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迹文坛多年，回首来路，乏善可陈，既离自己曾经的期许甚远，又让许多好心的朋友失望，心里很是落寞。单是落寞也就罢了，许多时候却不免尴尬：参加的活动碰巧连着了，会被指为热衷露脸；写了有关同行师友的文字，会被指为营造自己；现在这样的短文写多了几篇，会被指为不务正业；而一旦夹紧尾巴，躲进小楼成一统，又会被指为孤傲，自绝于社会，较有善意的批评则是常见的“脱离生活”，等等，总之是老鼠钻风箱两头都跑不出去。究其原因，不出“江郎才尽”四个字。
倘若不曾与“江郎”沾边，谁对你都一无所知也就谁都不会说长道短；倘若“才”未“尽”，而是更加轰轰烈烈地成了大师，则举手投足都是大师风范，不用说梦话都直接超过唐诗，连喷嚏都是天才的韵律，众人只有仰慕的分。
崇拜成功，崇拜英雄，崇拜一切出类拔萃的人事，这是全人类的天性，很正常的。我想说的是，对尽力了但没有成功、没有当成英雄、没有出类拔萃的人，是不是就必须报之以非议，甚或讥刺；必须拿根大棒守着，不论他怎样动作都迎头一个棒喝；必须像早年听惯的那样来一声大东家式的训斥：工人给你织了布，农民给你种了粮，你对得起他们吗？
不论从事任何职业，一个人只要是在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矢志不渝地努力，不论成就大小，成功与否，社会给予充分的理解，我以为远胜于伤害。有关的看法，鲁迅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说，运动场上“……那虽然落后而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就写作而言，一个人并非只要曾经被人叫做了“作家”，他就必须永远才华横溢，大作迭出，否则就几乎是一种难以原谅的过错。只有他缺乏自知之明，永远拿自己曾经的那点作为真当回事，永远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永远想天下风光占尽，占不尽就生气骂娘，才多少有点烦人。
作家写作枯竭，当然可以找许多原因，但才华肯定是一个必要的原因。才华有限和缺失，对一个选择了写作作为人生目标的人，原是一种很痛苦的莫大的缺憾。这缺憾跟所有生理缺憾其实没有区别。
而一个人的生理缺憾是不该被非议和讥刺的。
看到对戏台上拿生理缺憾逗笑的批评，我很有同感。年轻的时候不懂事，我也犯过这类自以为聪明的糊涂。早年插队，队上有个小时候跟人斗殴失去了一只眼球的人，落了个“独眼龙”的外号。因为他最大的爱好是暗中盯人，尤喜偷看女生洗澡和如厕，抓阶级斗争的时候，盯见两个人邀伴去棉花林深处解手，跑去工作组揭发他们密谋反革命，结果其中一个受不了冤屈喝农药自杀了，引起了大家的憎恨。我在私下给他另取了个外号，叫做“片面性”。一是“独眼龙”太一般，二是“片面性”突出了当时大讲的政治，一下就得到大家的认可，风传开了。只有他本人闹不明白，大家这样叫他，他很困惑地使劲眨那只独眼，仿佛非要搞清楚自己到底“片面”在哪儿。这严肃让大家更其笑得前仰后合。我当时很得意，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有了对这幼稚和尖刻的羞赧。在一个偏执和暴徒精神的瘟疫肆虐的时代，其人又何尝不是受害者，他的个人品性或许可论优劣，但落点应该在那品性而不在那眼睛。何况他当时也那么年轻，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啊。
举了两个自己生活中的例子，想要讨论的就是两个字：宽容。生活中需要宽容的人事太多太多了。尽管在房龙看来，“从广博的意义上讲，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但是，“既然我们举目共望同样的星星，既然我们都是同一星球上的旅伴……既然生存之谜深奥得只有一条路才使人找到答案”，那我们还有什么老是要相互过不去的必要呢？