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说，《堂吉诃德》是一部历来受到最多的赞誉、最多的解释、最多的评论和最多的研究的小说。在遥远的十八九世纪，它的研究者就已经很多。但是那时的研究大都集中在解释艰深的章句，阐释典故，考证起源，追溯作者的生平及其生平对其文学的影响，作者的写作技巧等，也有人试图揭示作品人物的意义。直到很久之后，即到了20世纪中期，才有研究者开始重视这部小说的广泛意义。
毋庸置疑，一位小说家是一个有思想、有理性的人。特别是塞万提斯，虽然他在小说中写了一个被认为是疯子的人物，但是塞万提斯本人却并非疯癫，他是一个非常有理智的人。他写《堂吉诃德》，绝非像一阵秋风，把树叶和黄花吹得到处都是，任凭它们组合成什么图案，也许它们似万花筒，美丽至极，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多层的意义。
那么，《堂吉诃德》的多层意义又何在呢？
引世人厌弃骑士小说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第一部序言中明确点明了创作这部小说的意图。他借虚构的朋友之口说，“既然您的文字只追求一个目标：消灭骑士小说在世人当中造成的影响和迷狂……您只需努力写得明白浅显，选择贴切得体的字眼儿，精心连缀，让每句每段都琅琅上口、妙趣横生……你应该设法使得忧伤者莞尔一笑，乐天派更加快活，愚鲁的人不觉厌烦，明白人叹服构思新奇，正经人不嗤之以鼻，一向慎重的也不吝赞许。总之，您认准目标干下去，直到把骑士小说那些呼神唤鬼的谎言扫除干净。”听了朋友的这番话，塞万提斯深深被打动，对此无可争辩，完全赞同。
在正文中，塞万提斯也多次借人物之口抨击骑士小说：“说真的，神甫先生，我本人觉得，所谓骑士小说对国家实在是有害无益。我闲来无事，一时好奇，几乎浏览了所有这种出版物的开头，可是没有一本能叫我耐着性子从头读到尾。依我看，这本和那本都差不多，都是一路货色，这本不比那本强，新的不比旧的好。我认为，这类文字和作品还不如常说的米利都低级无聊故事。这些就够荒唐的了，只供消遣，毫无教益，完全不同于那些劝善故事，既能供人消遣，又能给人教益。就算这类图书的主要旨趣在于供人消遣，可我弄不明白，那满纸的胡言乱语怎么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凡是丑陋畸形的东西都不能唤起我们的愉快感觉……假如描写的是一场战争，告诉我们敌方雄兵百万，书中的主人公只是单枪匹马对付他们，然后强迫我们相信，仅靠他强壮的臂膀，最后必将大获全胜，这种东西有什么意思呢？……”
“可我看过的骑士小说没有一本是部分和整体协调一致的。它们都做不到主干与开头呼应，结尾又与开头和主干呼应。它们往往是七拼八凑，似乎作者有意造就一个妖魔和怪物，而不是尽心描绘一个完美匀称的形象。除此之外，还大抵文笔艰深，情节荒诞，充满放荡的情爱、做作的礼节、冗长的拼杀、愚蠢的说教、离奇的旅程；总之，完全背离了得体的创作手法，因此在基督教国家，应该像对待废物一样把它们清除干净。”
“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费利克斯马尔特·德·伊尔卡尼亚，也没有堂西隆希里奥·德·色雷斯，更没有骑士小说里胡诌的那一大堆骑士。那都是无聊的头脑凭空捏造出来的……世上从来没有过这类骑士，他们那些武功战绩、离奇遭遇也从来没发生过。”
