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语
20世纪，斑斓绚丽、色彩炫目的文学世纪，千变万化、亦真亦幻的文学世纪。
世纪之初，文坛就与政局相仿，显示出不平静的态势。非理性主义统领下的各个流派异常活跃，竞相举起反传统的大旗，竞相发出标新立异的呼唤：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纷至沓来，争奇斗妍，汇成了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大潮。其共同特点，是对传统的反叛，是对原有秩序的挑战，是对创新意识的执著。
传统深厚的现实主义，为适应时代需求，不断以自我更新谋求发展。一批跨世纪作家的创作，已体现出开放和包容的特点；一些鸿篇巨制，在继续书写社会历史的同时，更着力于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产生了富于理想色彩的苏俄文学。作为新社会形态的代表，它曾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它的曲折道路，也引发了众多争议和质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存在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流派：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黑色幽默等。荒诞的存在与存在的荒诞感，成为这时期文学的基调。对现实更彻底的否定和对形式更热切的追求，使部分流派作品的特征更趋极端。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碰撞、冲突、交融、渗透，在下半世纪更加明显。现实主义作家们都以更为开放的心态，借鉴多种手法丰富自己的创作。苏俄文学的变化，引人注目。他们还原一个真实的苏联的努力，受到赞许。魔幻现实主义等拉美文学，则在广泛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精髓的同时，以更强烈的责任感和历史感，表现本民族、本大陆的沧海桑田。
一个多元的文学世纪。
世纪前期
现实主义文学
第十章
第一节 概述
一 历史与文学概况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之内，人类就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为了克服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和对外进行财富掠夺而发动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在欧洲，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被卷入其中，交战双方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致使各国政治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但战争也在一方面催生了革命。1917年，俄罗斯爆发十月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大战期间诞生，这是20世纪初叶的重大历史性事件，其深远影响贯穿整个世纪。另一方面，以专制集权、国家至上和军事独裁等为特征的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日本等国相继得势，为世界性的灾难埋下了祸根。二三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尚未痊愈，世界又面临新的战争威胁。与此同时，各国也掀起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人民运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轴心国（德意日）和同盟国（英美法中苏）两大阵营在欧亚非等地区展开了殊死搏斗，直至1945年才以同盟国一方的胜利宣告战争结束。
20世纪的风云变幻和社会历史的飞速发展，使各种社会哲学思潮异常活跃，文学上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元化格局。对西方来说，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来，世界就不再是完整有序、不言自明的了，单一的社会思潮和单因决定论也已不复存在。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超人”哲学，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与法国哲学家、作家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都对20世纪的文学和文化影响巨大。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在20世纪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唯意志论、“超人”哲学、优生学等理论被帝国主义利用为侵略扩张的“理论依据”，直觉主义、精神分析学和存在主义成了许多现代派思潮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则成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和追求平等自由理想的思想武器。
20世纪诡异多变、扑朔迷离的现实，使作家产生了许多怀疑、困顿乃至迷惘，也使当代读者的审美意识和思想情感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当代读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要求能动的探索，不喜欢作家为他们提供现成的答案，使他们产生“必然如此”的阅读期待。19世纪读者与作品之间的那种和睦信任关系已被打破。当代读者迫切需要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认识和鉴赏当代人无限丰富的生活和无比复杂的处境和命运，因而只有多元化的现实主义文学和文学的多元化才能满足他们多方面的认识需求和审美需求，探索新的方法来表现这个世界就成了当代作家包括现实主义作家的共同课题，各种文艺思潮和流派的出现和更迭也就是一种历史必然了。
