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目标及要素投入
内容提要：明确全国及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目标规模及要素投入需求，是制定保护和提高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政策措施的重要依据。本子课题在分析全国及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影响因素和预测中国未来不同阶段（2010年和2020年）粮食需求量的基础上，确定了不同阶段全国及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目标规模，并对所需要素投入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为：第一，2010年和2020年中国粮食需求总量将分别达到5.394亿吨和6.167亿吨；第二，为满足上述需求，在考虑适当进口的情况下，2010年和2020年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目标规模分别为5.124亿吨和5.550亿吨；第三，实现2010年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5.124亿吨目标规模的一个可行方案是：粮食播种面积达到15.5亿亩，粮食成灾面积保持在2004年的水平，每公顷化肥投入和其他物质投入需要比2004年增长9.74%；第四，实现中国2020年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5.55亿吨目标规模所需要素投入的可能方案是：粮食播种面积为16亿亩，粮食成灾面积保持2004年水平、或降低10%、或降低20%，相应的每公顷化肥投入和其他物质投入比基期2004年增加的幅度分别为16.17%、14.32%、12.47%。粮食播种面积在2020年要保持在16亿亩是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一条警戒线。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粮食产量的快速增长曾使人们对中国的粮食问题充满乐观态度。但是1999年以后，中国粮食生产出现较大滑坡，粮食播种面积、总产量和人均占有量持续减少，2003年总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98年减产700亿公斤，直到2004年才有恢复性增长。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全国性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粮食安全仍然存在隐忧，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又重新成为各方面关注的焦点。由于提高和保护好中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的根本基础，因此一个时期以来，关于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目前已有的关于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内涵、衡量指标、影响因素以及如何保护和提高中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等方面。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影响提高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有：种粮比较收益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耕地和水资源短缺，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科技储备不足、推广体系不健全以及由政策所造成的地方政府、特别是主产区政府对于发展粮食生产缺乏足够的积极性等。所提出的保护和提高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措施主要有：依法严格保护耕地和水资源，增加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科技攻关和科技推广力度，实行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完善粮食市场宏观调控政策，保护农民与地方政府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等。
综观目前关于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研究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对于中国及主产区未来不同阶段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目标规模没有进行定量研究。中国及主产区到底应该保持多大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对于讨论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护机制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在明确全国及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目标规模的前提下，才能够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护措施体系。
第二，目前研究中所提出的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政策措施也缺乏定量分析。如增加农业投入是一个被经常提到的、非常重要的政策建议，但更具有操作意义的政策建议应该是为实现既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目标规模，到底需要增加多少投入，这样的投入需求我们是否能够承受等。
第三，目前对于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全国层次，即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及其保护措施，对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及其保护措施的研究还很少见。随着中国农业生产区域布局的调整和优化，粮食主产区作为全国商品粮的主要提供者，在保障粮食供给、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稳住了粮食主产区的综合生产能力，就稳住了全国粮食生产能力的大局。
上述关于目前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研究现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正是本项研究的切入点，同时也是本研究项目的重要意义所在。