总之，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嘲弄、批评、针砭和根除骑士小说，提醒和规劝世人把骑士小说当垃圾扔掉，不要读它，免得受其愚弄和毒害。而堂吉诃德就是一个受骑士小说愚弄和毒害的典型事例：他如痴如迷地看骑士小说，结果丧失了理智，不顾现实，异想天开，干了那么多荒唐可笑的事情，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直到临终前他的头脑才清明豁朗，完全摆脱愚妄昏聩的阴影，并且悔恨地说：“以前都怪我没日没夜地苦读那些可恶的骑士小说，弄得自己悖晦糊涂。如今我看清了这类书籍的荒诞无稽，只可惜我醒悟得晚了一些，来不及读另一些启迪心灵的书籍，聊以补救。”“我如今恨死了阿马迪斯·德·高拉以及他那些绵延不绝的子孙；打心眼儿里讨厌亵渎神明的骑士小说；我看清了自己的愚妄，懂得了这类书籍的危害，如今对它们厌恶透顶。多亏上帝慈悲，叫我从自身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
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
《堂吉诃德》忠实于现实生活，具有丰富而积极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人民性，是一部不朽的现实主义作品。
塞万提斯及其全家始终贫困不堪，家庭收入微薄，借债、欠债、还债，总是与贫穷为伴。他还屡次受迫害、遭囚禁。所以他同情人民的疾苦，怜悯和维护被压迫者、被侮辱者、受伤害者。在《堂吉诃德》中，塞万提斯以不少篇幅描述了人民的贫困和受压迫的情景：牧羊的孩子安德烈斯为了讨要工钱遭到地主的毒打：孩子只有15岁，被捆在树上，光着上身，一个身材粗壮的家伙举着皮带连连抽他，抽一下骂一句。他不但欠孩子九个月的工钱拖着不还，还如此凶狠地打他，差点把他打死；桑乔·潘萨一家，经常忍饥挨饿：他勤劳朴实，为糊口而给人打长工，每个月只有两杜卡多的工资，只是为了让心爱的儿子受教育、给长大的女儿办嫁妆，他才答应跟着堂吉诃德出门游侠的，在游侠路上，他也是饱一餐饥一顿的，吃尽了苦头；堂吉诃德在途中遇见的那个正在赶路的小伙子因为穷才去投军：他穿一件丝绒短上衣，不少地方已经亮光光的跟缎子似的，下摆也未能遮住里面的衬衫，和上衣配套的丝绒套裤塞在包袱里舍不得穿，怕磨破了进城不体面，没有钱买新的，他一边赶路一边唱着这支小曲：“穷人只好去当兵，有钱谁肯来卖命。”苦役犯的下场更悲惨：他们像一串珠子似的，被套在脖子上的铁链一个接一个地拴在一起，手上还戴着镣铐，国王逼着他们去划海船，一去就是三年五载，甚至十年八年。其实这些苦役犯，除了品性不端者外，大多数都是为生活所迫。虽说事出有因，法网难逃，但他们往往是屈打成招，或没钱通融，或无人说项，总之，都因法官徇私枉法，错判或重判了案子。还有海上那些划船的水手：水手长挥起一根牛鞭子之类的皮条抽打水手们的脊梁，舰只便慢慢向海里驶去。桑乔暗自想道：“……这些倒霉蛋干了什么？为什么挨鞭子呀？……我这会儿才明白，这就叫地狱，至少也算是炼狱。”堂吉诃德也说“这么多人一块挨打受罪”。再看那些读书人，“读书人苦在什么地方，最主要的是穷。……穷人总是无福可享的。他们时时处处尝到穷困的滋味，不是挨饿，就是受冻，再不就是衣不蔽体……捡点阔佬的残羹剩饭。读书人最大的不幸也就是‘觅施粥’了……他们的困顿潦倒。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比方缺衬衫，少鞋子，衣裤单薄，赶上好运有人请吃，就狼吞虎咽地撑个半死。”
“那么士兵是否稍稍富有一些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是穷得不能再穷了。他们巴巴盼望的那点军饷，不是拖欠就是克扣……他们经常连一件囫囵衣裳都没有，一件东拼西凑、满是窟窿补丁的破坎肩既当衬衫又当礼服。隆冬季节，也得待在毫无遮拦的野地里，只能靠嘴里哈气来御寒”、“当兵的吃的苦头多，得的报酬少”。
