。”
“析”
在孔子看来，治国存在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用刑罚来治理国家，另一种是用道德教化来统治人民。在前一种方式下，国家制定严酷的刑法，并对违法之人处以重刑，民众慑于刑罚的威力，不敢对刑律有所违背，因而也就成为了顺民。但是，这种以刑律为为人处世准则的做法，却无法培养民众的羞耻之心。这种“治身”而不是“治心”的策略，很难说能确保国家万世而安。而在后一种方式下，在崇高道德目标的指引下，以道德教化民众，培养他们的羞耻感，并用礼制规范他们的行为，这样，人人都会效仿学习善行，形成循规蹈矩、彬彬有礼、普遍向善的风气，又何必用重典防止民众犯罪呢？可见，孔子提倡的为政以德是一种攻心策略，通过提升内在道德素质，树立仁德之心，自然太平万世。这种德治是当时科技和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非常有力有效的统治方式。古代民众世代聚族而居，很少流动，强化道德修养有助于民众相亲相爱，而大量使用刑罚则会导致人情浇薄，不利于社会稳定，特别是依靠人力的社会，相亲相爱，互帮互助，才能很好地发展生产。
2.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译”
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求学，三十岁能够自立，四十岁不被外物所迷惑，五十岁懂得了天命，六十岁能容纳各种不同意见，七十岁能达到随心所欲，又不越出规矩。”
“析”
这是孔子很有名的一段话，它自述了孔子德行修养随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进的过程。孔子十五岁开始学习道德学问，到三十岁，道德礼仪学得差不多了，也知道如何为人处世了。到了四十岁，随着阅历的不断增长，不再人云亦云，可以做到不被外界纷扰的事物所迷惑，能够坚守原则立场了。到了五十岁，心气平和，懂得有些事非人力所能决定，要顺应天命，不做违逆天命的事了。到了六十岁，能够从自己的原则立场出发，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辨别其中的是非真假，理解其中的缘由，而不是听不得与己不一的意见。到了七十岁，无论做什么说什么，看似随心所欲，实则无一不合礼制规矩，也即脱离了形的限制，达于神的契合。总之，孔子实事求是地讲述了自己道德完善的历程，而并没有像尊他为圣人的后人那样拔高自己。从中也不难体味到孔子道德学问之深。
2.5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2.6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2.7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2.8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老；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译”
孟懿子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礼。”樊迟给孔子驾车，孔子告诉他说：“孟懿子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他说不要违背礼。”樊迟说：“不要违背礼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礼侍奉他们；父母去世后，要按礼安葬他们，祭祀他们。”
孟武伯问孔子怎么样是孝。孔子说：“要特别担忧父母的疾病（这样做就是孝了）。”
子游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说：“今天所谓的孝只讲能够养活父母。人也一样养活狗、马。如果不存心尊敬父母，那么，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子夏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说：“侍奉父母一直和颜悦色是很难的（能做到就是孝）。仅仅有事时，儿女替父母去做；有了酒饭，让父母吃，这难道是孝吗？”
“析”
这四章都是讲怎么样做才是孝。在这四章中，孔子根据具体的情况给什么是孝以不同的回答。孝是无违，是忧疾，是敬，是色难。不过，仔细探究，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一些共通的东西。这就是遵行礼法，常怀尊敬感激之心。在孔子看来，儿女如果仅仅是让父母有饭吃，为他们做点事，也就仅仅是满足父母物质性的需要，算不上孝。因为这和养马养狗没什么区别。孔子认为孝就是要尊奉礼法。什么是礼法呢？这就是尊敬父母，顺从父母，不要忤逆父母，让父母生气；对父母的关心要发自内心，做到父母责备时仍能和颜悦色；担忧父母的健康，以防亡故，要在其有生之年侍奉父母。总之，孝不是走过场，敷衍了事，要依循道德规制，要有真心诚心。只有这样的孝，才是真正的孝。只有这样的孝，才会使民风淳厚，社会安定。换句话说，在古代德治社会，通过孝来稳固封闭的乡村社会，稳固国家的统治，不失为一个好的统治策略，也是中华文明虽历经风雨也不曾中断的原因之一。
2.9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译”
