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解码赵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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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前言

我今年58岁,已快到花甲之年。有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回顾前半生所走过的路子,我自觉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也没有经历过什么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辈子想做的、要做的和能做的,都是一些与文化分不开的小事、琐事和傻事。

由于从1991年开始,我陆续将部分祖先遗留的中国文物捐献给国家,让社会大众能够共同欣赏这些饱含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的艺术品,从而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关注,“赵泰来”三个字的知名度也陡然上升了。

一方面,人们通过内地二十多个博物馆或我个人藏品馆,看到很多难得一见的传统艺术品,从中获得不少知识,丰富自己的文化涵养;另一方面,在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品面前,人们难免萌发出许多疑窦和猜想:

“赵泰来是个什么样的人?”

“赵泰来为什么能够拥有这么多的宝藏?”

“他为什么要将这些宝藏统统捐献出来?”

有一些善于思考的人在此基础上会进一步发问:

“赵泰来捐赠的藏品是不是文物?”

“赵泰来捐赠藏品的目的是什么?”

更有一些爱刨根问底的人发挥想象力,他们言之凿凿地宣称:

“赵泰来捐赠的东西都是假文物,都是现代仿造的赝品!”

“赵泰来背后有一个上千人的造假团伙!”

“赵泰来捐赠藏品本身是一个大骗局!”

我想起俄罗斯的一句谚语:“一个傻瓜提出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抱着这种心态,我对社会上沸沸扬扬的各种议论都不予回应,以淡消谗,只做不说。

但是,在去年7月初我去广东开平参加一个华侨历史文化保护调研活动时,认识了杨小村先生后,我的想法开始改变了。

他对我说:“你怎么能只做不说呢?社会大众对你的善举是敬佩的、肯定的,有点非议也是正常的。对于传承中华历史文化而言,你的所作所为现实意义十分重大,这是毋庸置疑的。理应把你的故事、人生的传奇经历公之于众!”

我觉得小村君说的有道理。于是,去年8月我同意由他撰写《解码赵泰来》这本书。

在这本书里我该向读者说些什么呢?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出生在广东东莞虎门镇一个普通医务世家,父母和爷爷都是悬壶济世的中医师。我儿时的理想很简单,长大后开一家小书店就很满足了。但那时正是我国“左”风开始兴起,反右斗争一来,我的家庭就厄运连连。先是在虎门医院当医生的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后来在我小学毕业那年,又横遭“文革”劫难,包括我的父母和外公、外婆、舅舅等八位亲人在那场人类浩劫中不幸罹难。

承蒙上天眷顾。我14岁那年以“非法探亲”的方式,死里逃生,只身游水来到香港投靠姨妈郑月娥。从此,我的厄运开始转为好运了。

我万万没有料到,身体那么孱弱的姨妈却肩负着守护家族如此巨大秘密的重担而终身不嫁。而且在我二十三四岁时,姨妈临终前用一纸遗嘱将神秘宝藏“夯帮郎当”(广东话“全部”的意思)传了给我。当我打开英国伦敦北部那座庄园的地窖大门时,那种震惊和心灵上的震撼,恐怕现世没有第二个人有过同样的经历和感受。

我在地窖里一边清理文物,一边苦苦追索这批宝藏曾经的主人和守护者:香港大牧师何福堂、慈善家何妙龄、与孙中山亦师亦友的香港华人领袖何启、“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的伍廷芳、英国名门闺秀大律师玛丽娅、逼迫清朝末代皇帝下诏退位的赵秉钧、与何妙龄同父异母的妹妹何箕龄、终身悬壶济世的赵福生、朱执信牺牲前牵肠挂肚的朱寿英、隐姓埋名十多年的奉天市市长郑禹、一半中国血统一半英国血统的伍丽芳、终身不嫁的郑月娥……

这些由我上述多位祖先悉心收集的中国艺术品,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偶然原因,被深深地埋藏在伦敦一个庄园的地底下,默默无闻地度过八十多个春秋,从而也躲过了战火和“十年浩劫”的毁坏而得以完整无损地保全下来。我深知这批宝藏的价值远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它承载着五千年厚重的中华文化历史价值和艺术精华,从而成为无价之宝。

现在,这批价值连城的宝藏居然属于我一个人所有了!我恰好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佛教归根结底是引导众生摆正“我”与外界的位置和关系。基于这种信仰,我充其量只是这批宝藏的临时保管员。既然这批宝藏来自社会,它们最好的归宿必定是回归社会。

我不抱怨曾经造成我家破人亡的那段历史,人类进步总要伴随一些沉痛的教训。但那场造成千万个家庭悲剧的十年劫难中,种种扭曲人性、无法无天的举动,不正是缺乏文化素养而产生的愚昧和野蛮的结局吗?中国历史博大精深,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引领世界的辉煌与骄傲。在悠久的大中华文化中,有很多要素依然是当今国际社会中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很好地总结与传承中华文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仍然是每个中华儿女的匹夫之责。

我能够为传承中华文化而尽绵薄之力的事,就是将祖先传下来的宝藏统统捐赠出来,让中国的老百姓都能看到,能从中了解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丰富自己的文化涵养。这也是我三十余年来坚持不懈地做文化,近二十余年来不断捐赠藏品办博物馆、藏品馆的深层原因。

非常感谢小村君,他利用一切时间访问我,访问与我有关的人和事。在访问前,他事先做了充分准备,查阅大量史料,提出了许多非常好的问题。我读的书不多,我的答问又是杂乱无章的,具体时间地点有时都无法准确交代,祖先的事更是代代口传,难免有错漏。但他耐心听取并详尽记录,然后又进行细心整理综合。这本书的出版,如果能让读者掩卷后,多少对中华灿烂文化产生一些兴趣,那我也就知足了。

南无阿弥陀佛。

赵泰来

2012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