普通人民的处境真是苦不堪言，悲惨之极。用水深火热来形容绝不过分。而和人民的困苦、凄楚的境遇形成对照的是，封建地主和豪门贵族们穷奢极欲，享尽荣华富贵，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位乡下财主办喜事，铺张到了极点：用一棵榆树做的大木叉上串着一整头小公牛在小山似的柴堆上准备烧烤。火堆周围的6口大锅像6口大缸，每口大锅都容得下一个肉铺的肉，整只整只的绵羊抛进去转眼不见了。树上挂的都是剥了皮的野兔、煺了毛的鸡；飞禽野味数也数不清；60多个皮囊，都灌满了上好的葡萄酒；一摞一摞的面包雪白雪白的，堆得比麦垛还高；一块块干酪垒成一堵花墙；两口油锅比染缸还大，里面满满当当全是炸甜面点的橄榄油；小公牛肚子里填满了12只小乳猪。总之，这顿喜宴丰盛异常，足够填饱一支军队。与此同时，还大搞娱乐活动：一群群青年男女跳剑舞，演舞剧，跑马、射箭，喜气洋洋，热闹非凡。再看新娘的打扮：胸前挂着一串贵重的珊瑚珠子，一身昆卡细呢是30层绒面的丝绒，花边是缎子的，那双手戴满了黑玉镏子，那是金戒指，还镶着白玉，恐怕比人的眼珠子还贵重。这哪里是乡下丫头打扮，分明是皇宫里的美女。
贵族的生活同样奢华、铺张，吃饱了喝足了，百无聊赖没事干，想方设法寻开心。在第二部第三十四章、三十五章中，公爵和公爵夫人觉得跟堂吉诃德和桑乔·潘萨几番交谈其乐无穷，便决定好好捉弄捉弄俩人，依照冒险猎奇那一套，导演几场假戏。于是公爵夫人组织了一场狩猎活动，当一头大野猪冲过来时，桑乔吓得大喊大叫，没命地求救，他爬到橡树上，想抓住一根树枝，树枝却断了，他掉下来时挂在了一个树杈上，倒垂着身躯，衣服也被撕破了。堂吉诃德过去把他救了下来。他差点落进猛兽口中。多么危险啊！可是公爵说，“对王公贵人们来说，没有比围猎更合适、更必要的营生了”，“能给不少人带来乐趣”。此外，公爵夫妇还策划了一场驱魔闹剧：一列战车上站着12个罪人，坐着一位仙子和一个死神，死神说美人杜尔西内亚因魔鬼缠身而变丑陋，桑乔必须挨3300百鞭子才能使美人恢复姿色。桑乔不肯，结果被仙子臭骂了一顿。最后桑乔只好听天由命，自认倒霉。
穷苦人为糊口不辞劳苦到处奔波，有钱人为取乐什么主意也想得出。“有个村子，住着好多贵人和有钱的绅士。亲戚朋友们聚在一起商量出个主意，就带着妻子儿女、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到这个最幽静的去处，简直算得上又一个田园牧歌式的乐土，”“姑娘们扮成牧女，小伙子们装成牧童”，还张网捉鸟，眼看着各种飞禽扑进了绿色线网。
小说还对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政治的腐败进行了暴露和抨击。比如，坏人当道，“没有一个女子会感到安全，即使再造一个克里特迷宫，把她们都关在里头藏起来也不行”，“世道变了，人心越来越坏”，需要“建立骑士制度来保护贞女，援助寡妇，救济孤儿和一切无告之人”；那些“欺诈行骗，心怀叵测”的人，“却偏偏装出一副真诚坦率的样子”；法律“脱离了正规”，有人“依靠恩宠和钱财公然玷污它、干扰它，”那是一个“可恶的时代”。“为了让天下无敌的查理王世英名长存”，当时的西班牙王室不惜耗费巨资，派出千军万马，对外发动战争，扩张领土，仅贾利塔岛一战就牺牲了约7000士兵和多位将领，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大大损伤了国家元气。结果只能是：“这块贫瘠的土地满目疮痍，遍布四野的只有残垣断壁，”“这块土地就是如此多灾多难，把无数悲惨回忆充塞人们心间，”“这坚硬荒沙支撑过英灵万千，如今又把一批亡灵送上青天。”
广大人民对封建专制自然无比厌恶和憎恨。国王陛下颁布命令驱逐摩尔人，他们慌了手脚，被吓坏了，房子被收回，必须另找住处。他们真是晦气透了，到哪儿都不得安生，都要受人欺侮和虐待。他们对专制政权岂能不恨？劳苦大众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苦日子，对穷兵黩武、穷奢极欲、骄奢淫逸、暴虐无道的统治者怎能不憎恶？
