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一 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
18世纪欧洲各国的发展情况并不平衡。有的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已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经济正迅速发展；有的国家虽然还处于封建社会，但资产阶级已成熟壮大，广大人民与封建制度的矛盾已经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发动革命的时机已日益迫近；有的国家还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但是，欧洲历史的总趋势是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已经发展到相当紧张、激烈的程度。18世纪末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正代表了这种趋势。这次革命的胜利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封建体系，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广泛发展和最后胜利开辟了道路。
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孕育了第二次全欧洲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比，启蒙运动带有更鲜明的政治色彩。启蒙主义者向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发动了全面的攻击，而且提出了更彻底、更完整的纲领，从而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作了舆论准备。声势浩大的法国启蒙运动更是直接为1789年的大革命作好了思想准备。
启蒙运动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广泛的人民运动的推动下，在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批判旧制度和改造社会的武器。这个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理性”。启蒙主义活动家把“理性”看做衡量一切的尺度。他们要把过去一切不合“理性”的东西统统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重新建立起一个符合“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的“理性的王国”。
启蒙思想家认为宗教迷信和专制制度是拴在人类脖子上的两股绳索，是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为此，启蒙思想家以唯物论批判宗教和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唯心主义；以无神论或自然神论否定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以“自由”、“平等”等所谓天赋人权，反对封建制度和贵族的特权，对封建专制政体进行尖锐的批判。
启蒙运动符合当时欧洲社会发展的趋势，也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某些利益。这不仅是因为资产阶级在这场社会变革中代表新的生产关系，而且还因为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和阶级发展状况，决定了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反对封建制度这一点上尚有某些一致性。因此，资产阶级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并成为“第三等级”（法国大革命时期用语：第一等级是贵族，第二等级是僧侣，与之相对应的人民大众被称为第三等级）的领导力量。
但是，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没有能够超出时代的限制。启蒙思想家的唯物论是不彻底的；他们的社会历史观是唯心的。他们不相信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而把提倡科学文明、进行启蒙教化看做改造社会的基本方法（这就是“启蒙运动”称号的由来）。他们的启蒙活动一方面指教育群众，传播革命思想，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教育统治者。因此，尽管他们都激烈地批判、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但往往推崇“开明君主”，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所谓“天才”、“圣君”身上。尽管他们愤怒地谴责宗教迷信和教会罪恶，但并不完全否认宗教的力量，有的甚至主张：即使世间没有神，也要创造一个上帝，以约束人民的思想。他们在提出“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同时，认为财产私有是“人的自然权利”，甚至是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由此可见，启蒙思想家所宣传的理性的王国，实为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
作为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启蒙文学也迅速兴起。欧洲各国的启蒙文学，在传播革命火种、促进思想解放方面，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启蒙文学作家大多是启蒙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目的就是评论生活，干预生活，宣扬他们的思想观点。因此，强烈的战斗性和批判性是启蒙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们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揭露其实质和罪恶，甚至提名道姓地攻击其代表人物。它们还尖锐地揭露、抨击社会上种种不平等、不合理的现象，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不少作品还描绘社会政治理想的图景，提出改革方案。
启蒙思想家为争取第三等级的民主权利而斗争，在文学上他们也为争取第三等级的文学地位而斗争，使文学作品的题材、人物、语言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启蒙文学作品一反古典主义文学以王公贵族为正面人物的原则，在理论上和创作上，都把资产阶级和平民作为描写、歌颂的主要对象，而把王公贵族、教皇、教士当成嘲笑、批判的对象。许多启蒙文学作品中，资产阶级和平民已不再是被动的受害者，而往往是最终的胜利者。他们经历了种种灾难和挫折之后，都得到了美满的结局。启蒙文学家提倡从现实生活中取材，着重描写平民的日常生活，运用平民百姓喜爱的语言和艺术形式。
在创作方法上，18世纪初，古典主义在欧洲文坛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启蒙运动初期和中期的文学作品很多也受古典主义的影响。但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古典主义的僵化原则已经显得陈旧。为适应新的需要，各国启蒙文学，有的摒弃了古典主义，有的在古典主义形式里搀进了新的思想内容。另外，在一些国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逐渐成为主流，而且直接影响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为便于宣传启蒙思想，启蒙作家创造了各种新的文学形式，如哲理小说、正剧（“严肃喜剧”、“市民悲剧”）、游记体讽刺小说、书信体小说、对话体小说、教育小说等等。
为宣传启蒙思想，他们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有时又有忽略文学的审美特性的偏差，因此，有些作品艺术水平不高，有些作品中的人物成了作家思想的代言人，有着“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缺点。
欧洲各国的启蒙文学，由于各自的发展情况和文学传统的不同，又各有其独自的发展过程和特点。
二 启蒙文学在各国的发展
◎18世纪初期，英国文学仍处于古典主义时期，其代表人物是蒲柏（1688—1744）。他用英雄双韵体写诗译诗，而且擅长讽刺文学，为英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英国的启蒙文学是在英国革命之后出现的，其间还经历了“工业革命”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因此，英国启蒙文学的任务不是召唤革命行动，而是以“理性”为武器，反对封建势力的残余，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同时，在一些先进的作家的作品中，也批判了新制度建立起来后暴露出来的种种不合理的东西。
18世纪的英国文学以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成就最高。小说家们在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在继承流浪汉小说和市民文学的基础上，比较广泛地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发家历史和生活现实，并推进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发展，为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繁荣做了有益的准备。
丹尼尔·笛福（1660—1731）是这时期英国第一个重要的长篇小说作家。他的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1719）是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作。这部小说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要求“个性自由”，发挥个人才智，勇于冒险，追求财富的进取精神。主人公鲁滨逊为追求财富，冒险出海，最后漂流到一个荒岛上。在那里他用劳动战胜自然，用才智克服困难，用火枪和基督教教义征服一个土人，成了荒岛的主人。恩格斯称他为“一个真正的‘资产者’”。小说用写实的手法和精细的细节描写，把一个虚构的故事写得真实可信。它的成功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开辟了道路。笛福的另一部重要小说《摩尔·弗兰德斯》（1722），描写一个贵夫人的养女弗兰德斯在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腐蚀和迫害下，堕落成为荡妇和盗贼的故事。笛福对弗兰德斯的个人追求和善良品质持欣赏态度，给她安排了一个幸福的但不真实的结局，这表明笛福肯定现存社会制度的立场。