孔子说：“我整天给颜回讲学，他从没有提不同的意见，像个愚人。等他退下后，考察他私下的言论，发现他对我讲的内容有所发挥，可见他不愚。”
“析”
由于孔子向往建立德治社会，因而，他对培养人高度重视，提出了一些至今仍很先进的教育思想。他希望他的学生在听他讲学时，不要纯粹只是记录，要思考他所讲的，并结合现实或平时所思的，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这样，才能有所得，才算真正领悟他所讲的。这也是他要培养的人才。只有这样的人才，才能治理好国家。在这里，我们看到，孔子鄙视愚笨的读书人。因为一个愚笨的读书人是无力治理好国家的，他不希望他培养的是这样的人。可见，孔子对培养什么样的人有很高的要求，换句话说，他培养的是品学兼优的精英。
2.10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译”
看他的所做所为，观察他的由来始末，了解他心存的想法。这样，他怎么能隐瞒得了？他怎么能隐瞒得了？
“析”
前文中我已经说过，孔子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虽然他提出“仁”的学说，主张每个人要加强道德修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相信每个人都诚心向善。他认识到社会中有一些奸猾之徒会披着仁德的外衣，博取世人的好感，以求取富贵。对这种伪君子，孔子自然十分痛恨和厌恶，并给出了辨识这种人的方法。这就是了解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观其行，而且要深入他的内心世界，看他是怎么想的。通过这样全方位的观察，就能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个人的为人处世原则，判断出他的言行是否一致。即使他想隐瞒，也只能瞒一时，而无法瞒一世。总之，孔子给出识人的方法，其目的只是为了减少假人和伪君子，还社会真诚和善良。这也体现了孔子人学的实用性特征。
2.11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译”
孔子说：“温习故有的知识，能有新的体会和发现，就可以当老师了。”
“析”
何人能为师？能“知新”者即可为师，也就是在已有的知识中能有新的发现、新的见解，就可以做老师。从中可见，孔子对师的要求还是颇高的，不是任何人随随便便就可以称师。我们知道，孔子所处的时代，私学开始出现。作为私学的倡导者，为保证受教育者的培养质量，孔子相当重视师的质量。
2.12
子曰：“君子不器。”
“译”
孔子说：“君子不像器皿那样（只有某一方面的用途）。”
“析”
君子不是野蛮人和武人，是有文化、有知识、有德行的人。在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数量是很少的。如果这些人数极为有限的知识分子都醉心于某一专业，热衷于某一技艺，都不以天下为己任，那么，谁来治国平天下？恐怕只有武人或者野蛮人来统治。这是社会的倒退，是文明的湮灭。如果历史真的滑向那条道路，就没有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明，甚至这个民族本身的存在都是一个未知数。因而，孔子“君子不器”的思想是符合当时科技和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现实的，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治理。而且，在古代社会，分工还不是很精细，知识总量还比较少，知识在低水平层次上相互融通，一个人应该做到博学多识，而不只限于某个方面，古时一些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即是最佳例证。这样博学多识、通观全局的人自然能担负起治国安邦的重任，成为德治社会需要的人才。
2.13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译”
子贡问怎么样才是君子。孔子说：“先把想说的做出来，然后再说。”
“析”
孔子一直强调行的重要性，即实践的重要性。孔子提出了“仁”的学说，但他不希望这仅仅是理论，而是希望社会上的人能去实践它，成为人人称道的君子。试想一下，人人都是只说不做，将德行停留在嘴巴上，道德素养会有提高吗？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却一肚子男盗女娼，假道学、伪君子盛行，这样的社会就不稳固，是岌岌可危的。
2.14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译”
孔子说：“君子团结人，而不与人勾结；小人与人勾结，而不是团结人。”
“析”
君子以道义团结人，以自身的德行凝聚人心，故而，在崇高人格的感召下，人与人相处是和谐的，不存在勾心斗角。这种通过道义把人团结在一起，其社会秩序是有序而稳固的。小人勾结在一起只是为了暂时的利益，即结党营私，并没有感召人的道义，其自身就很不稳固，更遑论组成一个稳固有序的群体了。
2.1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译”
孔子说：“只是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纯粹思考而不学习，就会危险。”