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20世纪文学发展中的两大潮流。现实主义作为源远流长的文学史上普遍的艺术倾向，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新模式。它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绝对理念，而是一种历史地发展着的认识方法。20世纪现实主义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和提高，获得新的内涵和意蕴，向着更高的多元化境界发展，表现出广泛兼容并蓄的开放性和不拘成规的艺术活力。这是20世纪人类主体意识进一步成熟和深化的表现。
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主要的一个变化特点是“向内转”：从外在描写走向内在描写，从描绘形成人物性格、行为的客观世界走向描绘人物“内宇宙”的主观精神世界；思辨倾向越来越加强，见证意识日趋淡薄；世界不再是与“我”无关的独立存在，而是“我”感受到和体验到的东西。20世纪现实主义的这一新发展，必然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难分难舍的联系，二者互相渗透、互相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出现了一批长河小说，作家们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广泛的题材书写当代社会，铺就了前所罕见的鸿篇巨制。总体而论，这时期的作品还具有下层人民得到较多反映、劳资矛盾更多触及、战争题材作品空前增多、自传成分增强、象征手法和幽默幻想手法得到综合运用、情节日趋淡化、典型人物的塑造不再是艺术追求的中心等特点。
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现，使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生了巨变。新的生活形态，培育了新的文学精神和创作方法。革命的作家群，以饱满的热情讴歌新时代，塑造新人物，作品中闪耀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光辉，也掺杂着伪浪漫主义的激情。独树一帜的苏联文学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它的成就与它的曲折，都对西方乃至世界的思想界、文学界产生过或直接或间接、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二 现实主义文学在各国的发展
现实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上半叶仍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欧美各国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坚持并发展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其中不少都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苏联新文学的崛起，更为现实主义文学增添了新的色彩。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性的反法西斯主义浪潮中，以反战和反压迫为主要内容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了一次高潮，史称“红色三十年代”。
◎法国文学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因此，整个文坛生机勃勃，在多方面均领风气之先。
跨世纪的大作家罗曼·罗兰相继完成《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欣悦的灵魂》两部长河小说，反映了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和欧洲的社会现实。罗曼·罗兰与巴比塞等一道参加了反对法西斯战争和侵略战争的国际性群众运动，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详见本章第二节）。亨利·巴比塞（1873—1935）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坚强斗士，不但主动奔赴前线抗击德国军国主义，多次立功受奖，而且根据战斗的经历写了长篇小说《炮火》（1916，又译《火线》）和《光明》（1919）。《炮火》描写一个步兵班在战争中经受的苦难和牺牲，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景象，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同时也写出了来自下层人民的士兵群众的革命觉醒。1919年，巴比塞发起组织国际进步文学艺术家反帝团体“光明社”，包括高尔基在内的世界许多进步作家都参加了这一团体。1923年，又和罗曼·罗兰一道，组织召开第一次反法西斯大会和国际反战同盟大会，为维护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了贡献。