约拿旦·斯威夫特（1667—1745）是一个激进的民主派，《格列佛游记》（1726）是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讽刺小说里，斯威夫特对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举凡君主政体、议会政治、司法制度、财政、教育、军队、殖民政策，乃至名门贵族、社会风尚，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他还尖锐地揭露了贫富的矛盾和对立。和这种现存社会相对照，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的“大人国”一章中，提出了开明君主、贵族和人民三方面势力均衡的法治的主张，在“巫人岛”一章中，提出了共和政体的主张。
18世纪40年代，英国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已经确立，相应地，现实主义小说所反映的内容也转变为描写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理查生、菲尔丁和斯摩莱特。
撒缪尔·理查生（1689—1761）是个保守派作家。他企图树立资产阶级清教徒式的道德规范，以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他的代表作《帕美拉》（1740—1741）写女仆帕美拉以自己的高尚情操赢得主人的尊重而娶她为妻的故事。书信体小说《克莱丽莎·哈娄》（1747—1748）写了贞节自持的少女克莱丽莎抗拒父母之命，逃婚在外，因受到贵族青年的欺骗和折磨而死去的故事。理查生批判了贵族，同时也谴责克莱丽莎违背了清教徒式的道德原则。理查生的小说不写冒险和奇遇，而写家庭日常生活，注意人物心理的描写，在结构上也突破流浪汉小说的串联式方法而集中描写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些都为小说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因素。
亨利·菲尔丁（1707—1754）是18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对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菲尔丁还提出过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他竭力提高小说的地位，把它与史诗相提并论，称自己的小说《约瑟·安特鲁传》和《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为“散文滑稽史诗”。他认为“史诗”与小说都是从“自然的册子”里临摹来的，创作的任务就是描写典型人物。菲尔丁写有20多部喜剧和4部小说。他的第一部小说《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1743）是依据当时一名强盗头子魏尔德的事迹写成的。小说揭露和批判了当时英国社会道德的败坏和司法制度的黑暗，嘲笑了议会中的党派斗争。《约瑟·安特鲁传》（1742）通过男仆安特鲁的遭遇和经历，广泛地反映了当时英国的乡村生活，揭露和批判了乡绅地主的专横淫乱以及维护贵族特权的政治制度。《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1749）是菲尔丁的代表作品，也是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成就。作品通过弃儿汤姆·琼斯和乡绅的女儿苏菲亚·魏斯登的爱情故事以及他们相偕逃往伦敦的种种经历，反映出整个英国的社会生活，广泛涉及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从贵族乡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被迫为奴的穷人，个个形象生动，具有典型意义。菲尔丁的小说突破了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狭小范围，描绘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图景，塑造了众多各阶层的人物形象。更值得称道的是，他能把这一切处理得繁而不乱，妥帖有序，既有曲折动人的情节，又有严谨完整的布局结构，从而大大提高了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艺术水平，为19世纪出现的小说创作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菲尔丁揭露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企图以道德伦理来改善社会。他从人性出发，批判恶的东西，肯定善的一面。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总是给主人公安排一个团圆的、幸福的结局，实际上这不过是他的善良愿望而已。
托比亚斯·斯摩莱特（1721—1771）的主要贡献也是小说。他在自传性小说《蓝登传》（1748）里，通过主人公蓝登为求得生存、摆脱穷困而努力挣扎的经历，愤慨而猛烈地批判了英国政府的贪污受贿，海军的残暴黑暗，以及社会上对爱尔兰人的歧视。斯摩莱特的作品已经非常接近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18世纪后期的英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突出，在文学上出现了感伤主义。这种创作倾向后来影响到法国和德国，也波及俄国。感伤主义是软弱的中小资产阶级情绪的一种反映。他们面对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现实，同情人民的贫困，不满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暴虐，然而并不理解社会变化的必然性，反而面向过去。他们在对“理性”社会表示失望的同时，转为崇尚感情，在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同时，对宗法社会表示留恋。感伤主义的小说作家主要是斯泰恩（1713—1768）和哥尔德斯密。“感伤主义”这个名称就是由斯泰恩的《感伤的旅行》（1768）而来的。
奥立佛·哥尔德斯密（1730—1774）的代表作《威克菲尔牧师传》，写牧师普利姆罗斯一家受贵族乡绅的种种迫害的故事，通过主人公的悲惨遭遇打动读者的心灵，批判乡村地主的专横、暴虐。但是作者按照“善有善报”的信念安排了一个不真实的好结局，反映了他的妥协性。
理查·布林斯莱·谢立丹（1751—1816）是英国18世纪最有成就的喜剧作家，他的代表作是《造谣学校》（1777）。这部喜剧生动而尖锐地讽刺了贵族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虚伪、荒淫和造谣中伤的恶习。
罗伯特·彭斯（1759—1796）是18世纪后期英国杰出的诗人。彭斯出生在苏格兰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从小就在田间劳动。他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主要靠自学。苏格兰的民间文学和歌谣哺育了他。他长期居住在乡村，大部分诗歌是在劳动中创作的。他衷心拥护美国的独立和法国的革命，用诗歌唱出了苏格兰人民反对专制压迫和民族压迫，要求革命，要求民主、自由、平等的心声。彭斯的诗歌有现实生活的画面，也有浪漫主义的激情，感情热烈而真挚。
◎法国的启蒙文学具有更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也更全面地反映了启蒙运动的理论体系。
18世纪的法国，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有很大发展，在当时的欧洲仅次于英国。封建王朝腐化奢侈，对外不断发动战争，致使国库空虚，财政混乱，税收繁重，民怨沸腾。从18世纪中叶起，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工人罢工和城市贫民的暴动不断发生。第三等级与封建专制统治的矛盾日益激化，终于酿成1789年的大革命。这是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广大人民反对封建制度的一次彻底的革命，它的胜利宣告了欧洲新的社会制度对封建制度的胜利。
18世纪初期，古典主义在法国文坛仍占统治地位，但已现衰微。从20年代起，启蒙文学登上文坛，杰出的启蒙作家相继涌现。他们继承法国的文学传统，借鉴英国的文学成就，或利用旧形式，或创造新形式，使启蒙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阿兰·勒内·勒萨日（1668—1747）是法国18世纪初期的重要作家。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1715—1735）是他的代表作。小说采用流浪汉小说的形式，叙述一个西班牙青年吉尔·布拉斯从平民爬到首相秘书职位的过程，其间串联了他的各种经历。作品影射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1715—1723）法国的社会现实。贵族荒淫无耻，统治者卖官鬻爵，贪污受贿，人民生活则困苦不堪。作者批判了这个社会的政治黑暗，但并不主张推翻它；虽然讽刺他的主人公，却肯定他向上爬的精神。这是欧洲现实主义小说发展史上一部有影响的作品。