本项目的研究目标是：在对全国及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和对未来不同阶段（2010年和2020年）中国粮食需求量进行预测的基础上，确定未来不同阶段中国及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目标规模及所需要素投入量，以为完善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护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为实现上述研究目标，本项目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全国及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历史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第二，不同阶段（2010年和2020年）中国粮食需求量的预测；第三，不同阶段全国及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目标规模的确定；第四，不同阶段全国及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目标规模所需要素投入量的确定。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时期和一定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由各种生产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的、能够相对稳定地达到一定水平的粮食产出能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由耕地、劳力、资本、技术等投入要素所决定，通过对生产过程的组织与调控，转变为实际产出能力。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提高粮食的实际产量，并没有象欧美国家采取耕地休耕制度，因而中国粮食的实际产量就可以反映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在本部分中，对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历史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实际就是对中国粮食产量历史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的分析。
主产区（包括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13个省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全国粮食生产大局，对稳定全国粮食供求、确保粮食安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本部分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历史变动特征及影响因素的分析除从全国层次展开以外，还从主产区层次展开。
（一）1978年以来全国及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历史变化特征
示了1978年以来全国和主产区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的变动情况，由这两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和主产区的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变动具有很明显的同趋势性，这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主产区粮食生产的波动情况对全国粮食生产的变动起着决定性作用。1978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的变动可以大致分为快速增长、缓慢增长、相对快速增长、下降和恢复五个阶段。
1.第一阶段：粮食产量快速增长阶段（1978年～1984年）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以及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粮食生产物质投入的增加，再加上同时期自然灾害相对较少，粮食产量显著提高。在1978——1984年的六年间，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9%，是建国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也由1978年的21124万吨增加到1984年的29366万吨，增加了39%。
与产量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这一阶段全国粮食总播种面积减少了6.4%，主产区粮食播种面积下降幅度小于全国水平，为4.6%。这一阶段无论是全国还是主产区粮食产量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单产水平的提高，全国每公顷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2527公斤增加到1984年的3608公斤；同期主产区粮食单产由2578公斤/公顷，增加到3757公斤/公顷，分别增长了42.8%和45.8%，主产区粮食单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幅度逐渐加大，表明粮食主产区的生产优势开始显现。
2.第二阶段：粮食产量缓慢增长阶段（1985年～1993年）
这一阶段制度因素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已发挥完毕，并且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再加上在全国粮食连年丰收的情况下，国家对于粮食进出口调节的失误，造成全国性粮食供大于求的局面。卖粮难问题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受到影响，产量增长速度放慢，全国粮食总产量年平均增长速度下降到2.3%。与1985年相比，1993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略有增长，达到110509千公顷，增长1.5%。这一阶段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增长幅度为20.4%，每公顷产量由1985年的3483公斤增加到4130公斤，增长幅度为18.6%。
粮食主产区卖粮难的压力更大，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减慢。1993年比1985年粮食产量增长26%，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2.6%，不足第一阶段平均增长速度的一半。虽然产量增长速度下降，但主产区粮食播种面积却增加了2%，高于全国平均增加水平。这一阶段主产区粮食单产提高了20.3%，也高于全国18.6%的增长幅度。
3.第三阶段：粮食产量相对快速增长阶段（1994年～1998年）
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经济迅速发展。政府于1994和1996年两度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水稻、小麦和玉米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平均收购价格比1993年7、8月份的市场价格提高了75%。粮食收购价格的提高刺激了粮食种植面积扩大，1998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比1994年增长了3.9%，同期产量增长15.1%，199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51229.5万吨。这一阶段粮食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6%。
主产区粮食产量增长了14.1%，年平均增长2.7%；粮食播种面积增加4.2%，为19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主产区粮食单产仅提高了9.5%，低于全国平均10.8%的增长幅度。虽然这一阶段主产区单产增长幅度稍低于全国，由于基数较高，整个时期内的粮食单产仍然比全国高222.1公斤/公顷。
4.第四阶段：粮食产量下降阶段（1999年～2003年）