马丁·杜·伽尔（1881—195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他根据战争期间的社会见闻写了八卷本长篇小说《蒂博一家》（1922—1940），获1937年诺贝尔文学奖。这部小说通过蒂博和丰塔南两个家庭的变迁，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社会的矛盾和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来反对战争。这部长河式的小说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式描绘社会生活，并且采用了意识流手法来刻画人物，足见现实主义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意识流手法在同时代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的创作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莫里亚克一生发表过二十多部小说，以《和麻风病人接吻》（1922）、《黛累丝》（1927）和《蝮蛇结》（1932）为其代表。这些作品集中暴露了灵魂空虚的富裕资产阶级，反映了一个阶级的没落。莫里亚克的小说揭示出人们灵魂深处的复杂情感，从而开拓了描写人们灵魂的新领域。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是20世纪上半叶影响很大的作家，在小说创作领域，他承前启后，代表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折。他反对脱离现实、单纯追求形式的倾向，但又不囿于写实叙事的窠臼。世纪之初的《背德者》（1902）、《窄门》（1909）等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伪币制造者》（1926）是他的代表作，反映了当代青年的不安与苦闷，流露出对现实社会的怀疑。小说无开端也无结局，人物众多，情节复杂，几个故事平行发展，彼此没有联系。“伪币制造者”既实指那些制造假银币的人，又影射那些虚有其名的作家。纪德除文学创作外，还发表过不少文学评论，对当代文学、美学、道德、文化等问题发表了不少独特的见解。他主持的杂志《新法兰西评论》，在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文坛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于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德语小说和戏剧在这一时期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德国在两次大战中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由于作家们的这一特殊处境，反战和反法西斯成了他们特别关注的主题。
著名作家亨利希·曼（1871—1950）一生共创作19部长篇小说，55部中短篇小说，11部剧本和大量政论、散文。1911年至1914年完成的长篇小说《臣仆》是德国现实主义的一部代表作品，塑造了赫斯林这一德意志帝国忠顺臣仆的典型形象，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这部作品因讽刺帝国而遭禁，1918年才得以出版。《臣仆》是《帝国三部曲》的第一部，另两部——《穷人》（1917）和《首脑》（1925），写劳资矛盾和帝国当权派与资本家的勾结。长篇历史小说《亨利四世》（1935—1938），以法王亨利四世顺应人民愿望统一法国的业绩，与当时不可一世的希特勒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亨利希·曼不得不逃亡国外，成为流亡国外的德国反法西斯作家的领袖。托马斯·曼（详见本章第三节）是亨利希·曼的弟弟，他的创作十分丰富多彩。他在20世纪初发表了代表作《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一举成名。长篇小说《魔山》（1924）则是作家对一战后人的生存状态的哲理思考。布莱希特是德国著名剧作家、诗人，从他的创作题材和忠于现实生活的创作原则看，他应归于现实主义作家阵营。虽然他的艺术方法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大异其趣，但未尝不可以把这视为现实主义多元化的一元（详见本章第七节）。
黑尔曼·海塞（1877—1962）的长篇小说《在轮下》（1906），对德国不人道的教育制度提出猛烈的攻击和抗议。1932年，在希特勒上台前夕，他指斥纳粹统治只能导向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写了人道主义的著名长篇小说《玻璃珠游戏》（1943），对于未来世界作了乌托邦式的幻想和预测，书中多处引述《易经》、《吕氏春秋》和老庄哲学，可见他对东方文化的热爱。海塞的作品侧重从精神和心理领域来描写和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20世纪上半叶国际文坛上为人瞩目的作家之一。
埃里希·保尔·雷马克（1898—1970）根据自身参加战争的经历和观察写了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1927），对炮火连天、尸横遍野、毒气杀人、士兵肉搏等恐怖的战争场面和战壕中的士兵的恐惧心理和求生本能，作了细致的描绘和刻画。《西线无战事》控诉了战争的残忍，反战倾向十分明显。雷马克的其他作品有《凯旋门》（1946）、《生死存亡的年代》和《黑色方尖碑》（1956）等。
奥地利的施蒂芬·茨威格（1881—1942）是一位深受弗洛伊德影响、擅长从心理分析入手表现人物命运的极富特色的作家。他以中短篇小说闻名，发表的集子有《最初的经历》（1911）、《杀人狂》（1922）、《恐惧》（1925）、《感觉的混乱》（1927）、《人的命运转折点》（1927）和《象棋的故事》（1941）等。其中《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1940）、《象棋的故事》（1941）等均为广泛流传、深得好评的名篇。他先后为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托尔斯泰等十多位大作家和文化名人作传，均取得很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也显示了他竭力开掘传主心理特征的特点。疯狂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破灭了他对人类的希望。1942年2月，他在巴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一时期，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批判社会的广度与深度都有明显的加强，艺术手法也更趋多样。