查理·路易·德·瑟贡达·孟德斯鸠（1689—1755）是法国启蒙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作家。他出身贵族，在司法界工作多年。后来到欧洲各国旅行，研究过英国的宪法和议会制度，写出《论法的精神》（又译《法意》，1748），主张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这种学说后来反映在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1791年的宪法中。《波斯人信札》（1721）是孟德斯鸠用书信体写成的一部小说，开18世纪哲理小说之先河。小说由旅居巴黎的两个波斯贵族青年与他们的本国朋友和家人之间往来的通信组成。内容主要是关于法国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的评述。其中关于波斯贵族生活的描写也是对法国专制暴政的影射。小说尖锐地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是一部揭露性、讽刺性很强的作品。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专制政体的实质是：一切的一切都服从那个统治者。在这种政体下，人们从肉体到精神都受到压抑和迫害。作者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去世不久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讥讽他的刚愎专横，喜怒无常。作品也大胆地否定了上帝，讽刺了教皇，书中写道：“有人说得妙，如果三角形也要创造一个神，它们一定给它们的神三条边。”又说教皇“是个古老的偶像，人们给他焚香，无非习惯使然”。作品还批判了上流社会的腐朽生活，嘲笑资产阶级艳羡贵族的门阀封号。在“穴居人”的故事里，作者提出了他的社会乌托邦理想，以人的自然品质维系着社会生活，实质上是一个美化了的宗法式社会。《波斯人信札》全面宣传了作者在政治、社会、宗教和道德等方面的启蒙思想。
伏尔泰（1694—1778）原名弗朗索亚·玛丽·阿卢埃，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人物，在启蒙运动中享有很高声望。他出身于公证人家庭，一登上文坛，就以他那锐利的启蒙思想武器指向封建王权和天主教会，因而不止一次地受到反动王朝的迫害。他知识渊博，著作丰富（包括哲学、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等方面）。他对中国的古代文化和儒家学说极为称赞，并用它来反对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他还将中国元曲中的《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成为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则佳话。他的启蒙思想对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18、19世纪欧洲许多国家进步人士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起了很大作用。不过，在政治思想上，他崇拜开明君主；在宗教上，他是自然神论者。
伏尔泰的文学创作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是为宣传启蒙思想服务的。他从写作悲剧开始的文学创作，就对教会和专制政体进行批判。悲剧《布鲁图斯》（1730）取材于古罗马史，写的是人民驱逐皇帝泰尔克维尼的故事，宣扬矢忠共和国的思想。悲剧《穆罕默德》（1742）是一部反对教权主义的作品，借揭露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来抨击天主教教会的欺诈和残暴。爱情悲剧《扎伊尔》（1732）写伊斯兰教的苏丹奥洛斯曼和女基督教徒扎伊尔相爱的故事，揭露宗教偏见所造成的罪恶。他还写过史诗、短诗、随笔、故事等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然而，伏尔泰最受欢迎的文学成果是哲理小说。其中著名的作品有《查第格》、《老实人》、《天真汉》等。《查第格》（1748）研讨善和恶相克相生的问题。结论是善恶相生，厄运对人也是一种磨炼；只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沿着一条道路，凭着智慧和勇敢走下去，最终会获得胜利。小说不仅对罪恶的社会进行了揭露，而且鼓舞启蒙者战胜恶势力的迫害。《老实人》（1759）主要批判盲目乐观主义，因为这种哲学有害于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小说主人公贡第德是一个正直淳朴的青年，一个男爵的养子。男爵的家庭教师邦葛罗斯告诉他：世界安排得很好，一切都是十全十美的。但现实生活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邦葛罗斯自己受到各种灾难，还险些遭受宗教裁判所的火刑。贡第德流浪欧洲各地，还到过美洲，受尽各种折磨，说明世界上的一切绝非十全十美，所以盲目乐观是没有根据的。小说中还描绘了一个神话式的“黄金国”。这里的石头就是黄金，人们不受金钱的支配。这里没有教士的迫害，也没有法庭、监狱，一个贤明的国王统治国家，人们过着丰衣足食、自由自在的美满生活——这表达了伏尔泰的乌托邦理想。
德尼·狄德罗（1713—1784）是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作家。狄德罗初登文坛时还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但不久即走向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他在1749年写成的《供非盲人读的盲人书》中，就以唯物论的反映论批判了唯心论，否定了宗教和超自然的东西。为此，他被关进了巴士底狱。出狱后，他和达朗贝合编《百科全书》。后来达朗贝辞去编辑工作，由他独自担任主编。他同时为《百科全书》写了上千个条目。《百科全书》是一部反对封建意识和天主教蒙昧主义的巨著。狄德罗团结组织了一大批启蒙思想家，用了20多年才完成。此书把启蒙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法国启蒙活动家由此而得名为“百科全书派”。
狄德罗是西方近代现实主义美学的早期代表，他的美学观点是以启蒙思想为基础的。他主张艺术要模仿自然，即反映现实生活，而这种模仿又必须和正确的判断联系在一起，也就是美和善要联系在一起。他强调性格和环境的关系，强调艺术对社会人生要起指导作用。狄德罗还是现实主义的戏剧理论家。他提出以正剧来代替古典悲剧和古典喜剧，主张戏剧要表现资产阶级和平民，要反映社会的重大问题。他号召作家到乡村住一阵子，访问那些小屋，详细问问住在那里的人，或者，最好是瞧瞧他们的卧床、食物、住屋、衣服。他的正剧《私生子》（1757）和《家长》（1758）是他的文艺理论的创作实践。
狄德罗的主要文学成就是他的三部哲理小说。《修女》（写于1760年，1796年出版）通过贫苦孤女苏珊娜·西蒙南在修道院所受到的残酷迫害揭露教会内幕，猛烈抨击教会对她精神上的压制和摧残。《宿命论者雅克》（写于1773年，1796年出版）揭露封建社会和贵族阶级的腐朽生活。雅克遭到主人打骂时常说“上帝是这样规定的”，这句口头禅，发人深省，激发人们反封建反宗教的意识。《拉摩的侄儿》（写于1762年，1823年出版）是一部对话体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拉摩的侄儿是一个聪明机灵、头脑清醒的青年，社会却使他成了一个寡廉鲜耻、卑鄙下贱的食客。他洞悉贵族社会的真相，看透了利己主义是那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原则，但他甘心混迹其间，求得酒足饭饱。拉摩的侄儿是时代的产物，他的自白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罪恶的有力揭露。马克思盛赞这部小说，恩格斯认为它是“辩证法的杰作”。
让雅克·卢梭是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民主派。他的思想比较激进，影响极为深远（详见本章第二节）。
加隆·德·博马舍（1732—1799）原名彼埃尔·奥古斯旦·加隆。父亲是钟表匠。他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生活经历丰富而复杂。他继狄德罗之后提出用正剧来代替悲剧和喜剧，主张正剧应该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情节，主人公必须是来自“第三等级”的现代人，散文应在戏剧中占优势。他的著名剧作是《塞维勒的理发师》（又译《防不胜防》，写于1772年，1775年演出）和《费加罗的婚姻》（又译《狂欢的一天》写于1778年，1784年演出）。两个剧本的主人公都是一个名为费加罗的仆人。《塞维勒的理发师》写费加罗帮助阿勒玛维华伯爵战胜霸多洛医生的防范，同其养女罗丝娜结婚的故事。剧本围绕这场爱情冲突，批判了封建意识，肯定了爱情自由的思想。《费加罗的婚姻》写的是伯爵在仆人费加罗和使女苏珊娜结婚时，企图“赎回”他已经放弃的初夜权的故事。费加罗和苏珊娜对伯爵展开机智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一戏剧冲突象征着农奴对贵族的封建特权的反抗。作者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夜，把贵族阶级和“第三等级”的矛盾冲突搬上舞台，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费加罗的胜利意味着“第三等级”的胜利。作者在结尾中写道“人民受压迫，他们会诅咒，会怒吼，会行动起来”，使剧本的主题得到进一步升华。
◎德国自17世纪“三十年战争”之后，国家四分五裂，众多大小诸侯割据争霸，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异常。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特权，统一国家，是德国人民的当务之急。但是，德国资产阶级成长缓慢，力量分散。到18世纪中叶，资产阶级虽有所发展，却仍然软弱无力，没有革命的勇气。18世纪德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决定了德国启蒙运动的特点。它的首要任务不是进行政治斗争，而是通过建立统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戏剧来达到民族统一的目标。因此德国的启蒙运动只是局限在文学艺术和文化思想领域里的改革运动。
在18世纪40年代以前，德国启蒙文学的主要内容是在古典主义原则下进行戏剧改革。它的代表人物是高特舍特（1700—1766）。到了启蒙运动高潮时期，德国民族文学才开始走向繁荣，它的奠基人是莱辛。诗人克洛卜施托克（1774—1803）也是启蒙运动的一个代表作家。
高特荷德·埃夫拉姆·莱辛（1729—1781）出身于萨克森一个牧师家庭，曾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毕业后从事戏剧工作。他的美学理论、戏剧理论和戏剧实践，为德国启蒙文学的发展开创了道路。他的美学著作《拉奥孔》（1766），第一次明确区分了画和诗在反映现实上的区别。他指出，绘画之类的造型艺术反映现实时是选择最精彩的“富有孕育性的一瞬间”，而诗所描写的则是在时间上连续不断的行动。莱辛所以区分画和诗的界限，目的在于强调诗歌应该模仿人的行动，表现人的感情的积极作用，以便更好地反映生活现实。莱辛的戏剧理论著作《汉堡剧评》（1767—1769），是他为汉堡民族剧院历次演出所写的剧评的辑集。在这部著作里，莱辛提出德国应有自己的民族戏剧——德国市民剧的主张。他说：“亲王和英雄的名字可以使剧本看起来场面豪华，派头十足，可是绝对不能使它感动观众。那些处境和我们相似的人的不幸遭遇，很自然而且很强烈地影响我们的心灵。”他主张舞台要表现中产阶级，强调戏剧要有教育作用，要用道德作为和崇高的思想感情来感动观众。他还提出戏剧所要表现的不只是人物做了什么，而且是具有某种性格的人物在环境里照理会做什么。这说明他已经认识到人物性格和环境之间的必然联系。莱辛的美学思想和戏剧理论为德国乃至欧洲现实主义文艺和美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莱辛的戏剧创作是他的戏剧理论的实践。早年的《萨拉·萨姆逊》（1755）是德国第一部市民悲剧。他的著名剧作有喜剧《明娜·封·巴尔赫姆》（1767）、悲剧《爱密丽亚·迦绿蒂》（1772）和诗体剧《智者纳旦》（1779）。《爱密丽亚·迦绿蒂》是一部杰出的市民悲剧。故事发生在15世纪的意大利：亲王孔莎佳企图占有乡村姑娘爱密丽亚，在宠臣玛利奈利的帮助下，把爱密丽亚骗到宫中并杀死了她的丈夫。爱密丽亚的父亲对此十分激愤，但不敢反抗亲王，最后杀死了自己的女儿，以保住她的贞操。悲剧对德国专制暴君的荒淫暴虐，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强烈的控诉。