总之，《堂吉诃德》深刻地揭露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牙封建制度的黑暗，贵族和僧侣阶级的腐化堕落，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暴虐，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和悲惨处境，对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和受伤害者表示了深切的同情，闪耀着灿烂的现实主义光芒。
光辉的人文主义思想
塞万提斯一生时乖运蹇，曾多年遭受囚禁，当过奴隶，忍受过饥渴的煎熬，深知自由的可贵，名誉的重要，并孜孜不倦、不顾一切地去追求自由、体现自由的价值。他跟堂吉诃德一样，一旦逃离和摆脱了别人或别的事情的纠缠或束缚，便感到自由自在，精神大振。正如堂吉诃德对桑乔说的，自由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桑乔啊，自由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珍贵财富，深埋地下和沉睡海中的任何宝物都无法与之相比。自由跟名誉一样，都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而遭受奴役，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桑乔，我这话是有道理的。你已经亲眼看到了，咱们刚刚离开的城堡里，应有尽有，生活舒适。可是面对那些可口的美馔珍肴和冒着雪白泡沫的琼浆，我总觉得是在忍受饥渴的煎熬。那些东西不是属于我的，所以我不能自由自在地享用。受人之惠、得人之恩必须予以报答，这种牵挂犹如枷锁在身，心情无法舒畅。自己有一片天赐的面包，只需感谢上苍，而不亏欠他人，这才是最大的福气啊！”
在塞万提斯的心目中，自由的分量重于泰山，比任何宝物都珍贵，没有自由，生命便失去了意义。寄人篱下，受人奴役，食人馔肴，得人恩惠，都如同枷锁在身，心情无法愉快。要获得自由，维护自由，值得付出生命的代价。自由之珍贵，一如古人云：“黄金无数，自由难沽”。
自由的理想是堂吉诃德的骑士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吃了不知多少苦头，付出了不知多么昂贵的代价：在游侠路上，他遇到十几个苦役犯，他们像珠子似的，被套在脖子上的铁链拴在一起，手上还戴着镣铐。他们被国王陛下定了罪，叫他们到海船上去服刑。他不知道他们犯了哪条王法。经过询问后他一切都明白了，便对他们说：“虽说是事出有因，法网难逃，可你们谁也不愿意去服苦役，而是无可奈何、被迫上路的。你们有的屈打成招，有的没钱通融，有的无人说项，总之都怪法官徇私枉法，错判了诸位，才落得如此下场。”“上帝本来要人们自由地生活在天地之间，如今却偏偏逼其为奴，我总觉得太残酷了。”于是他要求那几个看守放了他们。看守们不肯，便发生了一场恶斗。苦役犯们趁机砸开锁链逃命。但堂吉诃德硬把他们召集在一起，非让他们去拜见他的意中人杜尔西内亚不可。结果他们把石块雨点般地向他扔去，终于把他砸倒在地。他万万想不到得了他好处的人竟对他下如此毒手。还有一次，他看见几个骑马人护送着一辆马车，车里坐着一位比斯开贵夫人，他认为是魔法师劫持了一位公主，他凭手中的武器打跑了同行的教士，却被护送马车的比斯开人砍下半边盔甲，还削去一大块头盔和半拉耳朵，弄得他狼狈不堪。桑乔也被打翻在地，一顿拳打脚踢，还几乎揪光了他的胡子，直到他昏倒在地，连气儿也不喘了。但是堂吉诃德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而是矢志不渝。