萧伯纳（1856—1950），是跨世纪最杰出的现实主义剧作家，自称“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萧伯纳的文学活动始于19世纪80年代，写出了一些优秀的剧本，如《鳏夫的房产》（1892）、《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等。批判资本主义是他一切创作的基本主题。他或揭露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或反对军国主义，或针砭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弊，或揭发资产阶级的虚伪，笔锋纵横，挥洒自如，且皆以幽默、俏皮、似是而非的特有艺术风格出之，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能引发思考。萧伯纳是一位擅长舞台对话（剧中主人公尤多似是而非的反论）的巨匠。他在20世纪写出了《巴巴拉少校》（1905）、《伤心之家》（1919）、《苹果车》（1929）等优秀剧本。
约翰·高尔斯华绥（1869—1933）也是跨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主要创作是三套三部曲：《福赛蒂世家》（1922），包括《有产者》（1906）、《进退两难》（1920）、《出让》（1921）；《现代喜剧》（1928），包括《白猿》（1924）、《银匙》（1926）、《天鹅曲》（1928）；《尾声》（1934），包括《女侍》（1931）、《开花的荒野》（1932）、《河那边》（1933）。《福赛蒂世家》和《现代喜剧》是两组情节连贯的三部曲，而且福赛蒂家族的历史贯穿在高尔斯华绥创作的绝大部分作品中。作家通过写福赛蒂家族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英国社会生活的整个时代创造了艺术的纪事史，它同时也是一部英国资产阶级的盛衰史。高尔斯华绥以其技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创造了栩栩如生的福赛蒂家族群像。他师法福楼拜，语言简练、准确而富于形象性。高尔斯华绥“因为其描述的卓越艺术——这种艺术在《福赛蒂世家》中达到高峰”而获得193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萨尔默特·毛姆（1874—1965）是英国小说家、剧作家。他当过医生和情报人员，阅历甚广。1897年根据行医的见闻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毛姆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人生的枷锁》（1915），写青年卡莱受到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和宗教思想的束缚，人的发展遭到禁锢，展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令人窒息的生活画面。小说带有自传成分。他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间谍和出使俄国的经历写了间谍小说《艾兴顿》（1928）。1920年他到中国，之后写了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1922），和以中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彩巾》（1925）。他的足迹遍及远东、南太平洋、拉丁美洲诸国，所以不少作品具有浓郁的异国情调。他师法莫泊桑，创作了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以刻画在海外的英国人的真实形象而出名。他的短篇小说故事性强，情节曲折多变，但又不落窠臼。
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以他对现代工业文明持否定态度著称。他认为现代工业文明是畸形的，戕害人的天性。劳伦斯一生共发表十部长篇小说。成名作《儿子和情人》（1913）写矿工沃特·毛瑞尔一家的痛苦与不幸，带有自传性质。《虹》是劳伦斯的代表作，通过布兰文的三代家史，反映了19世纪中叶以来英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描绘了小农经济解体过程中农民内心的矛盾，着重描绘了第三代的厄秀拉·布兰文不满现存制度的叛逆性格。《恋爱中的女人》（1921）是《虹》的姊妹篇，进一步探索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可能性。《恰特里夫人的情人》（1928，又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写爵爷恰特里从前线归来，丧失了性能力，要妻子康妮“同别的男人生个孩子”以继承家业，结果康妮与雇工梅勒斯相恋而出走。小说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对人的自然天性的摧残，赞扬了和谐的两性关系。劳伦斯的小说情节已趋“淡化”，心理探索加强，象征手法屡见不鲜，具有现代主义倾向。小说中的性描写具有局限性，但他以其艺术才华拓展了小说创作中的新领域和新天地。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上半叶获得了丰收。属于这一行列的杰出作家有德莱塞、杰克·伦敦、辛克莱、斯坦贝克等。
德莱塞的创作在美国文学史上突破了长期禁锢文坛的“胆小与高雅传统”，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天地（详见本章第四节）。