18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狂飙突进”运动。它具有激烈的反叛精神和浓郁的感情色彩，似乎与崇尚理性的启蒙运动不同，但实际上它与启蒙运动的反封建方向一脉相承，可以说是德国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狂飙突进”运动反映了资产阶级摆脱封建束缚，要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它崇尚感情，带有狂热的个人主义反叛精神；它歌颂自然，提倡回归自然，与自然相结合；它崇尚天才，要求个性自由，冲破一切束缚；它提倡民间文学，强调文学的民族特色，要求文学作品自然、朴实。“狂飙突进”运动使德国文学出现了崭新局面。但是由于国内政治经济的限制，这场运动没有发展成为政治性的社会运动，只局限在文学领域，而且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不久就低落下去了。“狂飙突进”运动的作家大都是青年人。年轻的歌德和席勒都参加了这场运动。赫尔德尔（1744—1803）是“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家。他的文艺理论和对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工作，对德国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18世纪80年代中，德国文学进入古典时期。所谓“魏玛古典主义”只是形式上的古典主义，其理想是“人道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启蒙思想的理想境界。德国古典主义的代表作家是晚年的歌德（详见本章第三节）和席勒。他们经过对“狂飙突进”时期自己的思想与创作的批判性的反思之后，从古代希腊艺术中看到了一种淳朴、宁静、和谐的美的理想。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古典艺术的美来重塑人的个性，恢复古典时代人与自然和谐结合的理想。他们企图通过培养个性完善的和谐的人，通过宽容来解决个人与社会、感情与理智、自由与法则的矛盾，实现人道主义的理想。
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出身于医生家庭，学过法律和医学。他是和歌德齐名的德国启蒙文学家。席勒在青年时期，在“狂飙突进”精神的影响下，写出了成名作《强盗》（1780）和《阴谋与爱情》（1783）。在《强盗》第二版的扉页上，席勒写了“打倒暴虐者”的口号，并且引用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话：“药不能医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者，以火治之。”战斗热情极为强烈。《阴谋与爱情》是席勒的代表作。剧中的男主人公菲迪南是宰相的儿子，他与音乐师的女儿露易丝相爱；宰相为自己争得更大权势，用阴谋破坏他俩的爱情，迫使儿子与公爵的情妇结婚，结果造成了一场悲剧。剧本反映了德国市民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剧中女主人公露易丝的形象体现了当时德国进步青年反对封建制度，要求自由、平等的思想。她所呼喊的“等级的限制都要倒塌，阶级可恨的皮壳都要破裂！人都是人！”可以说是时代的心声。恩格斯称这部作品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以后的十年间，席勒转向历史和哲学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他着眼于历史发展中的民族运动。在哲学上，席勒是康德的信徒。他在自己的美学著作《审美教育书简》（1795）中，强调通过美的教育来改造社会，并且虚构了一个由美学原则统治的国家。1794年，席勒与歌德相识。在歌德的帮助下，他又开始努力创作。席勒后期写了《华伦斯坦》（1799）、《奥里昂的姑娘》（1801）和《威廉·退尔》（1804）等重要剧本。《华伦斯坦》以“三十年战争”为题材。剧中主人公华伦斯坦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席勒在他身上反映了民族统一的要求，并指出了他失败的原因。《奥里昂的姑娘》取材于英法百年战争中法国的女英雄贞德的斗争事迹。她使法国转败为胜，免于亡国之辱。《威廉·退尔》取材于14世纪瑞士的英雄传说，表现了反对封建暴君、争取自由的要求。当瑞士人民起来反抗奥地利统治者时，主人公威廉·退尔起初游离于人民斗争之外，但是暴虐统治终于使他走上了反抗的道路。这三个剧本都在唤醒民族意识，号召民族统一。这是当时德国的时代要求。难能可贵的是，剧中还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斗争和力量。
第二节 卢梭
一 生平与创作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是法国18世纪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之一，被称为“浪漫主义运动之父”，也是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党人推崇的思想先驱。他的著作和思想，对后世，包括哲学、历史、文学、政治、艺术乃至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卢梭于1712年出生在日内瓦，他的父亲是一名钟表匠，母亲在他降生后不久便去世。父亲是一个无恒心而富于幻想的人，经常一边修钟表，一边让年幼的卢梭给他念抒情小说。但后来父亲因一场纠纷而离开了日内瓦，从此再也没去照管他年幼的孩子。卢梭先是被托付在一个牧师家里，开始学习拉丁文，以后又在一个雕刻匠家里做了两年学徒，经常挨打、受欺辱，终于不堪忍受而逃跑。16岁那年，他从日内瓦逃到了法国东南部的萨瓦，此后又过了13年的流浪生活，干过各种各样的职业，遭受过种种磨难。
16岁那年他投靠了一位生活放荡的年轻妇女华伦夫人，后来成为她的情人。以后由于生活所迫，又投奔了一个天主教神父，在那里举行了改宗仪式，由信奉新教（加尔文教）改奉天主教。他在《忏悔录》中为此深深忏悔，最终又改回信奉新教。而后为了谋生，他做过仆从，教过音乐，当过家庭教师，写过一部歌剧《风雅的诗神》，又接受了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职务，干了18个月。
从1745年起，他与一位巴黎旅馆中的女仆黛蕾丝同居，生了5个孩子，他把这些孩子先后送进了孤儿院。一些批评卢梭的人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而另一些卢梭的支持者解释道，在18世纪，那是一种流行的风气，贵族也不例外，况且卢梭当时要负担黛蕾丝全家的生活，经济十分困难，难以给孩子们提供生活保证和良好的教育。当然，这也与卢梭是一个偏爱自由的漂泊者不无关系。
与同时代的另一些启蒙思想家不同，卢梭是风尘仆仆地从下层人民中走进法兰西思想界的。因此，他对下层人民的理解和情感，与当时的许多贵族文人不可同日而语。
1741年，卢梭抱着一个青年人的幻想走进了巴黎社会的贵族沙龙。然而贵族、富豪们很快发现他“病态的敏感”，而他则无法容忍贵族们的伪善。对比从前与此时的经历，卢梭感慨道：“在一般平民中间，虽然只偶尔流露热情，但自然情感却是随时可以见到的。在上流社会中，则连这种情感也完全窒息了。他们在情感的幌子下，只受利益或虚荣心的支配。”
1749年夏季，卢梭步行去文新尼城堡看望被囚禁在那里的狄德罗。路上，他在《法国水星杂志》上偶然看到一篇第戎科学院公告次年的征文题目：“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于淳风化俗”。在读到这个题目的一刹那——卢梭回忆道——“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而我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的全部激情都被对真理、对自由、对道德的热爱窒息掉了……”卢梭全心投入写作，将自己积压心中多年的思想倾注在这篇论文中。第二年，这篇论文发表，卢梭获得第戎学院奖金，引起强烈反响。这篇论文奠定了卢梭成功的基础，它包含了卢梭全部学说的萌芽：科学与艺术的发展“败坏了”人类的风俗。这与当时的“百科全书派”像唱赞美诗一样颂扬科学的论调针锋相对。同时，文章还指出，人类社会是建筑在不平等基础之上的，文化在为腐朽的贵族阶级服务，而贵族阶级的奢侈生活又建立在人民的贫困之上。
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卢梭找到了自己的道路，他开始越来越疏远贵族沙龙，决定像一个小手工业者一样独立生活。他又重操旧业，以每页10个苏的价格抄写乐谱为生，并且把表卖掉，宣称自己不再需要知道时间。卢梭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启蒙思想，同时也树立了朴素的平民生活的榜样。
1752年，卢梭的歌舞喜剧《乡村卜师》上演，大获成功，随后又上演了他的另一个喜剧《纳尔西斯》。为了不受约束与牵制，卢梭拒绝了国王为奖赏《乡村卜师》的成功演出而颁发给他的一笔年金。
1755年，他又参加了一次第戎科学院举办的征文活动，题目是“论不平等的起源”。为写这篇论文，卢梭专程去圣日曼作了七八天的旅行，到树林深处探索，发现人类原始时代的形象，并在心里描绘那个时代的历史轮廓。回来之后，他在论文中写道：“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的奠基者。”在这篇文章中，卢梭将“人所形成的人”与“自然人”加以比较，指出“人的完善化”和私有制是人类苦难与罪恶的根源。
1761年和1762年，卢梭先后发表了三部重要著作：《新爱洛伊丝》、《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尔》。
《新爱洛伊丝》是一部书信体长篇小说，描写一位贵族小姐与平民出身的家庭教师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小说的出版，轰动了整个巴黎。