“析”
在孔子看来，如果一个人只是注重学习，忽视思考，那么，德行和礼仪方面基本的知识还是习得的，是可以立身处世的。在学习或实践运用中会产生些迷惑，但这至多会出现些失误和笑话，对社会危害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一个人连这些基本的知识都不学习，而纯粹在空想，这样的人就不懂得必要的礼仪，就没有一定的德行修养，就必然对社会造成一定的破坏，危险就大了。
2.16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译”
孔子说：“攻击那些不正确的言论，祸害就可以消除了。”“析”
“攻”，有解释为“专攻”的，整句话的意思认为学习异端邪说是有害处的。一般来说，学习异端邪说，或者说不同于孔子学说的理论，就会抛弃在孔子看来是正确的东西，应坚持的东西，如礼仪德行。这在孔子看来自然是错误的，而且放弃对自己道德的培养对社会也是有害处的。本章所采用的解释和上述这种解释有相通之处，即认为异端邪说不仅不应学习，更要对它批判，防止它流布社会，混淆视听，祸害更多的人。笔者以为，在科技和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社会变动缓慢，民众接受一个在当时社会看来正确的东西，才不会无所适从，才会安于现有秩序。
2.17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译”
孔子说：“仲由，教给你求知的态度。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种态度才是明智的。”
“析”
在孔子看来，求知正确的态度应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只有秉着这种态度，在学习上才会有收获；否则，以不知为知之，强不知以为知，就必然妨碍知识的进一步获取，最后落得个坐井观天。更重要的是，这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知态度体现了求知者老老实实的品格。这种诚实的道德品德是社会需要的。如果每个学人都诚实，那么，士林的风气将会很正，势必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如果都弄虚作假，自以为是，其风气必不正，那么，他们又如何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呢？
2.18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译”
子张问求官职得俸禄的方法。孔子说：“多听，保留有怀疑的地方，谨慎地说出有把握的部分，就可以少犯错误；多看，有风险的事情先放一放，谨慎地去做有把握的部分，就能减少错误。说话少过错，行动少后悔，官职俸禄就在其中了。”
“析”
在孔子看来，学生干禄是很正常的。因为孔子培养人不是纯粹为了知识和德行，而主要是为了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如果他培养的学生不能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恐怕他自己都会认为这是他教育的失败。因而，子张问他如何求官职，他就耐心地给他作了讲解。他讲的主要有：一，多听、多看，也即多了解情况，尽量全面地掌握事实材料，才能准确地下判断；二，说有把握的话，做有把握的事。一个人说话办事有把握，有信心，就会让人放心、让人觉得牢靠，这样的人才会博取上级和民众的信任，才能担负起重任，把国家治理好。试想一下，一个人经常说模棱两可、让人无所适从的话，做些靠不住的事情，这样的人不要说治理国家，就是持好家都不容易。而且，这两种说话做事的后果比较一下，也大不相同。说话办事有把握的，就会减少失误和后悔，减少国家资财的浪费，减少国与国之间不必要的麻烦和冲突；而说话办事没有把握或把握不大的，就很可能不断产生失误，浪费国家资财，轻率地引发国家间的冲突，以致国家败亡。
2.19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译”
鲁哀公问：“怎么样才能使老百姓服从？”孔子回答说：“把正直的人提拔上来，放在邪曲的人之上，老百姓就服了；把邪曲的人提拔上来，放在正直的人之上，老百姓就会不服从。”
“析”
在德治社会，人是关键，其中用人是重要的一环。本章孔子就用人提出自己的原则意见，即举荐贤人，选用贤能。任用贤能，因其品德高洁，能力出众，故而，百姓无不敬服他，无不效仿学习。这样，贤能有令，老百姓都贯彻执行之，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奸邪之人高居官位，老百姓会鄙视其卑下的品德，即便被强力压制，也是心服口不服，出工不出力，结果事倍功半。这种任用贤能的思想无论在何时都不过时，在今天的法治国家也是如此。而且，制度和贤人的有机结合，会如虎添翼，使社会治理得更好，发展更快。
2.20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译”
季康子问道：“要使老百姓对上尊敬、忠诚而相互勉励，该怎么做？”孔子说：“你用庄重的态度对待老百姓，他们就会尊敬你；你孝顺父母，慈爱幼小，老百姓就会忠诚于你；提举善人，教育能力弱的人，老百姓就会相互勉励。”
“析”