杰克·伦敦（1876—1916）共创作19部长篇小说，150多篇短篇小说。1900年至1902年发表《狼的儿子》等三部短篇小说集，通称为“北方故事”，表现了淘金者和猎人在严酷的环境中的顽强意志和斗争精神。《荒野的呼唤》（1903）和《白牙》（1906）以两只动物的幻变来说明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铁蹄》（1908）是一部长篇政治小说，控诉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揭发新闻、文艺、教会、法庭等机构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描写人民群众为推翻资产阶级专政（“铁蹄”）举行的武装起义。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1909）是杰克·伦敦的代表作，它描写一个出身于劳动人民的作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命运。他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克服了重重障碍，终于获得成功，得到了声誉、爱情和财富。他成名以后更看清了上流社会的各种人物全是势利之徒，他所爱的罗丝也不例外。他感到理想的破灭，精神极度空虚，终于自杀。杰克·伦敦作品中的人物个性鲜明，故事情节紧凑，文字精练生动。
尤普顿·辛克莱（1878—1968）以创作“揭露黑幕”小说而闻名，有《屠场》（1906）、《煤炭大王》（1917）、《石油》（1927）、《波士顿》（1928）等传世。从1940年开始，他以《世界的终点》为总题写了11部长篇小说，描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和欧洲各国的社会情况，他的代表作《屠场》，是20世纪初期美国文艺界掀起“揭露黑幕”运动的第一部小说，它揭发了芝加哥屠宰场恶劣的劳动条件和丧尽天良的老板的唯利是图，描写移民约吉斯·路德库一家在美国定居后的悲惨遭遇。辛克莱的作品文字流畅，但人物描写缺乏艺术特色。
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1939）描写30年代大萧条恐慌时期美国果园工人的深重灾难和罢工斗争，这部作品在美国人民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坦贝克到欧洲出任战地记者，在报纸上发表有关战争的特写和报道66篇，并写了反映挪威人民反抗纳粹侵略者的中篇小说《月落》（1942）。1947年发表中篇小说《珍珠》，写一个墨西哥渔民采到一颗“稀世宝珠”招来了一场大祸，最后把宝珠扔回大海，是一篇寓意深远的优秀作品。后期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伊甸园以东》（1952）、“虚拟小说”《丕平四世的短命王朝》（1957）、《我们不满的冬天》（1961）等。斯坦贝克于196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世纪之交，俄国社会开始剧烈动荡，先后发生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三次大的运动。十月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俄国文坛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已是派别林立、文艺思潮蜂起，文学创作五光十色，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两者相结合的诸多流派。
现实主义文学又可以分成三种倾向。
〇批判现实主义文学。19世纪初最有影响的文学仍是批判现实主义，老作家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继续在创作。新起的作家也遵循俄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恪守现实主义原则，突出的有参加高尔基主持的文学团体“星期三”和知识出版社活动的如下几位作家：库普林、布宁、绥拉菲莫维奇等。
亚·库普林（1870—1938）于1896年发表中篇小说《摩洛赫》而成名。1905年革命之前他发表的《决斗》，成为20世纪初俄国最优秀的长篇之一。小说以主人公罗马绍夫少尉在边境军队里的一段生活经历为线索，揭露了沙俄军队内部的腐败和黑暗。而长篇小说《火坑》（1909—1915，又译《亚玛》）则是描写妓女生活的名作，库普林对这些受害妇女给予深切的同情。
伊凡·布宁（又译蒲宁，1870—1953）出生于俄国贵族世家，在20世纪初的16年内接连发表一系列佳作，成为其创作的极盛时期。由于家道中落，他对昔日的荣华不胜怀念，所以前期的小说常有挽歌的情调。但他对于农民的困苦同样寄予深挚的同情，这以中篇小说《乡村》（1910）最为突出。书中展现的是俄国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之后至1905革命农村的变化，在地主和新兴资本双重盘剥下，农村一片衰败，不堪入目。布宁以出色的中短篇小说独树一帜，并且由于他严谨的艺术才能使俄国古典传统在散文中得到继承而于193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布宁在十月革命后于1920年流亡国外，侨居西欧33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法国。1939年曾萌生回国的念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未果，战时曾营救过犹太学者，痛恨德国法西斯。二战后热情接待过多批苏联作家，倾诉思念祖国之情。
绥拉菲莫维奇（1863—1949）从19世纪八九十年代起陆续发表短篇小说，其优秀作品有《沙原》（1908）和《草原上的城市》（1912）。前者为短篇小说，后一部为长篇小说，用草原上的一个城市如何出现，来形象地说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以及它内在的矛盾和弊病。