《社会契约论》（1762）是一部政治论著，它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否定王权神授，把公共意志与负责执行法律的政府区别开来，认为“公共意志永远是稳固的、不变的而又是纯粹的”。
论著集中反映了卢梭的社会政治思想，为法国1789年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是一部重要的经典文献。它主张消灭以等级观念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制度，而代之以全社会共同契约为基础的民主制制度。所谓社会契约，即以平等为原则确立的约定关系，它既规范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制约着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卢梭还将宗教分为三类：人类的宗教、公民的宗教和第三种宗教。他主张推行公民宗教，信奉“国家自己的神”，以维护社会契约的神圣性。
《爱弥尔》（1762）一书详尽阐述了卢梭关于培养“自然人”的教育思想。作者在开篇便写道：“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作者让一个名叫爱弥尔的孩子，在一个不受任何文明污染的自然环境中顺其自然地成长，教他如何做人、做事，如何生活、恋爱，让他完全按照自己的本性，在一种理想的自然状态中发展。但由于《爱弥尔》第四卷写到“信仰自由”，写到萨瓦牧师对宗教的清规戒律持怀疑态度，主张“请教内心的光明”（“我把我心中对真理所怀抱的爱作为我的全部哲学”），因此这本书被当局认为有罪，高等法院查禁了此书，并发出了通缉该书作者的命令。卢梭被迫逃亡。巴黎大主教发出了一份反对卢梭的“教书”，新教教会也对他进行迫害。他逃到伯尔尼州的比也纳湖中的圣彼得岛上，伯尔尼上议院也立刻将他驱逐出境。他应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的邀请，途经阿尔萨斯到了英国，但不久与休谟失和，又返回法国，重新过着流浪生活，直到1770年才被当局赦免。后来休谟回忆说：“他好像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不仅被剥掉了衣服，而且被剥掉了皮肤，在这种情况下被赶出去和猛烈的狂风暴雨进行搏斗。”休谟的这番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卢梭性格中最重要的特征——善感性，这也是后来浪漫主义文学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晚年的卢梭过着隐居生活，只与少数友人来往，而他已经很难相信任何人了。朋友反目，教会、高等法院、王权贵族都来反对他，在这种情形下，卢梭担心自己成为千古罪人，因此他从1765年开始动笔，共花费约六年时间（至1770年）完成了自传《忏悔录》的写作，该书于1781年发表前六章，1788年（作家去世后）发表后六章。随后又写了《一个孤独的漫步者的遐想》，但此书未能完成。
在《忏悔录》中，卢梭想要做的是：“把一个人真实的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在这部长篇著作中，作者叙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是他感情的历史与心灵的历史。他以惊人的勇气和真诚，向世人袒露出自己的整个内心世界，并充满信心地宣布：“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书中，他坦诚地承认自己在做学徒工时偷了伯爵夫人侄女的头巾，又嫁祸于他所钟爱的女仆；承认他无法控制内心的情欲，曾在偏僻的陋巷猥亵妇女等等丑行。书中也记叙了他一生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这是一部惊世骇俗之作，其大胆与坦诚堪称世所罕见。他在忏悔的同时，也抨击了社会的罪恶，因而更加招来了虚伪的贵族的恶毒攻讦。但是历史是公正的。《忏悔录》终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卢梭是这样一个人，无论是谁，对他的评价与理解无不带上浓重的个人感情色彩。但无论持怎样的态度，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在那个时代，卢梭是一个“新人”，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二《新爱洛伊丝》
《新爱洛伊丝》发表于1761年，起初的书名为《阿尔卑斯山麓——小城中两个情人的书简》，出版时改为《尤丽，或新爱洛伊丝》（一般译为《新爱洛伊丝》），下面加上了“让雅克·卢梭编集和出版”的字样，作者之所以要在卷首署名，“并非想把它掠为己有，而是为了对它负责”。
爱洛伊丝（1101—1164）是12世纪的一位法国贵族、巴黎议事司铎斐尔贝的侄女。她与她的导师阿贝拉尔（1079—1142）相爱，但遭到其叔父的粗暴干预和残酷迫害，两人至终未能结成眷属，爱洛伊丝最后进了修道院。卢梭以书信体的形式创作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其内容也写一场师生恋的悲剧，所以借用了爱洛伊丝的名字，作品的情节发生在18世纪即作者生活的时代。当中世纪的爱情悲剧再度重演，它已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作者借此不仅表达了自己反封建的精神，同时试图在当时的欧洲确立一种良好的道德风范。因为在他看来，“今天，到处一片腐化，风化和道德在欧洲都已荡然无存了”。
小说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18世纪法国的贵族姑娘尤丽（或新爱洛伊丝）爱上了她的年轻的家庭教师、出身平民的知识分子圣·普乐，但遭到了父亲德丹热男爵的粗暴反对，这位满脑子封建意识的男爵坚决不允许女儿嫁给一个平民。在尤丽的表妹和圣·普乐的安排下，圣·普乐离开了尤丽，从瑞士到了法国，后来又随一支英国舰队远游，试图淡忘他对尤丽的情感。尤丽起初听从了自己的心声，已委身于圣·普乐；但后来又不得不屈从于父亲的意志，嫁给了一位俄国贵族中年男子沃尔玛。婚后，尤丽向丈夫坦白了她与圣·普乐从前的恋爱经历。为了表示对他们的信任，沃尔玛将圣·普乐接到家里，担任孩子的家庭教师。于是，这对昔日的恋人再度朝夕相处，他们都竭力抑制着自己内心强烈的情感，并因此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一次，尤丽为了救她落水的儿子跳入湖中，此后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留下遗嘱：“没有你，我的灵魂还能存在吗？没有你，我还能幸福吗？不能；我不离开你，我要等着你。美德虽使我们在世上分离，但将使我们在天上团聚。我怀着这美好的愿望死去：用我的生命去换取永远爱你的权利而又不犯罪，那太好了；再说一次：能这样做，那太好了！”
以上情节，分散在6卷共计163封书信中。前面还加了两篇序言。在序言中，作者谈到了他的创作初衷和对小说的理解：首先，小说与戏剧的对象不同，“应当给大城市的人演戏，给堕落的平民写小说”。其次，谈到小说的真实性，他说：“整个工作是否都是我做的，全部书信是否都是杜撰的？世间的人们，这与你们有什么相干？”作者还提醒读者，书中所描写的地形、地貌好几处都被大大改变了，所以这篇小说是否真实，每个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换句话说，卢梭在这里暗示人们：小说的真实不同于现实的真实，作者可以在现实的基础上再创造，而小说应给读者留有想象的空间。另外，在序言中，作者还强调了故事的主人公不是一个贵族，而是一个平民；这些信不是为了贵族，而是为了平民而写的。他要求读者在读这些信之前，“必须先对自己说，写这些信的人们不是法国人、有才华的人、学士院院士、哲学家，而是些外省人、外国人、孤独者、年轻人，几乎是孩子，他们凭自己传奇式的想象，把自己头脑中认真的妄想当做哲学”。由此可见，卢梭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立场。“作家、文人、哲学家一再叫嚷，说什么为了尽公民的义务，为了对同胞作出贡献，就应该住在大都市。他们认为，逃避巴黎就是憎恨人类；他们不把乡下人放在眼里；按他们的说法，似乎只有那些领年金的人、学士和出入灯红酒绿之地的人，才算是人。”这些话不仅道出了《新爱洛伊丝》的主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卢梭全部学说的核心：返回自然，反对文明社会对人性的摧残和扭曲。
尤丽与普乐的爱情悲剧，具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他们无视森严的等级差异而双双坠入爱河。普乐的种种优秀品质，更与空有头衔的贵族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在封建门阀制度下，有情人却难成眷属。尤丽丈夫的宽容，虽为一对恋人提供了朝夕相处的机会，但时时相见而不能真正相爱，却更增加了情感的折磨，以至导致了尤丽的不幸身亡。作家对他们的真诚而纯洁的爱情寄予了深厚的同情，对摧残爱情的专制力量提出了愤怒的控诉，并尖锐地指出，贵族阶级已成为“法律和自由的死敌”。
作品在艺术上也有很多创新，作为书信体小说，它提供并实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不是以故事情节的发展为线索，而是通过一幅幅流动的图画，通过人物内心的独白，表现出故事的侧影，使得故事成为背景，而在这个背景之下清晰呈现出的，是人物内心的思想与感情。在这一点上，《新爱洛伊丝》与当时流行的小说正好相反。其次，它的言语总是形象化的，可是这些形象都是没有确切性和连贯性的；它的说服力就在它的思想的紊乱里；它议论得越少，就证明得越多。它局部散乱，整体却浑然如一。再者，这部小说像一扇窗口，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展示了一个广阔的世界，涉及宗教、文化、历史和当时的诸多社会现实问题。最后，作为一种新型体裁，它既是一部抒情小说——优美的笔调，饱含着浓烈的情感，也是一部教育小说，其中包含着对青年人思想与生活的启示：感情是自由的，可以冲破宗教观念与门第观念的束缚，但美德却是必须的，它胜于放纵与堕落。总之，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创性的小说。然而，在它的丰富内涵中，最突出、最重要的特点还是在于：它将爱情作为人类崇高美好的情感加以热情歌颂，并尽情咏歌大自然旖旎的风光，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善感性”。而所有这些，正是浪漫主义的重要特征。卢梭之所以成为当之无愧的“浪漫主义运动之父”，这部小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第三节 歌德
一 生平与创作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是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期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作家，他一生跨两个世纪，正当欧洲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封建制度的日趋崩溃，革命力量的不断高涨，促使歌德不断接受先进思潮的影响，从而加深了自己对于社会的认识，创作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作品。