这一阶段虽然中国经济仍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但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相比国内需求明显不足，并影响到农业生产，粮食市场价格持续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为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缓解加入WTO以后可能出现的对国内粮食生产的冲击，各地区都加快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重点是调整种植业结构，削减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另外再加上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等原因，这一阶段，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了12.2%，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比例由1999年的72.5%下降到2003年的65.2%，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仅为1978年的82.4%。1999年起全国粮食总产量连续下降，2003年粮食总产量比1999年减少15.3%，是1978年农村改革以来全国粮食产量下降幅度最大的时期，同期全国粮食单产也下降了近1%。
这一阶段主产区粮食生产变动趋势与全国相同，播种面积下降了10.4%，低于全国下降幅度，粮食产量下降了15.8%，高于全国下降幅度，单产下降了8.7%，远高于全国同期下降幅度。
5.第五阶段：粮食产量恢复阶段（2004年至今）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国政府农业政策在加强农业保护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减免农业税等一系列含金量较高农业政策措施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再加上较为有利的气候条件，2004年中国粮食产量扭转了自1999年起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与2003年相比，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了2.2%，粮食产量增加了9.0%，每公顷粮食产量增加了8.5%。
这一阶段主产区粮食生产的变动趋势与全国相同，也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与2003年相比，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了2.7%，粮食产量增长了11.4%，每公顷粮食产量增加了6.6%。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时期来看，主产区在全国粮食生产中的地位逐步提高，表现在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占全国总量的比重都有所提高，其中产量提高幅度还略大于面积提高幅度。这种变动也反映了主产区在粮食生产方面资源优势的发挥以及种植业结构调整后全国农业生产区域布局的变化。
（二）全国及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1.模型、变量及数据选择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中国可以用粮食实际产量来表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因此这里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影响因素的分析就可以转变为对粮食产量影响因素的分析。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根据各影响因素的生产弹性和在不同阶段各影响因素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率来分析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
从理论上讲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如土地、劳动、化肥、机械、资本等的投入量；第二类是各种农业技术进步；第三类是国家粮食政策、农业生产组织与经营制度；第四类是各种自然灾害。
土地是粮食生产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其投入数量的规模一般用粮食播种面积来表示。粮食播种面积是解释产量变化的一个关键变量，且对粮食产量是一种正向影响。同时，各种自然灾害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很大，成灾面积可以反映粮食生产中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程度，粮食产量与成灾面积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但是现有各种公开出版的统计资料中的成灾面积都是农作物总成灾面积，并没有单独反映粮食作物受灾面积的指标，在本研究中假定自然灾害在各种不同作物种类中的分布是均匀的，这样粮食成灾面积可用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乘以农作物总成灾面积得到。
劳动力是粮食生产的主体，也是影响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现有公开出版的统计资料中并没有关于投入粮食生产劳动力人数的数据，仅有农业劳动力人数，而农业劳动力人数是指包含农、林、牧、渔的广义农业劳动力人数。目前已有的类似研究中多将农业劳动力数量作为粮食产量的解释变量来建立模型，这样不可避免地导致结果产生偏差。为纠正这一偏差，本研究中将采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粮食生产中的每亩标准用工日数来作为反映粮食生产中劳动投入数量的指标。
化肥是粮食生产的主要要素投入之一。本来在模型中选择以实物单位表示的化肥投入量最为合理、准确，化肥变量应选择化肥的折纯量。但由于不同种类的化肥有效元素含量不同，而且《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不同时期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1991年以后化肥使用量为折纯量，而此前的统计口径为标准吨，二者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本研究中选择了每亩的化肥费用支出作为衡量化肥投入水平的解释变量。在建立模型中，为使不同年份的数据具有可比性，已采用农村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对不同年份的化肥费用数据进行了调整。
在中国粮食生产的各种物质投入中，化肥费占有较大的比重，而其他如种籽秧苗费、农家肥费、农药费、排灌费、机械作业费等每一项的比重相对较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农产品成本收益核算方法做过多次修订和调整，一些明细分类数据在统计口径上缺乏连续性。粮食生产中机械使用和农村用电虽然也是十分重要的生产条件，但是在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前提下，机械化和电气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但对于粮食总量增长却不具备直接的推动力。因此，本研究中将除化肥费以外的所有物质费用投入总和作为一个变量引入模型，用来反映除化肥以外的其他物质投入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为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使其他物质费用这一指标在年度间具有可比性，本研究也采用农村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各年其他物质费用的数据进行了调整。