后来他为了让一位被劫持的名门贵妇（实际上是求雨的人抬的披丧服的圣像）获得自由，和抬圣像的人打起来，结果被打下马，摔在地上，背过气去。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的这首诗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塞万提斯对自由的刻意追求和付出的代价。在小说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中讲述的玛塞拉的故事就是一个最富有说服力的例子。玛塞拉是一位貌美无比的富家小姐，不知有多少小伙子追求她，纠缠她，患相思病，甚至寻死。但是她最大的志向和心愿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过一辈子，和大地分享洁身自好、与世隔绝的恬美，伴着树林，终身干净，最后连美丽的肉体也交给大地。因为她生性自由自在，不喜欢受人约束，既不爱谁也不恨谁。
为了活得自由自在，她便决计抛弃爱情，远离追逐她的小伙子，独自一个人跑到山上去牧羊，让山林给她做伴，把清澈的溪水当镜子，让溪水和树林看她的好模样，把心里的话告诉它们。对她来说，这种自由比任何东西包括爱情都更美好。
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本，与人为善，是塞万提斯的人文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在第三十二章中堂吉诃德回答人们对他的指责时义正词严地说：“有的人踏上雄心勃勃的坦途，有的人攀登趋炎附势的阶梯，有的人依靠伪善狡诈的手段，有的人虔诚敬神走向天国；而我，由福星指引，选择了游侠骑士的崎岖小径……我从来都是一心向善，设法有利于天下，而绝不加害于人。”从踏上游侠之路那一天起，他就这样想，这样做，这样律己。他救助过困厄之人，匡正过不义之举，惩戒过狂徒，战胜过巨人，摧毁过妖魔，接济过寡妇，保护过弱女，成全过婚嫁，帮助过孤儿、幼童，尽了游侠骑士的天职和本分。他的善举和武功不计其数，被载入书本，传遍五洲四海。作为一名骑士，他的职责“就是庇护和救援阳世的困厄者，当然也包括救援和帮助那些身陷冥界不能自拔的受难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干我这一行的专门帮衬和救助受苦受难的人们，不管是死是活”。他的心地非常善良，他曾劝告即将赴任当总督的桑乔说，对待犯人“你应该尽力而为，在不损害原告的情况下，慈悲为怀，宽厚待人。”塞万提斯信奉基督教，是个忠实的基督徒。堂吉诃德也信奉圣教，教义之一便是与人为善，按照教规要善待仇敌，以德报怨，切勿动辄进行报复。总之，在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是个充满责任感的骑士，他总是以善待人，热情地关怀人，循循善诱地教导人，善意地忠告人。在他身上充分展现出作为世界中心的人的优秀品质，他那种善良的本性，他那种对美好理想的不懈追求和他那种以疯癫或可笑的方式，匡复正义的行为，表现了人类最崇高的情愫、最非凡的品德。
是喜剧也是悲剧
《堂吉诃德》产生的年代，正值西班牙专制王权不遗余力对外扩张、建立世界霸权的时期。建立英雄业绩、扬名四方就成了那些年代人们刻意追求的目标和理想。而骑士精神恰恰适合他们的需要。堂吉诃德的言行则是骑士精神的具体体现。但他的言行往往是荒唐的、可笑的。