歌德于1749年8月28日诞生在德意志中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市。父亲是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曾用钱买到当地一个皇家参议的身份。他很注重对歌德的教育。母亲是市长的女儿，善于讲故事，从小就培养了歌德对文艺的兴趣。歌德还通过观看法国随军剧团的演出，接触到莫里哀、高乃依、拉辛的戏剧。
1765年，歌德遵照父亲的意思，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他不满学校的经院式教学，自己钻研自然科学和古希腊艺术，同时开始按照宫廷文学的风格学习写诗，模仿莫里哀的作品写喜剧。1768年因患重病回家休养。
1770年4月，歌德到斯特拉斯堡继续学习。在这里，他研究过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著作。斯宾诺莎的唯物论和泛神论思想对他世界观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在这里，歌德还认识了许多年轻朋友，有些就是后来“狂飙突进”运动的积极推进者。特别是他与“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家赫尔德尔的相识，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赫尔德尔引导歌德阅读莎士比亚、荷马和英国启蒙文学作品，引导他搜集和学习民歌。歌德很快就接受了时代先进思潮和文学运动的影响，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1771年8月，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结束学业，回到家乡。在此，一方面做律师，一方面从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充满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反叛精神，在诗歌、戏剧、散文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主要作品有剧本《葛兹·冯·伯里欣根》、中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未完成的诗剧《普罗米修斯》和诗剧《浮士德》的雏形《原浮士德》，此外还写了许多抒情诗和评论文章。
《葛兹·冯·伯里欣根》（1773）是德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历史剧。葛兹原是16世纪德国的一个没落骑士，他曾反对皇帝和封建领主的暴政，一度参加农民起义，但是，他只想恢复旧日骑士的地位，后来又背叛了农民。葛兹作为一个骑士起来反对现存制度的行动，是骑士阶级对皇帝和封建领主的悲剧性的对抗。但是，在歌德的笔下，葛兹被写成了一个反对封建暴政、争取自由和统一的英雄，他深切地同情人民的苦难，斥责争权夺利、祸国殃民的诸侯，因而受到人民的爱戴。不过，他参加人民起义的目的不是推翻封建制度，而是想把起义限制在合法的范围之内，拥戴皇帝来实现统一。其行动最后以悲剧告终。剧中对于当时黑暗社会的谴责，对于自由和统一的热烈向往，对于个人反抗英雄的歌颂，都表现了“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在艺术上，剧本摒弃古典主义而采用了莎士比亚戏剧的创作方法。它一出版就受到青年们的热烈欢迎。
《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是一部充满狂飙激情的书信体小说。作品以少年维特与已另有婚约的少女夏绿蒂的爱情悲剧为贯穿情节，感情浓烈，催人泪下。但它并非单纯的爱情小说。主人公维特出身市民，向往自由、平等的生活，希望从事有益的实际工作。但是，围绕着他的社会却充满着等级的偏见和鄙陋的习气。保守腐败的官场、庸俗屈从的市民、势利傲慢的贵族，使他和周围的现实不断发生冲突，不幸又陷入毫无希望的爱情之中，最后走上了自杀的道路。维特与社会的冲突，具有反封建的意义。通过维特的悲剧，小说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德国社会许多不合理的现象，表达了觉醒的德意志青年一代的反叛情绪，因此，它一发表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形成了一阵维特热。小说很快流传到欧洲各国，成为第一部产生重大国际影响的德国文学作品。维特与封建社会格格不入，然而只停留于孤独的感伤和愤慨中，乃至最后悲观自杀。莱辛指出维特的性格过于软弱。
《葛兹·冯·伯里欣根》与《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成功，使歌德成了“狂飙突进”运动的主将。
《普罗米修斯》是歌德取材于古代希腊神话的一部诗剧，剧本虽然没有写完，但留传下来的片断已表达出歌德青年时代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剧中的普罗米修斯根本否认宙斯的权威，反对宙斯的专横跋扈，并且要创造和他一样蔑视宙斯的新的人类。维特身上所缺乏的那种坚忍的性格，在这个神话人物身上得到了体现。
这一时期，歌德还写过不少抒情诗（《五月之歌》、《欢会和别离》等）。他摆脱了当时诗坛上那种纤巧绮丽或虚拟唯理的诗风。他向民歌学习，以朴素、明快、音律铿锵的诗句，表现了对于大自然和对于人生的乐观态度与真情实感，成为近代德国抒情诗的真正创始人。
1775年六七月间，歌德作瑞士游。回来后，受到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邀请到了魏玛，结束了他的青年时代。歌德在魏玛一住就是十年，而且在这个封建小朝廷里做官，当过枢密顾问、部长，后来还升任首相。在“狂飙突进”运动时期，歌德反抗黑暗、腐败的现实，但是并不见效，他希望能够进行实际工作，以实现他的社会改良的理想，因此，希望在这里施展他的才干，进行社会改良活动。但是，魏玛不过是德意志的一个封建小公国，歌德在这里的一切活动实际上只能为封建诸侯服务。他在魏玛委曲求全，竭力避免和周围环境发生冲突，孜孜不倦地从事了十年的实际工作，但未能如愿以偿。
1786年6月，他再也不能忍受封建小朝廷的束缚，改名换姓，私自离开魏玛，去了意大利。他在意大利的两年里，相继访问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等文化古城。他接触了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研究了古代艺术的遗迹，研究了自然科学，这些都使他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自然科学研究使他的思想增添了唯物主义成分和辩证法因素；在古代艺术的研究中，他接受了温克尔曼（1717—1768）的观点，把淳朴、宁静、和谐作为艺术的理想。歌德在意大利获得了新生。这些都反映在他这一时期的创作之中。他陆续完成了早已开始的一些作品，写出了《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和《哀格蒙特》等作品，以及《塔索》和《浮士德》部分章节。
剧本《哀格蒙特》（1788）取材于16世纪尼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侵略者的斗争历史。剧中仍然保留着“狂飙突进”运动的革命情绪，但人物的反抗精神已经降低。在作品《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1787）中，这一点更加明显。在这个剧本中，歌德把道德教育和统治者的转变看成了社会改革的动力。剧本《塔索》（1790）写文艺复兴晚期意大利诗人塔索的故事，他热情奔放，富于幻想，天性率真，行为狂放，终于为宫廷所不容。最终，塔索以自我克制向对手表示妥协。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到，歌德一方面没有放弃前一时期的理想，不断地探索改革社会、实现启蒙理想的道路；另一方面他逐渐转向抽象的“人性”的探索，主张用道德说教来代替现实斗争，妥协的调子越来越占上风。
1788年6月，歌德从意大利回到魏玛，他摆脱了政务，致力于文学创作和自然科学研究。1789年法国大革命震动了德国，开始，歌德肯定这次革命，歌颂革命将“揭开一个新的时代”；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他又害怕革命的暴力，写了一些讽刺革命群众的诗歌和剧本（如《市民将军》、《激动的人们》等）。
歌德这一时期思想创作的变化，充分表现出他思想上的矛盾，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
18世纪90年代是德国文学史上“魏玛古典主义”的繁荣时代。歌德也步入了他的“古典”主义时期。1794年，歌德与席勒订交，两人互相帮助，不但合作写了许多警句和谣曲，而且各自完成了他们的一些重要作品。1796年，歌德写成了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第一部《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1797年完成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1806年又完成了《浮士德》第一部。
《威廉·麦斯特》是歌德的重要作品，也是德国第一部教育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写的是主人公威廉·麦斯特走出富裕家庭，寻求人生意义的故事。起先，他参加剧团，在戏剧和诗歌中追求理想。他看到了、也经历了许多人生的不幸，却看不到生活的意义。后来到了贵族罗塔利奥家里，看到他解放农民、组织秘密团体、努力为人类工作，便决定加入团体，投入社会改造事业。通过威廉的经历，歌德肯定行动和实践比抽象的艺术更有意义。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人民生活的不幸遭遇，描写了贵族社会的生活和18世纪的德国戏剧活动。但是小说把个性教育问题作为作品的中心，以个性道德的形成来代替社会改造，是德国启蒙文学的典型作品。《赫尔曼与窦绿苔》用古希腊的诗体写成。诗中，歌德把小市民社会加以诗化，并把它与革命带来的动荡生活进行对比，反映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错误认识。
在歌德的晚年，欧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法国革命掀起了全欧性的革命高潮，先进国家的工业革命突飞猛进，工人运动已经兴起，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广泛流传，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遍及全欧。这些情况促使歌德的眼光突破德国的狭隘世界，更多地注意到全欧洲甚至世界的变化，更多地接受社会的新思潮。这些都有助于他克服前一时期思想上的狭隘性。
