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大动荡，中共在大动荡，中共领导层也在大动荡之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换动着：5月9口中共“五大”闭幕时选过一回，选出政治局委员七人，常委三人；才两个来月后的7月12日，又一次换班、改组，确定新的五常委；这一次，还不到一个月，就再一次换班、改组。
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纳兹在八七会议上是这么说的：
此会为“紧急讨论会”。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可以选举临时中央局
罗明纳兹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让为前任中共领袖陈独秀犯右倾错误，在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因此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
罗明纳兹指出：
我们可以说上海工人领袖的意识比中央的意识高百倍，他们的理论比中央的理论正确得多。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无论何人都不及由工人出身的人来领导正确。
罗明纳兹的意见，受到许多中共代表的赞同。
邓中夏指出：
我们党的书生气概也非常之重，因此中央自然要犹豫动摇，发生机会主义了。产业工人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工作说了好几年，但来宾行，大家总以为工人的政治观点不清楚，自然工人同志不能如知识分子那样开口敷万言。但我们要知道上海工人的政治意识比中央要高百倍。
罗亦农指出：
湖南代表及其他同志说：要将群众意识作为党的指导和要吸收工人采作指导，这是很对的。
任弼时说得更直截了当：
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并须吸引下级作实际工作的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老头子可去莫。
任弼时所说的“老头子”，指的是陈独秀；“去莫”，也就是去莫斯科。
这样，工人出身的工人领袖们，一下子备受重视，被别人中共新领导班子候选名单。
内中有：42岁的苏兆征，他是广东香山县湛澳岛（今属珠海市）人，从小在海轮上做工，道地的海员工人出身。1921年1月，他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3月，创立中华海员联合总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中共“五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另一名受到青睐的是二十三岁的顾顺章，江苏宝山（今属上海市）人。他原本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事务员，也算是工人出身。他曾留学德国，回国后加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担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在中兆“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
还有一名受到垂青的是四十七岁的向忠发，湖北汉川人。论出身，此人“根子正”，“标准”的工人。他青年时期先在汉阳兵工厂当工人，后来做过水手、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担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此后历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他当选过中共“三大”、“四大”、“五大”代表，并在中共“五大”上二当选中央委员。
于是，罗明纳兹拿出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他念道：
“提议政治局委员七人，候补七人”，“正式委员七人——张国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候补委员七人——李立三、周恩来、彭湃、张太雷、顾顺章、向忠发、蔡和森。”随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名单。
经过投票选举，产生的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跟瞿秋白预拟的人选颇多差别。
根据会泌记录，最后的名单连同得票数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二十票）、向忠发（二十票）、瞿秋白（十九票）、罗亦农（十八票），顾顺章（十七票）、王荷波（十七票）淳维汉（十七票）、彭湃（十六票）、任弼时（十四票）；
候补委员——邓中夏（十三票）、周恩来（十二票）、毛泽东（十二票），彭公达（十一票）、张太雷（十一票）、张国焘（九票）、李立三（七票）。
票数颇为耐人寻味。由于共产国际全权代表强调了工人成分，苏兆征、向忠发一下子得了全票（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没有参加投票，所以实际参加选举的是二十人），超过了瞿秋白。
7月12日产生的五常委中的四位——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李屯三，票数居末，全成了候补委员！
毛泽东得票数与周恩来相同，并列第十一位。
按得票数，中央的新领袖当是苏兆征或向忠发。
对此，罗明纳兹作了如下说明：
至于指导（即领导——引者注）成分问题，大家的要求是选出工人来做领导。但有一困难，此会无权改选中央（指总书记——引者注）。还有一层，选出此等人还须得从事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
这样，在8月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三常委为中共新领袖。这三常委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名义上三人都是常委，实际上以瞿秋白为首。
从5月9日中共“五大”闭幕式到8月9日，正好三个月。从三个月来常委名单的三变，足见中共领导核心的大变动：
5月9日，三常委，即陈独香、李维汉、张国焘；
7月12日，五常委即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7月21日增加瞿秋白）；
8月9日，三常委即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在三变中唯一不变的是李维汉，一直担任常委。
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路线，并载人了史册，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言：“1927年8月7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
如今，召开八七会议的那幢房子设立为纪念馆，坐落在汉口鄱阳街一三九号（即原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那是根据李维汉、邓小平、陆定一认定后确证的。不过，1983年郑超麟应邀去武汉，却认定鄱阳街的一二三号是原会址。那座房子跟一三九号模样很像。郑超麟的记忆力向来是很不错的。只是他的意见未被接受。
在八七会议的记录中，任弼时曾说过一句话：“老头子可去莫。”
“老头子”陈独秀后来没有“去莫”。他和彭述之、郑超麟等组织了党内反对派，于1931年5月任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此后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党籍。
矫枉容易过正。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舵手后，中共开始由右朝“左”偏航。
作为三常委之一的李维汉，晚年写下《回忆与研究》一书，很深刻地道出当年批右出“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