农业技术进步是影响粮食产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考虑到农业中的技术进步常常物化在良种、农膜、农药以及农业机械的使用方面，而本研究采用的其他物质投入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涵盖农业中的技术进步因素，另外，目前常用的以时间T作为代表技术进步变量的做法也存在争议，因此在本研究模型中将不引入变量来单独反映技术进步对粮食生产的作用。
自197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实行的是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的生产组织制度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土地制度，这项制度作为农村的一项基本制度将长期保持稳定。早期研究认为，中国农业生产提高的动力在改革初期主要来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但是，这种影响只是一次性的，随着这一制度的普及与稳定，该制度创新对于粮食增产的促进作用几乎为零。在对1978年后粮食生产的分析中完全可以假设制度因素为一常量，由于本研究利用1978——2004年关于上述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来建立模型对全国粮食生产情况进行分析，所以没有设置时间虚变量。
在对全国及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影响因素的分析中，为了具有可比性，我们选择了同样的变量建立模型，都采用粮食播种面积、劳动用工日、化肥费用、其他物质费用和成灾面积这5个变量。粮食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劳动用工数量、化肥费用和其他物质费用数据来源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粮食成灾面积是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自己整理而得。由于现成资料中缺乏主产区成本数据，本研究对13个主产省的化肥费用以及其他物质费用等成本数据，首先利用各自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进行处理，剔除物价变动的影响，然后再以各省粮食播种面积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由于资料限制，对主产区仅选择了1983到2004年22年的数据建立模型。
由于劳动用工数量、化肥费用和其他物质费用的总量均是每公顷投入量与粮食播种面积的乘积，同时化肥费用和其他物质费用的历史数据具有较为明显的同趋势性。如果采用劳动用工数量、化肥费用、其他物质费用总量进行模型估计，必然出现较为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先采用每公顷劳动用工数量、每公顷化肥费用、每公顷其他物质费用与其他数据进行模型估计，然后将粮食播种面积的系数减去这三个变量的系数就可得到粮食播种面积的弹性值。
2.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无论是全国还是主产区粮食产量生产函数模型，拟合优度都在0.95以上，所考察影响粮食产量的5个解释变量均在95%或99%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模型很好地反映了粮食产量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在上述建立模型数据选取的条件下，模型估计结果中粮食播种面积前的系数实际上是粮食播种面积、每公顷劳动用工、每公顷化肥费用和每公顷其他物质费用的生产弹性之和，经过调整可以得到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生产弹性值为0.989，主产区粮食播种面积生产弹性为0.610.
从全国来看，粮食播种面积是对粮食产量影响最大的因素，生产弹性达0.989，这意味着粮食播种面积每增加1%，粮食产量就增加0.989%，扩大播种面积目前仍是中国提高粮食产量最有效的途径。其他物质投入是影响粮食产量的第二大因素，生产弹性值为0.380.化肥投入是影响粮食产量的第三个重要因素，生产弹性值为0.175，这说明增加化肥投入量仍然能够带来较大的产量增长。成灾面积对粮食产量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成灾面积增加1%，粮食产量将下降0.108%，提高防灾抗灾能力，降低粮食受灾、成灾也是提高中国粮食产量的一条有效途径。劳动投入量的生产弹性为-0.250，一方面与中国粮食生产中所需劳动投入量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相吻合，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粮食生产中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各因素对主产区粮食产量的影响方向、排序与全国相同，但影响程度不同。粮食播种面积也是影响主产区粮食产量的第一大因素，但影响程度明显小于全国，生产弹性值为0.610，主要是主产区后备耕地资源更为匮乏，并且粮食种植面积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中已占有较大比重所至。其他物质费用是第二大影响因素，生产弹性值达到0.488，比全国高出近三分之一，主要原因可能是，主产区在粮食生产条件上具有优势，良好的基础条件有助于发挥除化肥之外其他各种投入的效率。化肥投入是影响主产区粮食产量的第三重要因素，生产弹性值为0.171，略低于全国水平，主要原因是主产区农业集约程度高，化肥的高投入降低了边际产出。2001年和2002年主产区每亩投入化肥折纯量分别比全国平均高0.34公斤和0.17公斤。粮食成灾面积的生产弹性系数是-0.102，略低于全国水平。而劳动用工量的生产弹性为-0.135，明显低于全国水平，反映了在粮食生产中，主产区比全国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3.各影响因素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率
前面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出了粮食产量各主要影响因素的生产弹性，这些弹性值从相对量的角度反映了各种投入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程度。但在特定时期内，某种影响因素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率不仅取决于该因素生产弹性值的大小，还取决于这一因素在整个时期内的变化幅度。因此，要想进一步了解在不同时期内各影响因素对粮食产量增加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还必须计算各种影响因素的贡献率。
（1）全国粮食产量增长中各影响因素的贡献率
列出了自1978年农村改革以来粮食产量变化的五个时期中各影响因素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率。由此表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各要素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率也不尽相同。改革开放初期，即1978至1984年间，除粮食播种面积的下降对全国粮食产量增长具有较大不利影响外，化肥、其他物质投入增加以及成灾面积减少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分别是25.2%、29.9%和12.1%，这期间制度创新及其他因素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也高达17.5%，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全国范围内极大促进了粮食产量的提高。