歌德晚年的创作极其丰富，重要的有自传性作品《诗与真》（1811—1830）、《意大利游记》（1816—1829），长篇小说《亲和力》（1809）和《威廉·麦斯特》第二部《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1829），抒情诗集《西方与东方的合集》（1819）等；逝世前不久，又完成了《浮士德》第二部。这些作品表现了歌德重视实践、肯定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思想，说明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比前一时期有所增长。《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虽然在艺术上不如《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那样引人，然而它以探求理想的社会制度为中心，认为人们只有在为集体福利而积极劳动中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思想比较开阔、积极。歌德晚年的许多抒情诗中闪烁着唯物主义、乐观主义的光芒，在当时消极浪漫主义文学风行一时的德国文坛上独放异彩。《浮士德》第二部的完成尤其突出地表现了歌德晚年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新发展。
1832年3月22日，歌德病逝。歌德是德国民族文学的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提高到全欧的先进水平，并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浮士德》
《浮士德》是歌德的代表作，是他一生思想探索与艺术追求的总结，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做是启蒙运动的艺术总结。
《浮士德》的创作延续了将近60年之久。作品的雏形《原浮士德》写作于歌德在斯特拉斯堡求学期间。《浮士德》的第一部完成于1806年，第二部完成于1831年。
浮士德是16世纪的人物，后来成为民间传说中的形象。传说他通晓天文地理，懂得魔术；他死后人们把当时传说中人和魔鬼订约的故事，都集中在他身上。在传说和后人写的文学作品中，浮士德的形象不断丰富、发展，越来越明显地体现了自宗教改革时期以来的挣脱宗教束缚、追求精神解放的时代精神。歌德在这个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更加深化和丰富了这个形象的社会意义。
《浮士德》通过主人公努力追求的一生，概括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欧洲先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极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理想社会的过程。
诗剧《浮士德》的结构庞大而复杂。第一部包括25场，前面另有《献诗》、《舞台上的序剧》、《天上序幕》。第二部也包括25场，分成五幕。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故事情节，而是以浮士德的思想发展为贯穿线索。
《天上序幕》是情节的开端。它和收尾一场前后呼应，集中地表现了诗剧的基本思想。《天上序幕》以宇宙为背景，展开一场天帝和魔鬼靡非斯特之间关于人的争论，并由此引起在浮士德身上下的赌注，从而确立了诗剧的基本主题。
天帝和靡非斯特所争论的，是人能否实现和怎样实现人生理想的问题。按照歌德的观点，这个问题既包括人自身的矛盾，也包括人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歌德赋予浮士德的使命就是解决这两个矛盾，来揭示改造社会、实现理想的方案和途径。
诗剧围绕这两个矛盾的解决，安排了浮士德的生活经历，大体可分成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包括六场戏，主要描写老学究浮士德的新生。在这六场戏里，通过浮士德从精神到肉体的复活，深刻而细致地揭示了浮士德的精神和性格特征。
浮士德是以中世纪“饱学多闻”的“博士”和“导师”的面目出场的。这时，他觉悟到自己的学识无助于救世济民，书斋生活也形同坐牢，违反自然。他虽自信有承担下界苦乐的意志，有和暴风奋斗的勇气，但未能真正了解人世。这使他的精神陷入绝境。他的学生瓦格纳的食古不化，更使他的精神濒于崩溃。他感到只有自杀才能从苦痛和烦恼中得到解脱。歌德在这里批判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和封建意识形态，生动地反映了这个时期开始觉醒的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
复活节的钟声和歌声唤回了浮士德生的欲望。浮士德在瓦格纳陪同下，来到城门外。他被春光明媚、人群欢乐的景象所激动，决心“以净朗的精神，重把新生开始”。浮士德从城郊回到书斋，“爱念”陡起，并且参悟到其中的关键是“行动”，因此他在翻译《圣经》时把“泰初有道”一句，改译为“泰初有为”。他还满怀信心地和靡非斯特赌定：靡非斯特必须使他欲望满足，但只要他说出“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他就死去。这时的浮士德心潮澎湃，热情似火，急于投身到时代中去。
浮士德和靡非斯特赌定之后，靡非斯特便把浮士德带到“魔女之厨”，借魔女的药汤恢复了浮士德的青春。从此，浮士德摆脱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束缚，抱着强烈的入世思想，开始新的人生追求。
第二阶段，包括从“街头”到“监狱”，共19场，描写浮士德的爱情生活。
浮士德和玛甘泪的爱情是一场悲剧。悲剧的冲突是个性自由要求和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悲剧以宗法制的小城镇为背景。小市民家庭出身的少女玛甘泪，是歌德精心塑造的一个要求个性解放的柔弱的牺牲者的形象。她在基督教教义的熏陶和封建伦理的教导下长大。她所要求的只是一种纯洁的爱情生活，却遭到舆论的讥讽和宗教意识的折磨。后来，她的哥哥同浮士德决斗受伤致死，母亲误服过量安眠药而暴亡。在万般无奈的情况，她溺死了自己的孩子。这些在她虽“只是无心的迷妄”，却不为宗教和法律所容。玛甘泪成了罪人。在寺院中，她遭到代表宗教教义的恶魔的严厉谴责，窒息昏倒；她被关押入狱，判处了死刑。她自身的软弱性又使她无力抵抗层层的威压，尤其无力抵抗“上帝”的判决而引颈受戮。玛甘泪之死是对封建势力的强烈控诉。
浮士德与玛甘泪是两种不同的性格。浮士德不断地追求，玛甘泪却随遇而安；浮士德内心充满着矛盾，玛甘泪则单纯而朴实；浮士德否定上帝的绝对权威，玛甘泪却笃信宗教……浮士德感觉到自己与玛甘泪之间存在着差异，然而经不起靡非斯特的引诱，陷入迷离的爱欲之中。封建势力的强大和他本人的利己主义情欲，造成了玛甘泪的悲剧。此事使浮士德的精神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不过，他没有消沉，经过一场理智与爱欲的斗争之后，他从个人情欲中解脱出来，开始由“小宇宙”进入“大宇宙”，即由个人的私生活扩展到对社会生活的探求。
第三阶段，包括第二部第一幕，描写浮士德的政治生活。
这一幕所写的政治生活，无疑包含着歌德在魏玛宫廷的现实体验。通过这幕戏，歌德展示了整个德国封建王朝（神圣罗马帝国）的腐朽和资本主义世界金钱势力的泛滥。
“紫禁城”一场，通过朝臣们的口，揭露了封建王朝腐败的朝政和穷奢极侈的生活。这个国家“非法的行为穿戴上合法的伪装，一个邪恶世界居然正正堂堂”：教会掠夺人民，法官枉法贪赃；作奸犯科的受到宽容，良民反而“有罪”；政府克扣军饷，士兵到处抢劫；各邦不纳贡赋，皇帝的权力都已让光，国家财源枯竭，只能搜刮私藏；宫廷浪费无度，弄得寅吃卯粮。“像这样，世界只好离析分崩，闹到是非颠倒，公道沦亡”——老百姓已经毫无出路，统治者的江山自然也不能久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政者又只依靠两大门阀——骑士和教士，因而造成百姓们公然反抗。在这里，歌德深刻地揭示了封建专制王朝灭亡的必然性。
为了挽救这个封建王朝的覆灭，浮士德向皇帝倡议发行纸币，解决了财政危机。“上林苑”一场，歌德揭露和讽刺了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金钱的魔力。纸钞造成一片繁荣的假象，钱庄银号营业繁忙，酒店、成衣店异常兴旺，美人献媚，牧师藏私，弄臣“在梦中做了大老板”，寄生虫无不喜笑颜开。
浮士德在政治生活上的探求，不是起而反抗，而是迁就退避。他在封建宫廷中看到了王朝的腐败，仍然尽心竭力地为这个腐朽的王朝服务，想方设法维持它的统治。这恰好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对现实的妥协和迁就，也是歌德自己在魏玛十年宫廷生活的真实体验。可贵的是歌德在这里总结了许多启蒙主义者和他自己的经验，否定了这种幻想，让浮士德又开始了新的探索。
第四阶段，包括第二部第二、第三两幕，描写浮士德对美的追求。
浮士德回到书斋。他的学生瓦格纳已非书蠹式的人物，而是“严肃的现实哲学家”，他否定了“造化的至圣至神”，“敢用理智来问津”。他调和几百种元素，在玻璃瓶里造出“人造人”——小人何蒙古鲁士（在歌德笔下这个小人后来被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泰勒斯扔到海底，回到生命的本源）。
何蒙古鲁士带领浮士德游历了古希腊神话世界。在象征智慧和正义的希隆指引下，在同情人类的曼多鼓励下，浮士德找到海伦，并且和她结了婚。海伦被视为永恒的“美”的化身。在这种“美”的面前，“一切的一切都成为虚伪”。“美”简直能化育一切。浮士德热诚地爱着海伦。他俩生了个儿子叫欧福良。这个孩子渴望战斗，渴望胜利。他看到海上两军正在激战，不甘心旁观，飞去参战，不幸坠地跌死。歌德通过这个形象悼念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
欧福良死后，海伦深感“幸福与美不能长久地璧合珠联”，也痛苦地离开浮士德，空留下衣服和面纱在浮士德的怀抱。海伦的消逝表明古代的“美”，无法复活于现代。浮士德对“美”的追求和结合，虽是探求改革社会的一种理想，但由于它脱离社会现实，因此不会有什么结果。浮士德对“美”的追求也宣告幻灭。歌德在这里否定了自己的古典主义的幻想，也否定了当时思想界那种认为美育可以改造人、改造社会的错误观点。
最后阶段，包括第二部第四、第五两幕，描写浮士德改造大自然的行动。
海伦的飞逝打破了浮士德对“美”的信念，但他又有了新的追求——征服大自然。他帮助皇帝平定了一场战乱，获得皇帝赏赐的海边的一块封地。浮士德便招募了千百万人民填海造陆，开辟了万亩良田，建起了一座座村庄。为了开凿运河，他命令靡非斯特劝说两个老人迁居。靡非斯特一把火烧掉了房舍和教堂。浮士德搞海外贸易，靡非斯特竟杀人劫船，实行海上强权政策。这些都喻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但是，浮士德没有看到这一面，只感到自己是在创造新天地。