如何让老百姓忠诚、勤勉，安于固有的社会秩序，服从现有的统治，这是每个社会的统治者都会面临的重大课题。在孔子看来，这不仅仅是老百姓单方面的事情，也就是说当政者不能一味地要求老百姓忠诚、勤勉，而自己却为所欲为，草菅人命。孔子认为，要让老百姓忠诚、勤勉，关键还在于当政者是否真正关心老百姓。当政者对老百姓的态度是庄重的，处理他们的事情是认真严肃的，老百姓就觉得当政者值得信任，事情也会处理得很公正合理，那自然就会对当政者很尊重。如果当政者以轻薄态度戏弄民众，随随便便处理民众的事务，那么，老百姓必对之厌恶。同理，一个有仁德的统治者会比无仁德的统治者有感召力，深得民众的喜欢，自然民众也会忠于他。当政者选用善人，教育能力弱的人，比任用奸邪之人，鄙弃弱者，更能促进民众砥砺品质，向善又向上。总之，当政者要以民为本，施仁政，和老百姓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国家就会得到治理，民众自会忠诚于统治者。这种以民为本是建立在当政者道德自觉性的基础上的，与西方以选举制——一种公共规范——来联系民众，维护民众利益有明显的区别。这里我再引申发挥一下：现代社会强调外在的客观规范，并以法律的强制约束力使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的自觉行为；而古代社会则强调内在的道德修养，不注重外在的客观规范，是通过个体间形成的道德约束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
2.21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译”
有人对孔子说：“你为什么不从事政治？”孔子说：“《尚书》说：‘孝呀，只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它们施加于政治上。’这就是从事政治了，为什么定要做官才是从事政治呢？”
“析”
孔子竭其一生奔走列国，就是想让各国的统治者重用他，以推行他的仁政学说。但是，各国统治者对仁政不感兴趣，都没有重用他。他有强烈的从政意愿，也积极去从政，却不得志。本章中有人却问他为什么不去从政，是不了解情况，还是故意揶揄他呢？孔子的回答倒是很机智，他说从政不一定就是去做官，只要能把孝悌推广到政治上去，也是一种从政。
2.22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译”
孔子说：“人不守信用，那怎么可以？就像大车没有，小车没有，怎么能行走呢？”
“析”
在科技和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民众累世而居，很少迁徙，并以仁义道德立身。如果一个人不诚实守信，就会很快传遍封闭的村落社会，他就会遭到大家的唾弃、孤立，很难做人，除非痛改前非，重新获取别人的信任。可见，在一个以德主导的社会，一个人不守信用，他会付出极其沉重的道德代价。在现代社会，虽然人们的流动性大大增强了，但同样也需要人们诚实守信。一旦发现不诚实守信，他受到的惩罚不仅有道德方面的，更有物质方面的。
2.23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译”
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代（的礼仪制度）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说：“殷代继承夏代的礼仪制度，所删削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殷代的礼仪制度，所删削和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那也许有继承周代的，即使是一百代以后，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析”
未来总是令人神往的。古往今来的人们对未来作出了种种的猜测和预测。本章讲了孔子预测未来的方法。在他看来，要想知道未来，必须先了解过去。不了解过去就无法预知未来。这是预知未来很重要的方法。通过研究过去的社会，可以发现哪些发生变化了，怎么变的，哪些没有变，在变与不变中探寻其中的原因，由此可以推测出未来的制度形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已经认识到社会是不断变化着的，也并不反对变革，这说明他不是一个守旧保守派。当然，孔子也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他不可能全盘废弃礼制，而是主张在礼的框架内作一些调整、增删。这种改良的主张是契合他的中庸思想的。
2.24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译”
孔子说：“不是自己应该祭祀的鬼神，却去祭祀它，这就是谄媚。遇到正义的事情却不去做，这是怯懦。”
“析”
虽然孔子主张文治和仁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阳刚和勇敢的否定。尤其是遇到正义的事时，他认为要敢于挺身而出。可见，孔子的文治社会不是一个无勇的社会、一个怯懦的社会、一个谄媚的社会、一个软骨病的社会，而是一个充满阳刚的社会、一个敢于担当的社会、一个高举正义大旗的社会。这大概与后世理解的文治有差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