《堂吉诃德》无疑是一部讽刺性和戏谑性的长篇小说，塞万提斯时代的人就已这么看它。而在今天，我们称之为幽默小说。塞万提斯本人在《堂吉诃德》第一部的《序言》中写道：“在故事的读者当中，应设法使忧伤者莞尔一笑，乐天派更加快乐。”他不止一次强调他要使读者开心和发笑的意图。为了做到这一点，塞万提斯常常把应该严肃地讲述的东西写得让人哭笑不得，充满讽喻意味。人们历来认为《堂吉诃德》是对骑士之举、英雄主义和崇高理想的讽刺。在塞万提斯笔下，伟大的思想和行为一付诸实际便以失败告终。因为主人公总是异想天开，其想法不符合实际，他总按照个人的想象或幻想办事。矗立在前面的分明是三四十架风一吹就旋转的风车，堂吉诃德却认为那是“30来个顶天立地的巨人”，“想过去大战一场，夺下战利品”，“发头一笔财”，还说什么“咱们师出有名：把这些坏种从地面上扫除干净也是替天行道嘛！”他根本就不理会侍从桑乔的一再提醒“那边站着那些不是什么巨人，那是风车。”说完他就用马刺一踢坐骑跑了起来，一面在心里把自己托付给心上人杜尔西内亚，一面以盾护身，平端长矛，策马飞驰向前，朝离他最近的一架风车扑上去，一枪扎在风车翼上，长矛被折成几段，连人带马被拽走。随即跌下马来，鼻青脸肿地在地上翻滚，动弹不得了。即使这样，他还不服气地说：“打仗嘛，可比不得别的事，更是吉凶难料。”
堂吉诃德在大路上望见的飞扬的尘土分明是两群羊掀起的，他却心想，那准是两支军队临阵交战，各方由一位国王或君主率领，为了女儿的婚事发生了冲突。他以为扶助弱小的时刻到了，使用马刺猛夹坐骑，握紧长矛向羊群冲去，不顾一切地乱刺起来。牧人和牧主拼命叫喊让他住手，他却听而不闻。他们只好解下弹弓，将拳头大小的石头朝他射去，打断了他的两根肋骨，打掉他的三四颗大牙，他终于跌下马背。
此外，他还把赶路的理发师的铜盆当成曼布里诺国王的具有法力的金头盔，把比斯开人的一位贵妇人当成被魔法师劫持的公主，把苦役犯当成受欺凌、丧失自由的弱小，把担架当成轿子、把担架上的病人当成受伤的骑士，把田野上的乡下女人当成他的意中人杜尔西内亚，把河面上立着的几个巨大的水磨当成城池、古堡或炮楼等等，干了一件又一件荒谬绝伦的事情。
堂吉诃德的异乎常人的想象和行为引起读者轻松、愉快的大笑。但是在大笑之余，心中不免对他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产生深切的、由衷的同情。他所进行的每一次冒险、从事的每一个壮举，遭受的每一次不幸，都是为了实现他的非凡的骑士理想。当看到他被风车打伤、挨苦役犯痛打、遭牧羊人石击、被猪群践踏、被猫儿抓伤、受公爵侍女戏弄时，没有一位读者不感到痛心，不觉得他可怜。感到堂吉诃德真是一个既可笑又可悲、既可叹又可敬的人。应该说，塞万提斯的戏谑是含着眼泪的，心中是流血的，是于心不忍的。
堂吉诃德这个人物及其行为的悲剧意义显而易见。正如德国诗人海涅所说：“这位好汉骑士试图让早已成为陈迹的过去起死回生，便和现在的事物冲撞，可怜他的手脚甚至脊背都擦痛了，所以堂吉诃德主义是个笑话。”德国批评家费利德利许·希雷格尔则把堂吉诃德的行为和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或“悲剧性的傻气”。鲁迅先生也说：“堂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错误是在他的打法”。而堂吉诃德之可悲就在于他的目的和方法相矛盾，主观意愿和客观现实不一致。塞万提斯很明白这一点。他曾说：“两种愿望一样痴愚：或者要当前回到过去，或者要未来马上在目前实现。”塞万提斯不失为杰出的艺术大师，他采用喜剧形式把堂吉诃德的矛盾性格和悲剧行为巧妙地展示出来，取得了绝好的艺术效果。正如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指出的那样：“在所有的欧洲文学作品中，这样把严肃和可笑，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与庸俗和伟大的美丽的东西交融在一起的例子……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