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文学。北欧的表现主义戏剧对俄国艺术有着直接的影响。俄国文学中的象征派也已成气候，现实主义作家开始有意识地从现代主义吸收一些新的表现手段，试图找到一条介乎二者之间的道路，或把二者结合起来。成就最大的是安德烈耶夫（1871—1919）。他的作品反映出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的多重艺术特征，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安德烈耶夫早期是现实主义的作家，写了许多优秀短篇。1905年左右，他转向对现实主义以外的艺术方法的探索，引起了轰动。这起始于中篇小说《红笑》（1904）。它采用表现主义的手法揭露日俄战争的残酷，以夸张的形象、浓烈的色彩来刺激感官，用一连串梦魇般的怪诞场面来表现战争的恐怖，以期震撼读者的心灵，达到反战的目的。剧作《人的一生》（1906）用的是另一种手法。剧中“穿灰衣服的人”秉烛开讲故事。蜡烛点燃，发出亮光，燃烧到昏暗，最后熄灭。整个过程是从黑暗开始，到黑暗结束，象征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剧本的结构也预设出人生的几个阶段：出生、贫困、富裕、荣耀、厄运、死亡。这里人物已失去个性特征，其心理感情已被抽象化而带有象征意义了。中篇《七个绞刑犯的故事》（1908）更是融各种艺术方法为一体。有现实主义的场面，有浪漫主义的激情，也使用了表现主义、象征性的手法。这是他后期创作的一个特点。
〇肯定的现实主义文学。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一直处于大动荡中，至50年代初期，先后经历了内战、社会主义改造、卫国战争和战后重建几个重要历史阶段。其间文学的进展由纷乱走向统一，由多样走向单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主潮，几乎一统天下。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主潮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名称被学术界改为“社会肯定的现实主义”，或“肯定的现实主义”。这股主潮文学长期占有主导地位。
十月革命后至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文学界存在着各种文艺思想的激烈斗争。文艺团体和派别丛生，其中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影响最为广泛。协会创建初期，在推动苏维埃文化事业的发展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后来它的一些理论家提出创造所谓“纯无产阶级文化”，以“实验室”方法培植“纯”无产阶级作家的主张，粗暴否定古典文化遗产。列宁曾著文批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这种思想，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从而明确了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内战后成立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简称“拉普”），受“左”派幼稚病的侵蚀，犯了一系列错误。例如把文学艺术与政治相等同，以“左”的棍棒政策打击知识分子出身的“同路人”作家，从而制造了作家队伍的分裂等。俄共（布）中央在1925年和1932年两次作出决议，严厉批判了他们的错误，解散了“拉普”。这两次“拨乱反正”的斗争，促进了苏联文学的健康发展。
高尔基（详见本章第五节）是苏联新文学的奠基人。革命胜利后，他成为苏联文学界的领袖，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20年代，他还最后修订了《母亲》，相继完成了《我的大学》等多部重要的长篇小说。此期，肖洛霍夫（详见本章第六节）的《静静的顿河》等几部以国内战争为题材的作品是文坛的重要收获。绥拉菲莫维奇的长篇小说《铁流》（1924）描述了一批由各种职业的劳动者结成的乌合之众，如何在行军途中经受了战火的洗礼，懂得了要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道理，终于锻炼成一支钢铁般的队伍。作品中人民群众集体形象的塑造富有独创性，气势宏大，格调庄严。富尔曼诺夫（1891—1926）的长篇小说《恰巴耶夫》（1923）通过对主人公恰巴耶夫从一个贫苦的牧童成长为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师长的过程的生动描述，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对人的改造作用。作品中的红军政委克雷契柯夫属于苏联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成功的共产党员形象，影响深远。1927年法捷耶夫在长篇小说《毁灭》中继而塑造了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莱奋生，为20年代如何在文学中塑造正面人物的问题提供了新经验。
20年代最杰出的诗人是符拉基米尔·符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他曾是未来派的代表诗人，未来派激进的大胆诗风，在他后来的风格中仍留下了印迹。《穿裤子的云》（1915）是早期的代表作。他的诗作题材多样，感情炽热，构思独特，诗句铿锵，尤以社会讽刺诗和政治抒情诗见长。他的政治抒情长诗《列宁》（1925）、《好！》（1924）和《放声歌唱》（1930），堪称苏联诗歌史上的丰碑。他独创的阶梯诗形式，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他的人生起伏，以及自杀的悲剧，也折射出苏联政治文化生活的复杂。勃洛克（1880—1921）和叶赛宁（1895—1925）也以其独具一格的诗风，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诗篇。