在1985-1993年全国粮食产量的增长中，化肥和其他物质投入的增加作出了主要贡献，二者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2.8%和32.7%，与1978——1984年相比，具有明显上升。
在1994-1998年期间，受这一时期国内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迅速，化肥以及其他物质投入增加速度与上期相比明显放慢，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幅降低，其中其他物质投入的贡献率为——8.3%。为弥补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对农民的不利影响，政府于1994年和1996年两度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价格上升刺激粮食播种面积的增加，播种面积增加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1.6%，是同期贡献率最大的投入要素。
1998年以后国内市场疲软，粮食价格下滑。为提高农民收入，各地都根据比较优势进行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全国粮食播种总面积及其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中所占比例下降很快。1999-2003年国内粮食总产量下降了15.3%，其中播种面积下降的作用占了78.6%，化肥和其他物质投入的减少所起的作用分别为10.1%和19.2%。
2004年中国粮食产量恢复性增长，比2003年增长9%，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和化肥投入增加所起的作用均为24.3%，由于气候条件较好、粮食成灾面积减少所起的作用为59%，政府新出台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及其他因素所起的作用占近10%，但其他物质投入减少所起的负面作用达49.3%。
整体来看，在1978——2004年期间化肥投入的增加对全国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最大，贡献率达到57.7%，其次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用工数量的减少对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率为32.8%，其他物质投入的贡献率也非常大，达到26.6%。而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对粮食产量的提高有负面影响，由于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使粮食产量下降的幅度达28.8%。
（2）主产区粮食产量增长中各影响因素的贡献率
列出了不同时期主产区粮食产量各影响因素的贡献率。在1983到1984年期间，主产区粮食产量合计增长5.83%，贡献最大的因素是其他物质投入的增加，贡献率达62.3%，化肥投入增加的贡献率也达33.5%，成灾面积减少对产量增加的贡献率是12.7%，为第三大因素。而其他因素对该阶段粮食产量增加的贡献较小甚至是不利影响。
在1985年——1993年期间，对主产区粮食产量增长贡献最大的两个因素是其他物质和化肥投入的增加，二者的贡献率分别为42.4%和33.2%。
在1994年——1998年期间，粮食播种面积的增加是除其他因素之外贡献率最大的要素，贡献率为18.2%。其他物质投入和化肥投入对主产区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率比前两个时期有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由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主产区粮食生产中各种投入水平已较高所导致的增长率偏低有关，这一时期主产区其他物质投入增长了6%，化肥投入增长了9%，大大低于前期22%和47%的增长率。除模型考虑变量以外的其他因素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51.5%，这主要包括如国家在1994年和1996年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因素的影响。
在1999年——2003年期间，主产区粮食产量也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下滑，减少幅度为15.85%，除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粮食产量有正向影响外，其他四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粮食产量下降。其中以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对粮食产量变化的贡献率最大，为——40.1%，粮食成灾面积增加是粮食产量下降的第二大原因，贡献率为——25.1%。其他物质投入和化肥投入的减少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分别是——15.4%和——0.6%。
同全国情况一样，2004年主产区粮食产量恢复性增长，比2003年增加了11.35%。除其他物质投入的减少对主产区粮食产量是负面影响外，其他各影响因素对主产区粮食产量的恢复性增长都做出了正的贡献。贡献最大的是包括政策、技术进步等因素在内的其他因素，贡献率达50.9%，其次是有利气候条件所导致粮食成灾面积的减少，贡献率达49.8%。
从1983年——2004年整个时期来看，化肥投入对主产区粮食产量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达68.0%，其他物质投入的贡献率仅次于化肥投入，为40.7%。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对粮食产量有明显的不利影响，贡献率为——16.8%。
4.影响因素分析结论及其政策启示
通过上面对全国及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点基本结论：第一，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主产区来看，播种面积、其他物质投入和化肥投入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三个主要影响因素，尽管影响程度在全国和主产区之间有差异；第二，无论是全国还是主产区，自197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化肥和其他物质投入的增加，而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具有较大的负面作用。
上述两点基本结论具有如下重要政策含义：切实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耕地并尽最大可能保证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化肥和其他物质投入特别是增加对粮食主产区的其他物质投入，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稳定和提高主产区及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