当浮士德已是百岁老人，而且对自己努力创建的海边王国感到满意的时候，被“忧愁”之灵吹瞎了眼睛。死灵来为他掘墓。他听到挖地的声音，还以为是群众在劳动，高兴地说出了他自己的理想：
我为几百万人开拓出疆土；
虽然还不安全，但也可以自由勤苦，
……
是的，我完全献身于这种意趣，
这无疑是智慧的最后的定案：
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
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随即他喊出“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按照誓约，浮士德倒地逝去。但是，他的灵魂并没有归魔鬼所有，而是被天使接到了天上。
浮士德是一个理想的探求者，他一生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道路。这个过程实际上包括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来，一直到19世纪初期的300多年间欧洲和德国的进步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道路。浮士德从中世纪的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摆脱了低级的官能享乐和迷离的情欲，否定了为封建王朝服务的妥协道路，也否定了向古代艺术美去寻求出路的幻想，然后追求更高的理想——以自由劳动开拓人人幸福的乐园。歌德在60年的创作过程中，不断接受时代先进思想的影响，从新的思想高度对这300年的思想发展史，主要是对启蒙运动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又把这一切体现在浮士德的形象之中。因此，浮士德的形象成了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的艺术概括。
浮士德思想的核心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他不满封建社会的现实，以毕生之力探求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这种探索的起点和归宿是所谓“永恒的爱”和“崇高的灵的境界”。浮士德最后认定的“为几百万人开拓出疆土”、“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国民”的结论，就是这种“爱”和“灵的境界”的具体体现，也就是人道主义理想的概括。歌德在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的掠夺行为，对资产阶级金钱的魔影也都有所揭露。浮士德在失明以后所道出的理想，已经接近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浮士德形象的魅力在于他那不断追求、勇于实践、自强不息的精神，即所谓“浮士德精神”。从他在书斋中领悟到“泰初有为”，到他终生探求的最后结论“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在《天上序幕》中，天帝曾指出，“一个善人只要他努力向上就不会迷失正途”；到全诗的结尾部分，一位天使把浮士德接上天堂时又说，“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救”：前后呼应，有意突出浮士德积极进取的精神。
浮士德的性格充满矛盾，他的前进道路上贯穿着辩证的精神。浮士德曾经解剖自己的内心说：
有两种精神居住在我的心胸，
一个要想同别一个分离！
一个沉溺在迷离的爱欲之中，
执拗地固执著这个尘世，
别一个猛烈地要离去风尘，
向那崇高的灵的境界飞驰。
歌德认为浮士德只有在克服自身与客观现实的矛盾的同时，也克服掉这种精神上的两重性，使自己“精神净朗”、“人性完善”，然后才能实现“宏愿大业”，而在他克服自身弱点，不断探索的时候，魔鬼靡非斯特正好起了推动作用。这一点，歌德在《天上序幕》中早就有了交代。天帝一方面对人的努力抱有坚定的信念，另一方面，天帝又认为人们的精神总易松弛，贪爱绝对的安静，所以他才造出恶魔，“以激发人们努力为能”。在浮士德的探索道路上，靡非斯特总是企图把他引向堕落，而实际上恰好帮助他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克服自身的弱点，不断地前进。浮士德的一生就这样贯穿着他与靡非斯特之间的矛盾。他的内心的两重性决定他既容易接受魔鬼的引诱，又能不断战胜恶魔的诱惑，在歧途和错误中克服自身的矛盾而达到至善。整个诗篇贯穿着这种辩证的乐观精神，鼓励人们在与反动、落后的势力的斗争中，在与自己的错误的斗争中，不断去追求理想，实现理想。这是《浮士德》中难能可贵的思想精华。
魔鬼靡非斯特本是传说中的人物。在诗剧里，歌德把他塑造为浮士德的对立物，即美与恶、成与毁、勤与惰这些矛盾对立面的一个方面。在《天上序幕》中，天帝就已指出：靡非斯特是“否定的精灵”。魔鬼也自称是“否定的精神”，并且解释说，“犯罪、毁灭、更简单一个字‘恶’，这便是我的本质”。他不相信历史，不相信未来，不相信有什么崇高的事物，对一切都抱着轻蔑嘲讽的态度。他也看不起人，把人看做“长足的蝗虫”，讥笑人的努力，否定人的理性，否定人类历史的进步。当靡非斯特的否定精神针对现实中一些不合理的东西的时候，他能够清醒地看到事物的本质，而且具有尖锐的批判精神。在诗剧中，歌德正是通过他的嘴批判了中世纪的烦琐哲学，讥讽了《圣经》，讽刺了封建王朝。靡非斯特敏锐的观察力和对封建势力冷嘲热讽的态度表现得极为突出。但是，靡非斯特的否定精神对于浮士德这样一个不断追求的人来讲，客观上起着推动的作用。他把浮士德从书斋引入尘世，希望浮士德满足于现世，堕落下去，实际上却帮助浮士德走出阴暗的书斋，投身到现实世界和实际行动之中。他一再地引诱浮士德作恶，实际上却使浮士德从错误中接受教训，不断向更高的境界追求，促成了浮士德向善。所以，歌德笔下的靡非斯特正如黑格尔观念中的恶一样，“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靡非斯特自己也说：他是“作恶造善的力之一体”。
在艺术上，《浮士德》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它既是当时德国现实生活的概括，同时又是资产阶级理想的颂歌。《浮士德》中的人物、事件、环境，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和夸张，以及神话故事的色彩，却又都有其现实主义的基础。这二者有机的结合，造成诗剧壮阔的背景，寓意的形象，反映了复杂的社会现实，表达出作者的理想。
《浮士德》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艺术手法是：矛盾和对比。浮士德的形象是通过他性格上的二重性，以及在他所追求的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的解决过程中，逐渐深化和丰富起来的。与此同时，歌德把靡非斯特和浮士德作为一反一正的人物，从对比中，以靡非斯特的否定人生、蔑视理智、仇恨人类的精神，烘托浮士德的入世、进取、热爱人生、追求理想的精神，从而深刻地表达出作品的思想意义。
《浮士德》中浓厚的抒情色彩和辛辣的讽刺，也是诗剧明显的艺术特色。比如，浮士德登场时的独白，强烈地抒写了浮士德的矛盾和不安的心情，深刻地揭出了浮士德的精神危机。“紫禁城”中朝臣的诉苦，尖锐地讽刺了封建王朝的朝政。剧中这类抒情和讽刺比比皆是，它们不仅使人物形象鲜明，而且使主题深化。
最后，《浮士德》具有丰富多变的诗歌艺术表现手段。歌德总是根据内容的需要选择最恰当的诗体和韵律作为其表现手段。由于全诗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其表现手段也是极其多样的，民歌体、古典诗歌体、悲剧诗体等等，几乎无所不包。
《浮士德》不仅是德国文学史上一个空前伟大的成就，而且与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曲》等齐名，被视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伟大史诗之一。
“本章思考题”
1.请说明作为启蒙运动组成部分的启蒙文学的政治倾向。
2.请说明菲尔丁等作家的现实主义小说对19世纪文学的影响。
3.请说明伏尔泰和狄德罗哲理小说的特点。
4.为什么说卢梭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
5.论述“狂飙突进”运动在德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6.论述歌德的求索与“浮士德精神”。
忏悔录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假如在某些地方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修饰，那也只是用来填补我记性不好而留下的空白。其中可能把自己以为是真的东西当真的说了，但绝没有把明知是假的硬说成是真的。当时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写成什么样的人：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当时我是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的，就写我的善良忠厚和道德高尚。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你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恶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前面，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有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浮士德
浮士德……我为几百人开辟了空地，虽说不上安居，倒也行动自由，生活写意。田野葱绿而丰腴！人畜两旺，在这片新地上过得舒舒服服，立即定居在那山丘之旁，那可是勤劳勇敢的民夫挖的土方！堤内是一片乐土，堤外则是海浪向边缘猛冲……我真想看见这样一群人，在自由的土地上和自由的人民站成一堆！那时，我才可以对正在逝去的瞬间说：“逗留一下吧，你是那样美！”我的浮生的痕迹才不致在永劫中消退。——预感到这样崇高的幸会，我现在正把绝妙瞬间品味。
〔浮士德向后倾倒。鬼怪们扶住他，把他平放在地上。
梅菲斯特任何喜悦，任何幸运都不能使他满足，他把变幻无常的形象一味追求；这最后的、糟糕的、空虚的瞬间，可怜人也想把它抓到手。他如此顽强地同我对抗，时间变成了主人，老人倒在这里沙滩上。时钟停止了——
合唱队停止了！像午夜一样沉默了。指针垂下了——
梅菲斯特垂下了！成了。
合唱队过去了。
梅菲斯特过去了！一句蠢话。为什么说过去了？过去了和纯粹的无：全然是二而一！永恒的创造对我们有何意义？无非把被创造物抢过去，重新化为乌有！“它过去了！”这句话从中又有什么可读？无异于说它从不曾有过，即使有过，也不过是兜圈子聊胜于无。我为此反倒喜爱永远的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