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批反映工业化成就和农业集体化进程的优秀作品，而更引人注目的是阿列克赛·托尔斯泰（1882—1945）完成的具有史诗性质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的最后一部《阴暗的早晨》（头两部是《两姊妹》和《一九一八年》）。三部曲以十月革命前夕到国内战争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了俄国知识分子走过的革命的艰苦历程。30年代的作家中还应提及的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他作为苏联第一代共青团员的代表、一位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战士，无论在战场还是在劳动工地都为革命建立了功勋。他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创作的具有一定自传性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4）是苏联共青团员、布尔什维克从内战年代到经济恢复时期奋战不息的生动画卷。作品中青年英雄典型保尔·柯察金，深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革命青年。30年代有成就的诗人当数伊萨科夫斯基和特瓦尔多夫斯基。抒情诗人伊萨科夫斯基（1900—1973）的诗以真挚浓烈的感情，歌颂了和平、幸福和爱情。他的诗题材丰富，格调高雅，诙谐幽默而又委婉亲切。如《红莓花儿开了》、《有谁知道他》、《卡秋莎》等深使读者陶醉，配上曲谱后更广为流传。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的《春草国》（1936），以长诗的形式赞美了农业集体化运动，揭示了农民新意识的觉醒，也为诗坛所赞赏。
1934年8月，在高尔基的主持下召开的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了作家协会章程草案，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并且还指出革命浪漫主义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草案的精神在当年对苏联文学的发展曾起了指导作用。但在卫国战争胜利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成了苏联文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
卫国战争年代，大批苏联作家奔赴前线，亲身参加战斗。其中不少作家在与德寇的浴血战斗中英勇牺牲。奔赴前线的作家们一边战斗，一边认真观察和体验战争生活，写出了大量的作品。战争初期，苏联作家选择了能最迅速地反映现实的体裁，如抒情诗、短篇小说、政论文章和特写等来表达苏联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向德寇讨还血债的坚强意志。在长诗中最负盛名的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1941—1945）。诗人成功地塑造了普通一兵的典型，揭示了苏联人民必将战胜德寇的力量源泉。全诗诗意浓郁清新，意境深远。在小说创作方面，优秀作品有西蒙诺夫（1915—1979）的《日日夜夜》（1943—1944）、戈尔巴托夫（1908—1954）的《不屈的人们》（1943）等。这些作品既真实地揭露了这场浩劫的极端残酷性，反映了卫国战争的空前规模和悲壮，又深刻地揭示了苏联人民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品质。在戏剧创作方面，柯涅楚克（1905—1972）的剧本《前线》（1942）以立意高、构思巧、戏剧冲突尖锐生动、人物性格鲜明和讽刺性强著称。
1945年卫国战争胜利以后，联共（布）中央作了《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1946）等几项决议。这些决议强调了党性原则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但方式简单致使一些作家艺术家受到伤害；此后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和“无冲突论”的滋生、泛滥都与之有一定的关系。到50年代，苏共宣布撤销这几项决议。
二战后的苏联文学，小说创作中反映刚刚结束的卫国战争的作品占有重要地位。法捷耶夫以顿巴斯矿区从事地下工作的青年英雄集体的动人事迹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1943—1945），获得巨大成功。此外，波列伏依（1908—1981）的《真正的人》（1946）、布宾诺夫（1909—）的《白桦》（1952）、卡扎凯维奇（1913—1962）的《星》（1947）等长篇小说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取材于战时和战后年代的劳动生活题材的作品，同样引人注目，如巴甫连科（1899—1951）的《幸福》（1947）、阿扎耶夫（1915—1968）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1948）、尼古拉耶娃（1911—1963）的《收获》（1950）、柯切托夫（1912—1973）的《茹尔宾一家》（1952）等长篇小说。此外还有不少作品取材于革命历史，如革拉特科夫（1883—1958）的自传三部曲《童年的故事》（1949）、《自由人》（1950）和《荒乱的年代》（1954），通过主人公的生活历程，揭示了俄国劳动人民在19世纪末叶的艰难困苦和觉醒的过程。费定（1892—1977）的《初欢》（1945，又译《早年的欢乐》）、《不平凡的夏天》（1947—1948）描写了布尔什维克和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前后的经历，反映了社会的巨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